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界具崇高榮譽的「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s)」,一世紀以來表揚無數傑出的新聞工作者。其中兩位:1991年11月以鏡頭見證蘇聯垮台歷史性一刻的攝影獎得主劉香成、獲得2008年國際報導獎的史提夫.費納魯(Steve Fainaru),去年則揭露了美國黑水(Blackwater)保安公司槍殺伊拉克保鑣,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一案,使美伊戰爭發展改變【註一】。兩位傑出新聞工作者,日前應邀至政治大學,分別以「國際戰爭與衝突報導」與「蘇聯的瓦解」等為題,與學子分享畢生經驗。
戰地記者 新聞臨場感染力強
史提夫.費納魯現任華盛頓郵報駐外記者,長期派駐伊拉克。畢業於密蘇里新聞學院,職涯從體育記者開始,十年後,希冀透過新聞發掘人類生活的不同面貌,他說:「一個記者最希望的就是紀錄這個時代的事情」,轉職於華爾街日報等,2000年始在華盛頓郵報擔任調查報導記者,走訪過古巴、墨西哥等地。
面對如此危險的工作,他持續下去的動力,費納魯說,就是想要「改變(make a difference)」。隨軍隊「駐紮」伊拉克,費納魯笑談到,除了「武器」以外其他都要自備帶齊,交通工具常是只有幾塊盾牌保護的小貨卡,安全問題是每日面臨的考驗。回歸新聞工作,以前學習的工具與技巧在戰地當然都是通用的,而收集、處理資料的方式,費納魯則說,必須親臨火線,記錄所有看到的、聽到的、人們談論的,並且進行訪談,在危機四伏的戰地,「耳聰目明」是不變的新聞工具。
對於戰地新聞的發掘,費納魯以恰臨早上還在宣傳投票的軍人,晚上當街槍殺現場的例子,指出在戰地由於變化甚快,應當跟隨直覺,若是自己能夠感興趣的事件,大眾一般也會;除了事件表面的人、事、物等,並且深究事件的影響、甚至「誰付的錢」等,費納魯並引用敬重的越戰記者David Halberstam名言:「持續不斷地收集、保存資料,就有可能成為新聞故事的轉捩點或材料。」而戰地事件本身就有一種特殊臨場動態性,在描寫上,費納魯則強調:「眼前的『細節描述』,則具有感染的力量。」
對在場的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郭崇倫問及,受軍方保護與報導自由是否有扞格,費納魯指出,在戰地受軍方保護是好處大於壞處,最重要的是受軍方保護,讓他得以親臨現場採訪;當然有時候寫了他們較敏感的事情,軍方不會讓他離開,這是另一種審查。
另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朱立則指出,戰爭報導並非只有輸贏,而是背後的策略、協商與斡旋等,才能試圖掌握真相,每個報導者帶著不同的背景進入報導場域,如果先下定義再去看,就無法客觀,但是鐵石心腸,是很難做到的。費納魯說:「愛國主義、人性與偏見等,確實無法完全割捨…在伊拉克時,真的有愛國主義的情感…當記者是一種服務,當我認識的美國軍人捐軀時,我不會刊登他們的名字,我想這是基本的人性,也不應該拋棄,必須追求真相,但我同意,確實也無法作到完全客觀。」
相機見證歷史 劉香成懷抱人文素養
二十世紀中、後期,美、蘇兩極敵對,資本與共產,冷戰與鐵幕,為新時代的來臨降下序幕。劉香成見證了序幕揭起的一刻。1991年,他隨著CNN董事長Tom Johnson至克里姆林宮的隱藏場合,才知道要為戈巴契夫辭職拍影片,並被告誡怕影響錄影,不得照相。這事件意義何其重大,在場只有他一名攝影記者,悄悄設定相機,最後,抓住了戈巴契夫將最後一張講稿翻過來的時機,按下快門,「only one shot」他說,「我知道我拍到了」,在被工作人員打了一拳,又苦苦哀求才能出去後,劉香成盡全力跑過紅場,看到數百記者不得其門而入,坐進汽車,抬頭一看:「蘇聯的旗降了下來,紅旗升了上去」。蘇聯瓦解了。他立刻返回辦公室發稿,隔天,這張照片成為全世界三千多家報紙的頭版。
劉香成幼時歷經中國舊秩序時代,留美主修國際關係,最後一年學習新聞攝影,被《生活》雜誌相中,隨後待過如《時代》雜誌等報刊,之後擔任美聯社美國西岸報導負責人,了解到編輯的想法與需求。九零年代後期,劉香成自動請纓前往戰區報導。蘇聯撤軍時,眼見堆滿五個體育館的屍體,感受到戰爭絕不應該輕易被啟動。
對於新聞工作,在談及與錢尼(當時美國國防部部長)一同參觀米格31戰鬥機時,蘇方希望與美國合資,觀察到那些在紙巾上就可以教人家怎麼做核子彈的人,卻連十塊工資都付不出來,只好用卡車來代替工資的事件,他說:「對於記者,有時候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準備是否足夠」,道盡新聞工作的不確定性。
新聞攝影的生涯,劉香成說,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都是在競爭「頭版」,但主要的是記者帶著是怎樣的「思想」,他認為,記者應當具備人文關懷,人文關懷與器物操作、以及本身思想的三角關係,在新聞工作中至關重要。並且以採訪蘇聯垮台、群眾抗議的經驗,強調到任何一處,必須要了解當地的文化價值,否則容易吃虧,報導也易失真。此外,劉香成指出,透過新聞工作建立的許多人脈與誠信力,也是關鍵,普立茲得獎作品之一戈巴契夫辭職照,就是因為與CNN董事長建立了良好關係,才能一同被帶進克里姆林宮。
數位科技 記者工作雙面刃
身為記者,劉香成認為記者也必須懂得思考「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劉香成幼時經驗,因而對中國充滿關切。他觀察到中國取得奧運主辦權時,世人必會對中國感到興趣,思考六十年來中國人走過的路,由自己的觀點,催生了《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圖文集,並以短片讓與會者一窺究竟。
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劉香成說:「在傳統時代,是每次出差到一個任務,無論是拍攝人像、災害或戰爭,對老的技術,所謂的『決定性的瞬間』,是指我的思想、我的心(情懷)與我的快門,在同一線的時候,我抓到這個場面。」以前只有三十六張底片的膠卷時代,劉香成笑說,每次上「戰場」前都會數數自己有幾顆「彈藥」,因為所有事情都在變,會擔心下一個瞬間來到時,還會不會有底片,養成隨時準備好,去看、去思考、去等待的習慣。
科技對劉香成而言,是個「雙面刃」,雖然技術給予了無限可能性,但同時,也讓原本要作攝影記者的原因,打下了問號,劉香成舉知名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自述,拍了這麼多張相片,值得看上三、五秒的不會超過五十張。劉香成強調,如果相片不能讓觀賞者產生共鳴,即便如何談技術云云,還是必須要回歸攝影本質。
【註】Steve Fainaru演講除現場錄音,並感謝林珮君小姐記錄,張蓓琳小姐提供之會議摘要。
【註一】Steve Fainaru獲獎報導全文可至普立茲獎網站觀看 http://www.pulitzer.org/archives/7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