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二日由媒體改造學社、台大新聞所針對中國時報裁員事件，舉辦兩場座談會，與會來賓包括資深新聞記者、記協代表、關注媒體發展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傳播學者以及各媒體工會領導者，透過多元的角度或者勞動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共同聚焦討論討論近年來中時集團大規模並粗暴的裁員事件，所凸顯的是報業、新聞勞動環境以及市場結構、國家相關政策等問題。
第一場題目為「報業經營的出路與媒體政策的想像」，與會來賓分別針對：1.台灣報業如何設定言論立場與維持新聞品質？與讀者的關係為何？2.台灣報業內部經營的特色為何？有何問題？3.台灣報業發展的歷程，對未來媒體政策有何啟示？等三個子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時電子報加入裁員 林聖芬缺席
座談開始前，意外出現一些插曲，首先中時集團旗下的中時電子報，今日再度宣布裁員，以美其名為「新一波瘦身計畫」實際上仍舊是粗暴裁員的方式，將十位記者全部開除，另外也包含大部分的編輯。如此，凸顯座談會之外報業的資本家仍然對者新聞工作者磨刀霍霍、遲遲不肯停手。
另外原本願意以苦主身份前來參與座談的中國時報社長林聖芬，意外臨陣脫逃，改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參與座談，這個「一逃、一取代」，或許象徵著，在台灣報業嚴重衰退、新聞品質令人憂心、媒體工作環境血腥化、劣質化的關鍵時刻，關心媒體的非營利組織比起商業媒體、報老闆更令人期待。
第一場座談會中，首先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針對言論市場概況以及市場與報業品質之間的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他提出了一個震撼彈：「自由時報這幾天就要大裁員，不會少於五十個」。他認為現在是報業寒冬，「新聞工作的流浪狗，大概滿街跑」，如此也突顯出一個事實是，「每個報社都有共識，不裁員就沒有辦法經營。」
根據俞國基的分析，裁員的因素主要是廣告被瓜分。解嚴前中國時報稅後盈餘可達二十億，解嚴後陸續有新報社加入，逐漸形成現今的四報競爭情勢，加上新媒體參與，使得廣告分散。從數字來看，現在四個報紙的廣告量差不多是十幾年前的四分之一，如此收入相對於開支的不平衡，使得經營者不得不裁員。
他也認為，裁員現象跟新聞品質之間的關係在於：「裁員會有反淘汰現象，能力高願意被裁，可以拿一筆錢另謀新職」，有能力的新聞工作者離職，「而留下來的，反而是能力比較差的」，也就使得報紙品質越來越差。
記者深度調查不再 新聞淺薄化
第二位與談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則就台灣媒體發展提出她的看法：
在威權政治還沒有鬆動之前，聯合、中時兩大報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副刊有許多令年輕人非常喜歡東西，兩大報也往往能從文化的角度往政治衝擊。過去也可以看到一些優秀的記者（如林照真），安頓在兩大報，現在慢慢已經不存在了。在香港的壹媒體搶攻市場之後，不再有好記者作深度調查，新聞往膚淺化、偏頗化的方向去走。對於台灣既有報業而言，她認為：「市場因素催化了現在幾大報業朝藍綠政治偏頗的傾向發展。」
她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台灣三大報的政治意識型態，不代表壹媒體沒有意識型態，從最近減稅廣告事件可以看出，黎智英徹底擁抱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意識型態，「目前看來他的意識型態好像是很成功但難道台灣的報業只能有純粹市場經濟一種邏輯？」報業的公共責任，與做為民主社會第四權的角色哪裡去了呢？
