昨天傍晚，走進萬華朱慶文家，在他靈前上香，看著遺照上熟悉的微笑，很難相信，這麼年輕、熱情、正派的記者，就這樣走了。

　　朱慶文是我引以為傲的學生。他唸工專畢業，因為熱愛新聞工作插班進輔大，跟我一起創辦《生命力》，畢業後歷任聯合報、聯合晚報、蘋果日報記者，經常在遍地血腥的社會新聞線上 發掘充滿人文情懷的故事，每回有人問我，《生命力》學生進了新聞界還能堅持理想嗎，我總會拿朱慶文當範例。

　　我萬萬沒有想到，年僅三十八歲的他，會積勞成疾、會因心肌梗塞猝逝。

　　我去年出版《打造公民媒體：輔大《生命力》新聞團隊的行動研究》一書，曾請朱慶文寫一篇文章回應，收在附錄裡，他在這篇文章中闡釋了自己的新聞理念和報導策略：

　　「如今從事記者已近八年，雖然一直在商業媒體工作，但我總帶著另類的新聞眼，開發出許多不一樣的新聞，回首思量，有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大學在《生命力》跑新聞的「身教」。

　　因此，當同業都在看李登輝的翠山莊時，我則瞄到翠山莊旁撿瓶罐的老人，原來在台北市外雙溪的豪宅外，有個住樹洞靠撿拾瓶罐維生的家庭；還有當我在跑法院時，同業都注視著法庭內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時，我的餘光又瞄到法庭外一群抄著筆記討論的老人，原來他們是孫立人將軍的部屬，在白色恐怖時期做了黑牢，如今臨老他們不靠律師，自己寫狀紙打冤獄賠償。

　　這種眼睛雖兼顧主流媒體的焦點和標準，但用新聞眼的餘光找尋弱勢族群的聲音，這是《生命力》給我的第一個啟發。

　　而我帶著這樣的精神，在主流媒體中「臥底」，試圖在大家都追求最大商業利益的新聞標準中，盡可能夾帶不一樣的新聞，讓這些社會底層的人有機會發聲，雖然被報社丟到資源回收筒的機率高，但還是有成功的機會而且成就感會更大。

　　《生命力》對我的第二個啟發，則是在一條採訪路線上，要注意開發非主流、弱勢的消息來源。跑法院，我不只跑法官、檢察官、律師，我還跑基層的工友、書記官、駕駛，因為這些非主流的消息來源，往往可以提供看不到的基層觀點，新聞事件的外觀不至於被強勢消息來源所宰制。

　　我常說對《生命力》有股濃厚的革命情感，但最貼切的說法應該是，《生命力》的教育徹底改變我對新聞的思考和血液，就好像警察在黑社會的臥底一般，雖然外表看起來是流氓，但骨子裡仍有著堅持，不肯跟主流新聞標準低頭的堅持。」

　　慶文不僅是個好記者，更是個好兄長。他父親早逝，他作為長子，很早就幫媽媽一起分擔家計、照顧三個妹妹。他插班輔大，比同學大了六歲，他又像大哥一樣照顧同學、學弟妹，女同學有感情問題會找他哭訴、經濟拮据的學弟妹也曾到他家長期借住。

　　昨天，我和慶文的同學坐在朱家客廳沙發上，談起慶文軼事，才知道這套宛如KTV包廂的沙發背後有個貼心的故事：原來，慶文的同學們感情好，常上KTV，但總是聊天聊個不停，唱不到幾首歌，慶文心念一動就買了這套沙發，請同學來家裏暢談，既享受KTV的氣氛又不必花錢。

　　慶文學生時代半工半讀，擔任記者九年來拚命工作，身體終於吃不消。一個多月前，他跟同學提到胸部會痛，但仍勉力工作；朱媽媽注意到一向生龍活虎的他，最近下班回家都累癱了。一兩個禮拜前，慶文到新光醫院做檢查，預定九月二日看結果；八月廿八日清晨，他嚴重不適，自行開車到和平醫院掛急診，和平醫院發覺是心肌梗塞，緊急轉送新光醫院急救，但已無力回天。慶文就這樣離開他摯愛的家人、同學和記者工作。

　　離開朱家，我和慶文的十幾個同學餐敘，聊到將近午夜十二點。他的同學們大多也是記者，也和慶文一樣，在越來越艱苦的媒體環境裡為工作奮鬥、為理想打拚；我們痛惜慶文的驟逝，也提醒彼此，一定要把健康擺在第一位，有異狀就要提早就醫，畢竟，新聞再重要也沒有生命重要。（本文原發表於阿孝札記http://www.ashaw.org/2008/08/post-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