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報刊歷史很短，一百多年前始由西方傳教士引進，新聞教育則直到一九二十、三十年代才從美國移植到中國。百餘年以降，中國報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啓蒙、革命與追求國家現代化。這些角色結合了中國士大夫傳統及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形成一種鮮明的“文人論政”風格。梁啟超經過日本明治維新的中介，引進西學，倡導新民，影響了數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和志趣。清末保皇黨和革命黨在言論戰場的對峙，以及後來國共媒介爭奪戰，爭取民衆，建立法統，貫穿了中國近代史的場景。本書以民國時期報刊爲主，旨在結合民國史家與新聞學者，促進兩個學科的交流與對話。
首先我必須簡略説明本書的緣起。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提供學術平臺，於2007年四月召開一個兩天的研討會，名為《自由的理念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見本章附錄），邀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與美國部分專研民國史和新聞的著名學者共聚一堂。每篇論文在會上經過兩位學者嚴格評論，隨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會後由作者進行第一次修訂，其後復參考審查專家提供的意見再次修訂，屢經斟酌始告定稿，整個過程是相當嚴謹而負責的。今易書名，稱《文人論政：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以捕捉民國報刊“文人論政”的精神與特色，並考察其基本的成就與限制。我的學術專業不是新聞史，本來不應該班門弄斧。只因負責組織這場會議，編輯這本書，先睹各篇論文爲快，似有義務交代全書的旨趣和背景。玆以個人粗淺的理解，配合會議觸及的討論，忐忑寫下這篇讀後感兼導論，分三部分：文人論政，自由與民主，範式轉移。權且放在卷前就教方家。（註一）
中國近代報刊的研究，以民國時期爲主，現今還在篳路藍薄B開啓山林的階段。據統計，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民國時期報紙凡三千種，刊物凡一萬種，浩瀚大觀，但目前只有《新青年》、《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等少數刊物剛剛印行，由此激勵學術研究洵非偶然。本書策劃伊始，即邀約學者們就範圍和主題内自由擇題撰文，不料多數作者不約而同環繞胡適的言論事業展開討論，有些題材不以胡適為中心，也無法不旁涉他的角色（例如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引入中國）。這裡到底透露些什麽訊息？臺灣的胡適研究始終沒有斷絕，大陸長期禁忌打破以後近年來更躍登顯學，此固因獲得原始材料較爲便捷，在深層意識上卻是重新確認胡適的地位。
論辦報和論政風格的影響之大，梁啟超可謂晚清到民國以來的第一人，無有出其右者。梁啟超身兼數職（官，學者，流亡者，報人），他象徵了知識份子以報紙為突破口轉換身份，試圖重新進入政治輿論中心。早年民國報人多半留學日本，以日本的大報為藍本，接受明治維新所轉介的歐美思潮洗禮。除了梁啟超，還有《大公報》的胡政之、張季鸞和吳鼎昌，乃至為北洋政府所弒的邵飄萍、林白水等人，都以日本為轉口站來理解自由的要義。
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典範，承先啓後，比上一輩的梁啟超更有知識群體的自覺，他對同輩有號召和鼓勵的作用，對下一輩更有啓蒙、示範和提攜之央C他那一代的轉型中國知識分子，以歐美自由主義為綱，以刊物為形式，針砭國事。胡適對報業的直接影響當然不如梁啟超，胡適似乎也未曾以報人自居。余英時教授對胡適平生學術志業以及在新文化運動的地位有鞭辟入裏的分析，對其言論事業著墨不多，（註二）論政只是胡適成就的一部分，甚至未必是他最大的成就。縱使如此，胡適仍不楓陞蟆禤伝薯菪悛壅悀壑l論政的中心，像磁鐵一般吸引志同道合者。他在教學、治學和短暫從政之餘，拿起筆寫時評，建立言論事業（應該只能說是“副業”）的榜樣，闡述民主、自由與人權，時而尖銳批評現實政治，以致屢遭各方圍剿。《努力周報》（1922-23，共75期）談政治而碰壁，《新月月刊》（1928-1932，共4卷7期）為人權問題與國民黨弄得關係非常緊張，接著《獨立評論》（1932-1937，共244期）因揭露華北自治而被地方勢力查禁。（註三）中共建國以後，毛澤東於1950-1952年發動全國政治運動批判胡適，1954-1955年更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註四）國民黨遷臺以後，蔣經國曾因爲《自由中國》的言論及雷震組黨而犯怒，於1956年發出61頁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冊子，矛頭直指自由主義、胡適和其他人。（註五）國共政權長期敵視自由主義，胡適總是首當其衝，因此研究“胡適派學人群”（章清語）（註六）的言論，探討其時代背景、貢獻與限制，實在深具“文人論政”的典範意義。在本書裏，潘光哲教授分析《努力周報》（第四章），章清、張太原、陳謙平諸教授分析《獨立評論》（第五、六、七章），林淇養教授分析《自由中國》（第十四章），幾乎涵誘F胡適論政的整個心路歷程。由探討胡適的歷程，我們更深刻了解中國近代報刊史、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知識分子與權力中心等一連串問題。
