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局最近計畫將研議多時的「廣電三法」提交行政院院會討論，該草案版的九條有關為普及發展廣播電視並提升其服務品質，而設立的特種基金之規定，竟違反其初衷，片面聽信業者說詞，將以「營業額」為基準的提撥方式，改為以「盈餘」作基準，如此立法大開歷史倒車，回到類比時代，真不知將如何向社會大眾與媒體產業未來交代。

　　傳播事業設立特種基金以回饋公共利益，始自1983年立法的「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條例」。依據該法成立的廣電基金，從今日角度來評估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其關鍵就在以「盈餘」作為提撥的設計。該草案在1981年於立院教育、交通與內政三委員會中就曾有熱烈的討論，「盈餘」不可行早有定論，如立委認為：私人投資的純民營電台，賺了錢就轉投資事業，如果沒有盈餘就不用提撥了；也有委員以行政學原理指出：因業務需要而來的政策目標，其步驟與計畫是否能落實，單看是否有穩定的經費配合。如果有錢就作，沒錢便作罷，使這樣的業務經過立法成立，卻無確定的未來，甚不合理。當時的立委甚至提出更進步的設計，包含徵收廣告或電波特雀O來取代「盈餘」，可惜在威權時代受三家電視台壟斷利益遊說而失敗。

　　當年可以因盈餘提撥讓廣電基金開跑，主要因為電視壟斷，致使前二十年廣告營業額平均成長率高達69.87﹪，請問這樣的榮景，在數位時代多頻道競爭激烈的狀態下，何以復求？政府立論的基礎，是否時空倒錯。結果因經費前景不明，運轉後的廣電基金，不但無法在八０年代協助公共電視成立，延宕了先機；到了九０年代，更因無線商業電視台市場佔有率逐年下降，開始拒繳，致使基金業務不斷萎縮，到了今日不得亟思透過立法以再造，如今再造不成難道還想重導覆轍？

　　1997年美國數位電視公共利益與義務總統諮詢委員會報告，系統地規劃數位時代促進媒體公共利益的各種策略。其中就頻道開徵公益基金部份，清楚地指明是營業額 (gross revenue) 而非盈餘 (surplus) 作為開徵基數。這樣的方式有數種好處：一、媒體的公共義務可以制度性外部化，創立基金專業執行，避免因自律與他律方式造成內容審檢的疑義；二、促進公共利益的數位內容制播，可獲得較有力的位置，有效開發資源，社會並可清楚檢核贊助的成效；三、公共利益的數位內容生產，有穩定的財源，避免受政黨勢力的干預（如不致發生這次廣電基金承接政府委託案的風波）。

　　該報告又說，種種促進數位時代媒體公益的作法，其實寓意著「汙染者付費」的概念，正如同德國社會學家Beck強調的「風險社會」所示，今日人類大量運用現代科技的結果，創造了高度的不確定感與副作用。以數位時代媒體爆炸而言，多元頻道帶來五花八門的內容，使國家審檢失靈；然而內容優劣不一，媒體近用的門檻又難設防，各種謠言、毀謗、非資訊、貶抑人權、散播仇恨的內容充斥，已如同媒體公害侵蝕社會的立基，亟需一種結構性矯正措施。因此，商業媒體既使用了稀有的頻寬資源，就應當將此風險列入成本考量，提撥交由專業團體製播非營利內容，以彌補自身疏忽所造成的文化汙染；難道要等到賺錢階段，才來論及心靈環保？台灣經濟成長所付出的慘重環境代價，足夠作我們的前車之鑑。

　　新聞局自毀立場，提出比1993年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還要倒退的設計，回到威權時代，真不知如何迎向未來數位匯流競爭時代的公益需求？希望行政院審查該法時，應當徵詢社會大眾、團體、專家學界意見，制定一個有長期規模與計畫的媒體制度，而不是單單取信業者一方之詞。否則政黨輪替，在這部媒體大法的關鍵設計上，豈不呈現倒退的表徵？這將是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笑話。(本文原載2003年4月17日《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144期，作者為媒體改造學社執委、公共電視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