最後，她認為：從以前到現在，台灣報業強烈表現出「侍從文化」。這種侍從文化不僅表現在官方與報業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組織內部，許多新聞記者與報業老闆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以中時為例，余紀忠經常拔擢青年才俊，被提拔者往往感念他的知遇之恩，使組織內部呈現出一種侍從文化性格。就記者的專業而言，這種欠缺專業自覺的文化，意味著民主報業體質的負面。不過邱執行長並不願就此為台灣報業下悲觀定論，她認為：「民主的社會需要一個養成過程，也許是因為我們還在發展的過程中，記者的專業不夠好，專業組織(像記協)也組織得不好。」
過多新聞頻道 不利平面媒體
第三位與談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其研究專長在於媒體政治經濟分析，在座談會中他也提出一些研究分析和看法：
首先，馮教授認為必須要破除一點迷思是，現在各國的報業發展並非一律衰退，如果從中國和印度的報業發展來看，2003-2007兩個國家都有大幅成長，「新科技的影響對各國報業影響不一，總體來講國外賺錢報業也有」。然而台灣報業惡化是不爭事實。就各國比較來看，台灣閱報率大幅下跌，其次在經濟持續成長情況下廣告量依舊下跌，第三在各個民主轉型的國家中，台灣成為少數原本領先的報紙經營到快倒了的例子，這三點凸顯出台灣報業衰頹是一個特殊例子，而不是通例。
馮教授進一步分析，使台灣報業狀況特殊的原因在於：過多的新聞頻道不利閱報文化的養成：他認為新聞頻道除了吸收廣告之外，自1996年開始大量新聞頻道出現，經過十多年的影響，使民眾對於新聞接收的習慣（文化）變得膚淺，閱報率自然下滑。
至於報紙品質低劣、內容混亂，是誰應該負責？馮教授認為必須就事實和責任作一個釐清，事實上，「國家與老闆問題比較大」。因此，若要改善目前的狀況，最後馮教授也提出一些思考方向：
1.國家應發展適當的媒體政策：在歐洲國家經常可見對報業提供協助的政策，美國近期投入國家資金介入市場、處理次級房貸。這兩個例子顯示，國家不能介入市場或插手媒體，其實是一種迷思。
2.藉由工會組織建立員工自行辦報的可能機制：借鑒國光客運的例子，該工會組織員工接手即將倒閉的國光客運，成它s活下來。因此他認為，如果媒體工作者能夠有一個強有力的員工組織，或許就能形成一種可能，在面對報業經營不善、報老闆不良的情況下，由員工自行辦報或者經營媒體。在此，馮教授特別強調：「報紙不只是報紙，是社會民主的資訊取得的一個重要的機制，那麼媒體如果自己沒有信心自助，那麼就很遺憾。」
工會運動 媒體白領少參與
第二場座談以「從中時事件看媒體勞工運動的未來」主題，由前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聯合報產業工會理事長徐國淦、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代表及目擊者總編輯顧美芬參與討論。討論提綱為：
1.面對資方以閱報人口衰退、廣告市場萎縮為理由，要求調低員工薪資福利，或直接關廠、或大量解雇，媒體工作者應如何因應？
2.白領新聞工作者（記者、編輯）加入工會的比例向來不高，為何如此？面對報業的變遷以及更嚴酷的工作環境，具體團結白領工作者的可能性何在？
3.如何平衡專業信仰與工人團結的目標，使專業自主與媒體工人運動結合？
座談開始前，主持人劉昌德（政大新聞系助理教授）特別播放一則由公視拍攝的關於中時裁員的紀錄影片–「公視獨立特派員-怒火中燒」，劉老師特別強調：面對勞動問題，非常大的問題是經常被視為是別人的問題，但是從影片來看，這些東西是每個經歷者真實的故事，藉此他呼籲在場聽眾，應該更嘗試同理與體會勞動權的問題。