正當大陸上民國史學界如火如荼“重新發現”胡適在各個領域的成就，專題著作已逾百篇，唯新聞史界無動於衷，讓人愕訝不已。例如權威教科書《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凡三巨卷，第二卷第八章涉及五四時期的新聞事業，僅簡略提及陳獨秀與胡適在《新青年》分道揚鑣，此外全書未再提及胡適，更無一字及於《獨立評論》。覆查該書第三卷卷尾的名詞索引，長達165頁（1056-1221頁），居然也沒有提及《努力周報》或《獨立評論》，好像是完全不存在的樣子。（註七）大凡歷史重要歷史人事俱可分析與褒貶，無論無意漠視或有意迴避都不免留下一些缺憾。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實是歷史學界為新聞史界提供部分補缺，但所彌補的不過是一個非常小的缺口，因爲無論從問題意識到資料分析，從點面研究到縱橫比較，我們都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文人論政
民國知識分子以報刊論政報國。這是儒家士大夫轉型到現代知識分子的階段，這個階段正是余英時教授所說的“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的一部分。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五四運動以後，社會劇變，中西文化激烈衝突，一方面要揚棄固有文化的包袱，一方面學習西方的思想與制度。知識分子手無寸鐵，急於救國，在何去何從之間如何拿捏分寸？余教授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極爲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尼Q心理去‘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沒有進入西方文化的中心。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註八）他說，民國初期中國社會仍然尊重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也保存濃厚的士大夫意識。從十九世紀末到“五四”時期是士大夫逐漸過渡到知識分子的階段。到了二十年代末，士大夫文化基本已消失了，知識分子迅速邊緣化，而到了四十年代，士大夫的觀念已徹底死亡。（註九）
前面說過，在民國時期文人論政的場景中，“胡適派學人群”的言論事業，從《努力周報》、《新月》到《獨立評論》，象徵1920-30年代間自由知識分子的國事參與，其角色特別突出。儘管當時社會上還是以從前對士大夫的心理期待於新一代領袖，知識分子其實已經邊緣化了。余氏的分析提供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1932年孟森在《獨立評論》寫了一篇論文，希望中國能產生一批新的“士大夫”，足以構成社會的重心。其二，比起梁漱溟和其他人，胡適從士大夫轉型到現代知識角色固然是比較完整的，但心態上還是沒有完全轉過來。余英時先生說：
胡適在美國受過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話文時也明白反對過“我們士大夫”和“他們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後來在討論中國的重建問題時，稍不經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潛意識，所以他把日本的強盛歸功於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言外之意當然是寄望於中國少數知識領袖做同樣的努力。（註十）
胡適在《獨立評論》曾主張由“知識階級、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組成“干政團體”監督政府。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推知知識分子嚮往士大夫時代的落日餘暉。因此，我們首先必須了解民國文人論政的基本限制：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而且還在繼續滑落，但好在有現代大學做後盾，他們不需要做報人，也可以透過媒介發言；另一方面，他們囫圇吞棗從西方引進各種主義（包括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不免流於皮毛膚淺，最後難於生根。
