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電子媒體集體撤離洪曉慧住家的自律行為，是非常好的，至少媒體找到了一個方式讓自己能不要報導這樣侵犯隱私的新聞，這樣的新聞沒有任何價值，不管是對社會或是對記者本身。」劉昌德助理教授說，從前媒體不知道如何阻止，現在總算有一個方法。然而，談新聞自律機制的方法，還必須深入探究新聞自律的內涵、亂象的成因，新聞自律機制才能有效、長久。

　　劉昌德指出，自律機制最主要的關鍵，是「由下而上」，並不是由新聞部門的主管，而是由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記者）能共同體認到問題並且討論，主導自律，握有實權的新聞部門主管進行的自律機制，是較快、有效，但是較為短期的辦法。「……這樣的辦法我們無法相信，只要是主管，包括組織本身的各種考量會在裡面，今天在洪曉慧這裡可以撤守，明天在阿扁那裡又可以恢復，一樣是侵犯隱私，這樣是假自律……業者的要求不叫作自律，叫市場力量，第一線的工作者應當要能決定如何行動。」洪曉慧事件，若為主管意見後的行動而「陸續」撤離，撤與不撤之間，記者本身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在新聞自律的範疇中，代表市場的業者、國家的政府、代表社會的公民，以及專業自律（工作者）四方力量互動。台灣的情況是，市場力量太大，應當加強另三者，共同對抗市場力量。在台灣，公民團體相對疲弱，專業工作者沒有「工會」（非業者組成的「公會」），工作權難以保障下，談專業意理更形困難。

公民團體與專業工作者 抗衡市場力量

　　國家或許最能制衡市場壓力，業者想的是如何讓政府撤守，但媒體不可能不受管理、監督，劉昌德強調，納入國家並非由政府管內容，政府也不必、不要管內容，而是從「結構」管制著手，扶助公民團體與專業工作者兩股力量，建立平台，與市場抗衡。結構管制的作法，劉昌德指出，比如說自律的罰則作為換照的標準。「……諮詢委員會兩個月開一次會的觀察量是可觀的，如何納入換照依據，進行結構性管制……若透過自律機制的決議，只是罰款由政府機關作，並不會有什麼問題。」

　　此外，劉昌德認為，自律機制也不能只是「諮詢」性質，沒有強制力的委員會，最後還是業者在決定，好像只是「回家管管你的小孩」，當然並非完全由第一線記者決定，而是四方力量必須平衡，媒體主管代老闆執行管理，怎麼能說是專業自律，這不是個人而是角色的問題。

　　「上超商買棒棒糖都有食品衛生管理法，但是不好的言論商品危害更大，尤其媒體影響力這麼大，如何能不管制，如果擔心的是管制的方法，換個方式想，怎麼讓媒體內容的監督更加民主化，我想沒有人會說不能有食品衛生管理法，關鍵是怎麼管、該管哪些，更何況我們已經看到不管的結果，是很糟糕的。」劉昌德表示。

新聞公評人制度 實際操作待觀察

　　對照國外新聞自律，他認為美國其實是不好的例子，如果自律是對市場的要求，就不應當由業者作，如美國的公評人（ombudsman），是由業者雇用的，美國也發生許多次公評人被老闆開除的事件。假如說是公共媒體的公評人，關鍵是媒體性質，並非公評人制度本身，美國國內研究對於公評人效力仍舊非常保留，在無法有效改善媒體環境下，相同制度移植到台灣，效果恐怕也是有限。歐洲來說，如英國、德國，工會傳統深厚，工作者有一定的發言權，記者本身有能力決定行動【註一】。

　　在收視率與廣告壓力方面，劉昌德也認為，假若不是事事以利潤為優先考量，媒體不會淪為其所宣稱被「綁架」的局面。「因為所有的問題仍是出在媒體環境結構上，台灣有線電視的問題是，容納太多的商營業者，每家只能分到蠅頭小利，投資少，才被廣告主牽著走，這也是過去不管的結果。管制結構如取得執照的標準與規格，或是考量多少家數符合良好競爭原則，主管機關應當要做這樣的研究，所謂的管制，是思考如何在結構上進行更好的安排。」

藍綠媒體有市場 撕裂觀眾情緒

　　此外，台灣媒體亂象最為人詬病問題之一，便是所謂藍綠媒體，「若說媒體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是個謊言，但是台灣媒體已經到了歪曲事實的地步。歐洲則比較少發生，並不是他們業者比較有良心，仍舊是媒體環境結構的問題。」劉昌德表示，必須要思考，為什麼這樣的媒體可以生存？因為「有市場」，台灣電視爭的不是百分之十幾、二十的收視率，零點幾就能夠存活。「要達到這樣的收視率，不是去找比較理性的意見，或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聲音，他們作的就是區隔市場，區隔政治市場。區隔市場本身不是壞事，找出不同品味、提供內容是好事，但台灣這麼多媒體，但都是小本經營，沒辦法作研發，最快的就是找到這個社會最大的社會矛盾。最簡單、最能夠動員人類情緒的矛盾……要說台灣的觀眾喜歡看，百分之零點五的收視率怎麼說是喜歡看呢？」

　　如果我們相信新聞自律必須捍衛新聞報導客觀與中立的價值，「顏色」若是媒體獲利來源，便很難期待由業者組成的機構與之對抗，政論節目的氾濫也可以相同邏輯檢視。劉昌德認為，所謂專業自律，希望是由第一線記者組成的組織，如工會或記協從事，但是在台灣，工會的評鑑制度、政府政策、社會傳統、組織微薄等問題，使工會力量薄弱，數質皆低，就算有，其成員白領記者少，多為藍領如印刷廠、工程或技術部門等。換言之，在沒有工會的情形下，便應當要思考如何建立平台，在自律機制內納入第一線的工作者，以及公民團體的力量。

【註一】：

　　美國作為報業「社會責任論」提出者卻無法首位實施，與其高度資本化氛圍有莫大關係。瑞典為最早有新聞法規的國家，18世紀即頒布「報業自由法案」，也是最早實施新聞自律的國家，1916年，報紙發行人協會、編輯人協會與記者工會聯合成立「報業公正經營委員會」。有關新聞自律研究，碩博士、期刊論文皆有所討論，如歐美的新聞自律機制研究，可參考：
劉昌德（2007）。〈民主參與式的共管自律—新聞自律機制之回顧與再思考〉。《臺灣民主季刊》，4(1): 109-39。
亞洲國家新聞自律機制，可參考：徐志明（2004）。《我國新聞自律制度之研究》。世新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