陳文賢指出：目前媒體相關工會大約十幾個，這幾年被裁員都還可以領到一筆錢，以後的媒體人大概不能領到這樣的費用。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媒體工作環境，媒體人應該如何自處，陳文賢認為：「我覺得要用工會、集體力量一個都不要讓他裁。」他強調：「這是一條很難走的路，大家在想各式各樣的路希望能活。」
嘗試說明為何工會運動對媒體人如此重要，陳文賢表示：「有人經常在問，老闆經營困難還以工會抵抗對嗎？當一個企業想到要精簡內部經費，大概這個企業不太可能有翻身機會。可是另一條可能的路，如果這個老闆抱著大家一起生一起死，那還有可能。那麼我們就要設立一個機制，來讓大家結成鐵板一塊。如此，資方才會把力氣放在外面大餅經營。」以中時為例，目前他們有一組人專門來作裁員、分化工會的工作。但是從北歐易利信公司轉而經營國外市場來看，「唯有集體抵抗，他們才會願意想不裁員的經營方式。」
就中時工會經營的例子，陳文賢指出，中時工會絕大多數以藍領為主，而白領階層通常只願意繳錢而不參與活動，箇中理由在於白領記者過於強調「講道理」，因此當遇到不合理的問題，連當場反駁的行動都沒有，使得工會無法有行動力，因此今年中時工會通過討論決定於年底解散工會。
爭取工作權 記者自保靠運氣
陳文賢強調：專業遇到權力的時候通通沒有效。他以過去在中時遇到的情況說明：「我們記者對這點是非常輕忽的，當初報業進入電腦化的時候，一些單位消失、工作要加到記者身上，那時候我們藍領就要求給我們另外的安排，記者他們積極配合的結果是讓自己更忙。」所以他認為，專業必須要展現在集體身上，作為一個受雇者如果還是循著競爭邏輯，認為只要夠專業就能不被裁員，「只會死得越難看」。因此，他確信：工會抗爭是有效保護工作權的手段。
相較於中時工會一貫採取激烈抗爭、與資方對立的立場，聯合工會則以較為和緩的經營方式，強調跟資方進行協商來爭取員工利益。
徐國淦表示：「我也感覺到現在工會相當的低沈，要很清楚瞭解到，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聯合工會是在資方同意下設立，跟中時工會不同，但終極目標都是照顧勞工。」接著徐國淦提供數據表示，聯合工會員工參與比例極高。工會透過積極與資方協商、簽訂團體協定，希望讓勞資雙方取得權力的蹺蹺板。而這份協約比現行的勞動法都好，這份協約就幫同仁爭取更多福利（比勞基法）。因此，釵h員工都願意加入工會。
第三位與談者是為記協代表，同時也是目擊者雜誌總編輯的顧美芬，她表示：近期因為中時問題他經常進行相關的採訪工作，發覺到當面臨勞動權受損時，記者的工會意識幾近空白。「記者好像都不願加入公會，其實中時工會就是由三個記者開始（鄭村祺等），十年前馮建三老師轉寫目擊者雜誌問：為什麼記者不加入工會？如果不加入，就加入記協？但是十年來記者參與團體的意識還是非常薄弱。」
在專業自主的問題，顧美芬特別強調：「為什麼要談專業？在這些年來我的觀察，除了蘋果日報記者有比較多的專業記者，各大報記者都面臨許多奇怪的現象，被要求負責報量、配合政治宣傳、助選、買公司股票……。」這點也突顯出，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是目前記者經常遇到的狀況，因此她鼓勵記者應該多加入工會，另外他也呼籲「傳統新聞教育缺乏工會意識教育，大家可以多看看職場問題、多思考。」
終場前，主持人劉昌德就他長期對媒體勞動權進行研究觀察表示：簡單來說，過去十年為因應媒體產業衰退，在工作權上受傷害時，記者常求自保。但這種個人式的解決方式是非常碰運氣的，經常只有少數人能存活。
在三位與談人的談論中，或許看不到明確、具體或者樂觀的未來。然而，值得現職媒體工作人員會未來即將投入職場者思考的是，自己的未來，或許就在堅持勞工運動的陳文賢的問題裡，那就是：「你們要不要積極出來參與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