轉型的知識分子不忘“作之師”，既是學者，又是能文的時評家，類似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文人論政有哪些特徵？其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企圖以文章報國，符合“立德、立央、立言”的三不朽。若以胡適為座標，前輩的康梁，同輩的論敵陳獨秀、李大釗，同輩衆多論友，以及後輩的儲安平（即《觀察》），都像接棒一樣不絕如縷繼承了這個言論傳統。以時間的跨度來説，以民初軍閥割據登場，接著應付列強侵略，經歷國民黨專政，宣佈對日抗戰，以至於國共内戰，真是内憂外患，鮮有寧日。自由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西潮思想，走出書齋，面對國家落後和民族存亡，思以言論報國，甚至言論救國。他們在整個政治舞臺充其量是配角，雖發揮道德力量，實際的政治作用則不能高估。
文人論政以同仁刊物爲主，因爲本錢小，何況論政只是學者文人的副業，他們無法全力辦報。（註十一）早年康梁秉承士大夫的精神，吸收日本明治維新轉引的西方思潮，自不待言；到了胡適那一代人直接向英美取經，從士大夫轉型到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召喚卻仍然深受士大夫傳統所鼓舞。《大公報》的張季鸞初始學日本後來轉向英美，既是書生論政，也開始向職業報人轉型（詳後）。但無論西化程度多深，這些人的身上洗刷不掉儒家士大夫的薰陶，連反儒家反傳統者(如魯迅)的道德承擔也有濃厚的儒家痕跡。香火薪傳，一直伸展到臺灣一隅的《自由中國》。幾代關鍵人物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思想脈絡的傳承，以及其間之異同，尚待學界進一步釐清。
其二，他們感染儒家“君子群而不黨”的思想，無黨無派，個人主義的色彩濃厚，以國士自許，以清高自鳴，組織鬆散，效法英國的費邊社，論政而不參政。迨至九一八事件（1931年）爆發，國勢危殆，迫在眉睫，國民黨當局延攬《獨立評論》成員（如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周詒春、何廉）入閣，從政後即須退出論政團體。中國文人向來崇拜文字，傅斯年曾致信胡適說：“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這幾句話表達知識分子對政治崖岸自高的態度，也不啻高估了媒介和輿論的社會力。儲安平在《觀察》創刊詞強調，它是一個“發表政論”而非“政治鬥爭”的刊物，“大體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説話外，我們背後更無任何組織”。（註十二）正因爲他們沒有組織力量做後盾，自由知識人常感左右不是人。以《大公報》地位之崇隆，胡政之猶慨言：“我們始終是一個有理説不清的秀才”。（註十三）
許紀霖稱這批純粹論政的文人爲“觀念自由主義者”，一盤散沙，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另外一批“行動自由主義者”，包括張君勱、羅隆基、王造時等（都是拉斯基的門徒），加盟1934年成立的國家社會黨。1941年知識分子更結集成立“中國民主同盟”。（註十四）他們救國有心，行動無力，只能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討空間，最後奄奄一息，慘遭失敗。1949年以後國府遷臺，雷震創辦《自由中國》，奉胡適為精神領袖和保護傘；該刊備受特務打擊，雷震深感言論本身乏力，乃著手籌組反對黨，終致引起當局撲殺而一敗塗地。雷震從言論走向行動，在組黨的過程中胡適雖予道義奧援，並未參與實際行動。（註十五）《自由中國》不得善終，倒成爲日後臺灣黨外運動的精神寶塔，也是黨外雜誌援引的文化泉源（詳見第十四章及第十五章）。（註十六）
其三，自由知識分子和國民黨當局的關係曖昧，殊堪玩味。1930年代民族主義高漲，國民黨右傾化，日趨專制，文化復古，搞黨化教育，以期扭轉五四運動以來“不破不立”的革命風氣。而知識界開始左傾，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問題，掀起五四運動以後的社會主義高潮。張太原教授（第六章）從銷路、地理分佈、外稿數量以及社會評説等指標，説明《獨立評論》自由知識分子從邊緣到中心。該刊成員多為留美北派歸國學人，原與南京政府若即若離，但九一八事件後，有四分之三成員進入中央一級政府，甚至以個人身份入閣，位居要津，算是進入了權力的“準中心”，影響遠過於中央大學《學衡》派的南方學者。然自由知識分子在政府發生什麽作用，施展過什麽抱負，雙方的蜜月如何轉變，何以與政府分道揚鑣，這些問題都還值得細考。（註十七）《獨立評論》下筆平和，卻遭地方勢力（宋哲元）的查禁，又遭共產黨的攻擊。大致而言，該刊影響所及，僅限於都會城市的知識和輿論階級，但與廣大底層群衆幾無關聯。侃侃而談，而不能影響不識字的農民和勞工。（註十八）《新青年》和《觀察》亦復如是。《觀察》每一卷有報告書，寫編者的甘苦和發行量，承認有的讀者是中學生，但儲安平明言《觀察》是給高級知識分子看的，中學生不計其内。
桑兵教授（第十章）分析抗戰時期國民黨資助學人辦學術刊物，對外以抗日救國為目標，對内宣揚主義，推行黨務，對抗左翼的攻勢，但所有的努力終歸失敗，何故？這裡不得不探討國民黨的本質以及統治作風。首先，王奇生把國民黨定位為一個“弱勢獨裁政黨”，有獨裁之心，無獨裁之力，縱置黨於國之上，卻從未建立堅強的政權合法性；（註十九）國民黨企圖以三民主義治國，但這個弱勢意識形態無法匹敵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國民黨企圖動員文人和筆桿子建立合法性，但知識分子並未普遍認同這個政權。後來國民黨日趨腐化，與知識分子和中間力量更加疏離。其次，國民黨的組織師法蘇共，但黨國體制脆弱散渙，徒襲蘇共的組織形式，缺乏其組織與意理的内聚弁遄C蔣介石利用派系搞平衡 ，即如資助學人刊物的部門已甚駁雜，包括侍從室、黨部、國防設計委員會、教育部等，不斷上演互相牽制、傾軋、拆臺的劇目，最後連蔣介石也失去控制。桑文縷述顧頡剛於1938年獲組織部長朱家驊資助，辦通俗大衆刊物，竟屢遭教育部長C.C.派陳立夫杯葛，弄得不歡而散。（註二十）國民黨内鬥之慘烈，與自由學人關係之緊張，可見一斑。第三，如同王奇生的細緻分析，儘管國民黨自稱全民政黨，強調國民革命，其實組織鬆散，重中央，輕地方，重上層，輕下層。（註二十一）國民黨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未獲得知識分子衷心支持，更與下層嚴重脫節。知識分子接受國民黨資助辦刊，不免與自身的理想發生衝突。他們在動員民衆的過程中，也逐漸左傾赤化。例如顧頡剛的宣傳必須順應左派青年的熱情，卻導致陳立夫批評刊物社内太多共產黨人。等到國民黨退守臺灣，統治彈丸之地，言論控制比當年在大陸有過之無不及。
自由與民主
一般公認圍繞胡適論政的學者文人、《大公報》的筆陣，乃至《觀察》的主編儲安平，都是一脈相承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什麽才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成其為“自由主義”，必須符合某些基本要素。光有自由的文化傾向或態度，未必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在西方有眾多流派，在中國的歷史場景又作何解？晚清 “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一起從日本介紹到中國的。梁啟超最早所談的是“自由之義”，不是“自由主義”。五四運動談“德先生”，當時中國普遍貧窮，對於自由與平等的矛盾尚無深刻的體認，問題必須到後來才逐漸突現。還有，“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轉化成爲“中國的自由主義”？
歸納起來，大約有四種方法考察“自由主義者”。一，高力克教授（第二章）從哲學高度，以“自由主義”為“後設”概念，檢查陳獨秀和胡適對自由理解的異同。“中國自由主義者”是轉型知識分子建構的文化認同，他們通過現代制度（包括學院和傳播媒介）形成獨立身分。“後設”概念難免高度化約，可能漏掉一些人物和報刊；但高文只具體討論陳胡兩人，不是泛論自由主義。二，章清教授（第五章）從歷史文本的脈絡考察“自由主義”在中國如何命名。他發現“自由主義”之名始自1920年代，而且竟是來自敵方，例如汪精衛和共產黨歸類胡適和《新月》為“自由主義者”，有貶義。但張佛泉肯定自由主義，並溯往將《新青年》納入其内。三，由當事人自我認定，例如《觀察》的儲安平等人公開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此法也有缺陷，一來名實未必相副，二來有人未自稱自由主義者（如吳宓），卻與自由主義者無甚分別。四，置諸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馬克思）主義的光譜相對比較而得出結論。話説回來，自由主義陣營中因理論自覺程度不同，以致產生民主與獨裁、問題與主義、科學與哲學的爭論。
中國知識分子以儒家格自由主義之義，多半帶有文化母體的精英傾向，即連西化學者也以啓迪民衆自許。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國族傾向，深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致把自由民主當成救國圖存、強兵富國的工具，而非最高的基本終極價值。北伐成孕H後，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並依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驟，準備實行訓政。1929年胡適連續在《新月》撰文，質疑“我們什麽時候才可以有憲法”， 批評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攻擊國民黨“鐘擺又回到極右”，和國民黨（包括立法院長胡漢民、上海特別市黨部和教育部）的矛盾激化，幾於劍拔弩張的境地。胡適回答國民黨的惡言相向說：“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註二十二）後經宋子文和陳布雷斡旋，胡適和蔣介石的關係逐漸改善。《新月》時期，國民黨搜捕羅隆基，要求光華大學解除其教職，幸虧胡適出面調解，給羅一個下臺階。（羅旋即北上加入國社黨，並主持《益世報》筆政。）除了胡適和羅隆基，一般知識分子並未特別強烈反對訓政。在國族化和工具化的前提下，民主自由似乎是可以繕菾荈q的。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訓政獨裁，那是局勢發展以後的事了。
更有力地反映了這種精英和國族的傾向的，莫過於陳謙平教授（第七章）以及章清教授（第五章）分別論及抗戰期間《獨立評論》進行“民主與獨裁”的辯論。國難當前，美英派學術領袖（如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懷疑若“自由民主”不能救國，不如以“大獨裁”取代“小獨裁”，以“大專制”取代“小專制”，以統一國家取代軍閥專制，等待抗戰勝利以後才實行憲政。眾聲喧囂，唯胡適獨排衆議，維護民主價值，力斥其非，但他勢單力薄。《大公報》也有類似辯論，羅隆基的民主論對峙蔣廷黻的獨裁論。平心而論，雙方都沒有放棄民主憲政，唯胡適視之爲目的，對手把它當成救國的手段，遂出以兩分法，用“獨裁”替代“民主憲政”為策略。（註二十三）這個辯論背後的政治生態則是蔣介石改善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此外，張君勱的國社黨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希望調解個人自由與國家主權。鄭大華教授（第八章）分析，羅隆基先前在《新月》鼓吹人權，為國民黨所惡，辭去光華大學教職，北上參加張君勱的國社黨，並取代錢端升（錢在《獨立評論》的辯論中支持“獨裁說”）主持《益世報》筆政。該報原來是中立保守的天主教報紙，於九一八事件以後變得激進。羅隆基提倡憲政，批評國民黨專制，捍衛公民選舉權和言論自由，報紙聲名大噪。
以言“低調民主”和“高調民主”，高力克教授（第二章）分析民初陳獨秀與胡適的自由民主觀念。合而論之，應該說陳獨秀揭櫫“高調民主”，胡適提倡“低調民主”。若再以柏林（I. Berlin）對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分法，（註二十四）胡適是典型的“消極自由者”，陳獨秀在五四前期則是“積極自由者”。胡適承認人的有限性，沒有把政治道德化，認爲“好政府”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工具”，提倡代議民主、共和國家和憲政政府。胡適接受了實用主義的技術取向，迥異於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道德傾向。（註二十五）相反的，陳獨秀接受盧梭的“道德公益自由觀”，又以黃宗羲的“公天下”批評君王的“私天下”，故而排斥政黨政治，以追求大眾參與和直接民主為目標，最後即是集體主義的烏托邦。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容易接受這種“高調民主”。這兩套民主理論具體而微刻畫了近代中國自由派和激進派的鬥爭，甚至對於了解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深有啓發。（註二十六）事實上，1917年胡適參加《新青年》時，與陳獨秀並肩作戰，同為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領袖，都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 的口號。他們分裂起於1920年《新青年》改組，成為中共在上海的刊物。1929年陳獨秀被清除出黨，晚年回到自由主義的陣營，與胡殊途同歸。
在此，必須提到楊琥教授（第三章）授對《新青年》的〈通信欄〉所作的分析。通信欄是從傳教士報紙學來的，但在《新青年》始變成常設。楊文不從文本解釋，而從傳播史的角度入手，考察知識群體（編者、讀者）與思想的互動，對話促進輿論的深化，並形成啓蒙運動的橋樑。放在更大的架構來看，陳獨秀成爲北大教授，身份改變，提高了《新青年》的地位和影響力。
自由派第一要義是“自由”，激進派第一要義是“平等”，自由和平等有内在的辯證緊張。推到極端，完全的自由可以導致弱肉強食，也就是用自由的條件達到不自由的結果；極端的平等又可能妨礙自由的表現。自由與平等沒有適當調節，兩者可能皆落空。當然，很少人是這麽極端的，胡適固然以自由為第一要義，但也接受平等的價值，號稱“新的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觀察》既說平等，也說自由，俱符合二戰結束後的世界思潮。到了臺灣的《自由中國》也講自由平等。說到平等，還有兩種基本的看法：自由派強調“機會”平等，激進派強調“結果”的平等。機會平等是“立足點”平等，期以法律保障人們權益不受歧視或侵犯，進一步充分發揮個人聰明才智。孫中山取法歐美，強調立足點平等。激進派認爲機會平等不夠，強調社會資源的分配必須達到“結果”平等而後已。孫中山批評這種“齊頭式的平等”壓抑聰明才智 ，反而是“假平等”，故說馬克思是病象學家，而非病理學家。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追求“結果”平等的理想雖好，其極致卻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人人有“貧窮的平等”。關於兼顧“自由”和“民主”，我寫過幾句話：
我們必須面對三大挑戰：其一，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強調平等。沒有自由的平等是威權主義的，壓制性的；但是沒有平等的自由是排他的，而最終是非民主的。為了兼顧兩者，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把自由（liberty）和平等(equality)合併成爲“平等自由＂（equaliberty）一個字。其二，如何兼顧理想跟實踐？如果默默接受自由派的實用主義，危險可能就附和現狀，導致想像力的牯隉F但空有理想，無法實現，充其量是一場筆墨的空頭戰，我稱之為“抽掉政治的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 without politics)。其三，世界中心發展出來的論述，如何配合區域的、民族和地方的論述？有哪些西方論述是可以借鑒（不是照搬）來分析一層一層的具體問題？（註二十七）
近代中國的啓蒙是不斷破壞傳統文化和不斷向西方“借光”的過程。自由民主思想在西方有其語境，輸入中國橘逾淮為枳，國人對西學的了解多半流於片面，思想界形成一個混亂的局面。當時官方推行保守的黨化三民主義。流行於中國知識分子間卻是西方思潮，首先是自由的民主主義，特別是胡適自美國引進的實用主義，宣揚科學方法，提倡民主、自由、科學，主張溫和漸進改革，用胡適的話就是“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張詠教授和筆者（第十三章）沿此脈絡分析，密蘇里新聞教育蘊藏美國實用主義的精神，為五四以來的時賢所接受，認爲切合中國所追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因此一拍即合。密蘇里為中國提供一個可行的新聞教育範式，傳佈之速勢如破竹，為跨文化交流罕有的特例。二是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蘇維埃革命的版本，後來更成爲中共革命奪權的理論利器。這一部分大家知之甚詳，不贅。
第三種西方思潮是社會民主主義，尤以費邊社靈魂人物拉斯基（Harold Laski）最重要，他風靡了中國知識群，張君勱、羅隆基、儲安平、王造時、陳源等人且列其門墻，他們以沙龍形式建立“平社”。拉氏觀點後來更塑造了《觀察》（1946-48）的風格與基調。（註二十八）拉斯基的政治魅力一時駸駸然超乎胡適自美國帶回的杜威哲學。高瑞泉教授（第十一章）分析《觀察》自由主義視域的平等觀念。該刊標榜“民主、自由、進步、理性”，採取中左立場，追求英美和蘇俄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爭取政治民主（自由）和經濟民主（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其來有自，知識分子希望在英美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上，糅合社會主義的經濟平等。他們既背離國民黨，又不願擁抱共產黨，但望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畢其巧韝@役”。《觀察》的壽命只有兩年多，開始時理念色彩較重，登很多專論，後來時局變化太迅速，轉而登載不少觀察通訊，觸及現實問題。高教授認爲，《觀察》已經意識到實現“平等”的複雜性，討論也比《新青年》細緻而深入。但《觀察》很快發現在國共内戰之間豈容第三者插足。
再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民權主義師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民生主義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平均地權、漲價歸公，更見費邊社溫和社會主義的影子。（註二十九）（但在外交方面，孫中山處處遭西方各國掣肘，挫折之餘逐漸轉而憧憬列寧的蘇維埃革命，導致聯俄容共。國民黨組織上學習蘇共，思想上排斥共產主義。）問題是中國工商不振，市場落後，普遍貧窮，既沒有走美式資本主義的土壤，也沒有走“第三條道路”的環境 。各種理論彷若空中樓閣。中國知識分子習慣“拿來主義”的邏輯，無視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體制的内在矛盾，卻從中篩選一些要素，然後放在一個更高的理論抽象層次上糅合。如何在這兩個體制中去蕪存菁，勢必要進行複雜的辯證鬥爭，而不是用“超驗”的形式可以輕易解決的。結果他們經常在抽象觀念中打轉，不處理現實問題。（註三十）及至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大陸以後，杜威和拉斯基都如落花流水，成爲歷史插曲。
回頭討論“高調民主”和“低調民主”。西方民主以希臘城邦政治為濫觴，到了美國以後，民主的原型濃縮於新英格蘭小城鎮的全民面議（town-hall meeting），假定社區内人人有教養，有素質，消息靈通，熱心公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由此通過理性溝通，求同存異，達成共識。大家明知這種高調民主的想像心嚮往之而不能至，卻一直埋藏在美國政治生活的神化當中，沒有完全消亡或退色。杜威及實用主義貫穿“高調民主”的精神，反對代議制，相信社群的智慧和理性，馴至有民粹的傾向。杜威和李普曼針鋒相對。李普曼代表“低調民主”：他於1922年出版《公共意見》一書，力陳美國是第一個大陸型的民主試驗，經歷都市化、工業化和移民化的社會變遷，很難把新英格蘭小城鎮的民主模式放大到全國。他說，記者靠腦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這是他首創的概念)報導外在現實，難免掛一漏萬，具有很大的選擇性；何況公共事務十分複雜，一般讀者難以明白其來龍去脈；他因而倡議應該組織博通的專家精英，讓他們為公衆闡明公共政策的意義。（註三十一）李普曼的“精英主義”立刻飽受杜威的猛烈抨擊，杜威認爲民主的真諦在於建立社群的普遍參與和理性溝通，而李普曼所提倡的知識精英（用現在的話語來説）是有“階級性”的，未必符合公共利益。（註三十二）值得附帶提一筆，李普曼的《公共意見》問世後二十二年，拉查斯菲爾德出版《人們的選擇》，提出“兩級傳播”的説法，即媒介信息通常經過“意見領袖”過濾、吸收、詮釋以後，再向下傳佈到一般的受眾。（註三十三）這是傳播學最早從事社會調查的經驗研究，不僅與李普曼的見解不謀而合，更觸發了“媒介效果”和“創新傳佈”(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兩個領域的研究，儘管引起不少爭議，其經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高調民主”可望不可即，只好退而求其次。“低調民主”要求最低標準，強調建立程序共識（procedural consensus），務求各方遵照既定而公平的遊戲規則，並透過開放溝通的語境，以使不同的意見和利益獲得合理的調節。民主的真諦是既服從多數，又尊重少數。尊重少數，因爲經過理性溝通以後，少數可能變成多數。根據西方各國實踐的結果，尊重多數易，保護少數難。美國憲法深具理想、睿智和遠見，但草擬憲法的開國元勳是貴族，憲法服務白人、中產和貴族階級；端賴長期不懈的公民抗爭和人權運動，才爭取到國會通過法案，保障黑人、女人、少數民族的基本公民權益。美國社會自我矯正的弁鄏h大？如何評價美國的民主實踐？答案部分取決於評價者的基本態度：這半杯水是半杯滿的，還是半杯空的？假定站在求全的角度，美國的民主實踐問題叢生；倘若站在比較的視野，美國的民主實踐當為舉世稱羡。從山頂往下看，什麽都是矮的；從山腳往上看，什麽都是高的；評價者的心境、期望和標準都影響到景觀。（註三十四）（必須補充一句：美國對内講民主，對外講擴張，兩者並行而不悖。）知識是社會建構，建構的主體性何在？
這兩種民主想像交鋒，永遠以不同面貌在不同時代延續，自有其時空的普遍性。在中國文革時期鑼鼓喧天，搖旗呐喊所謂“大民主”，強調全民全面參政，打倒黨和國家機器，結果無法無天，血腥殘酷，開歷史倒車。這個浩劫是刻骨銘心的教訓。論者批評西方代議制的不足，理論上人民用選票轟官員和議員下臺，但在任者資源多，阻礙新血上臺。有“後現代”西方學者指出，一般人對代議制的形式民主（也就是牽涉國家、民族、政府的“大政治”）感到厭煩不耐，轉而關心日常生活切身的“小政治”，例如族群、階級、性別、同性戀等議題。（註三十五）這個轉變在歐美的場景尚可理解，但搬到第三世界則因噎廢食。例如代議選舉，在歐美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行使權利是個人的選擇，權利也不因此被剝奪或喪失。反之，若無這項權利的人奢言權利不重要，毋乃如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一樣超現實，只有令人啼笑皆非。
範式轉移
文人論政主要靠的是刊物形式，從《新青年》、《獨立評論》、《觀察》到《自由中國》無不皆然。至於民國時期主流報紙，借用庫恩的説法，大概有三種“範式”(paradigm，或譯為典範)（註三十六）：民營商業報紙，專業報紙，和黨報系統。各範式底下可以細分，各範式之間應該有互動，但我們的分析一時暫不及此，可見將來需要努力的工作很多。必須説明：我不是說中國報業一路走直線發展，從“商業報”轉型到“專業報”到“黨報”。不是這樣的。這三個範式重疊，又長期並存，《申報》和《新聞報》追求專業主義的某些元素，而《大公報》也照顧商業因素和政治訴求，不是非黑即白。我這裡用“範式”，完全是取“理想型”(ideal type)之意，抽繹出其中最顯著的特徵和差異，作爲方便排比的分析工具。有些報人確實在這三種報紙間出入流動，但概括這些報紙為商人辦報（最賺錢）、文人辦報（最受尊敬）和政黨辦報（最有權勢），相信雖不中亦不遠。
最重要的一點是：1949年以後大陸的“商業報”和“專業報”經過改組，《文匯報》和《光明日報》還維持“民間”（應該說是“非黨内”）的門面於一時，以後逐漸變質。及至1957年七月一日毛澤東發表《文匯報資產階級的方向應當批判》，成爲“反右運動”的開幕禮，民營報紙從此蕩然無存，一切統歸“延安黨報”模式的雷達網，連當年中共在國統區辦報的方式也成絕響，如此政治勢力彼消此長，這才是我想講的“範式轉移”的意思。在這個脈絡下，要說中國報業經歷了一場範式轉移的“革命”，可是千真萬確，因爲這個“言論一律”的格局不啻象徵了中國文人論政傳統的式微，也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末路，唯其中之曲折更待進一步探討。至於文人論政和自由主義會不會復蘇，會復蘇成什麽面貌，會不會成爲中國未來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資源，這些問題我目前不敢妄作任何揣測 。
商業報：《申報》
首先是民營商業報紙，以上海《申報》和《新聞報》爲代表，其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華文世界迄今尚乏全面性力作，（註三十七）但在外國卻是顯學。（註三十八）民國時期充斥著黨派或軍閥資助的政治報紙，黨同伐異，令人生厭。還有釵h商業“小報”，有聞必錄，風花雪月，喜歡出格，不負責任，林語堂在《中國報業與民意史》譏諷之為“蚊報”。（中國報紙素質差，密蘇里新聞學院強調新聞道德，投中國之所需 ，這是該模式能夠快速“征服”中國的一個主因。）林語堂批評大報對重大問題啞口無言，沉寂得怕人，“連蚊子的嗡嗡聲也受歡迎，讓人鬆口氣。”他諷刺上海最老的《申報》“編得很濫”，銷路最好的《新聞報》“根本沒編”。（註三十九）
陳建華教授（第九章）對《申報》周瘦鵑的〈自由談〉做個案研究。一般知識人鄙夷“鴛鴦蝴蝶派”風花雪月，言不及義，對它評價不高，上引的林語堂就是好例子。但陳文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鴛鴦蝴蝶派”的“報屁股”賦予正面的解釋，認爲遊戲文章短小精悍，對時局喜怒笑駡，對大人物冷嘲熱諷；這些文章在感知層面啓蒙大衆，作合法的邊緣戰鬥，以至於開拓言論的空間。陳文以爲遊戲文章發揮顛覆正統論述的弁遄A不無“後現代”的浪漫色彩，非常生動有趣，洵屬一家之言，值得深思。問題是事過境遷，目前我們除了看得到文本分析，很難回頭研究這類文字的讀者是什麽背景，他們閲讀動機是什麽，他們和作者有無互動，更沒有旁證顯示陳氏的解釋究竟不是是多數（或少數）讀者的感受。正因爲缺乏這類針對不同詮釋社群的閲讀研究，我們恐怕不太容易聯繫文本分析(text)到社會脈絡(context)，文本的解釋也可能跟著各種理論路徑而人言言殊了。（註四十）
陳文引發許多有趣的問題：《申報》的“報屁股”和民初以來或當時上海灘小報的各種“報屁股”有何異同？爲何在正經大報《申報》引進這個類似小報風格，不亦奇乎？基本動力是商業考慮，還是報人的正義感？〈自由談〉因爲是“報屁股”，可以隨便說說，但一般讀者是否把它當真？“報屁股”和報館主流的言論聯繫何在？這種小文章很有殺傷力，是為中國社會帶來語言暴力，還是添一股幽默? 還有，除非“鴛鴦蝴蝶派”凝聚成爲一個社群，產生共鳴，發揮社會影響力，形成互動，否則豈非成爲文人發牢騷洩憤的工具而已？這些問題不好回答，但對於了解民國報刊卻是關鍵的，陳教授開了很好的頭。
我想借此簡略旁涉海德堡大學漢學家對英資創辦的《申報》研究成果。（註四十一）一方面，他們希望積極證明清末民初上海《申報》已經建立了哈貝馬斯(J. 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愛面子的中國人聼得高興，然而這批德國學者把“公共領域”界定得極爲浮泛鬆散，要解答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這個問題，只能落得說“有”容易說“無”難的境地了。換言之，他們有結論在先，然後削足適履，企圖以中國的歷史材料整齊劃一地去迎合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理論。可是另一方面， 他們顯然又接受“後現代”文化研究取向的影響，青睞偏流、邊緣和獵奇的東西。後現代理論主張“去中心化”(decentering)，有意無意間扛著顛覆正統、邊緣戰鬥的旗幟，以致抹平中心與邊緣、雅與俗、高眉與低眉、深刻與膚淺的種種界限；他們給邊緣者以權力，將默默無聞的東西浪漫化，為流行事物披上理想的假相。經過這樣一道理論包裝的巧妙轉化，嚴肅的信息報和低俗的故事報就自然攪在一鍋了。在海德堡學者的心目中，《申報》固然不必說了，連它下面的《點石齋畫報》，甚至滬上那些私窺名流、名媛、名妓“每日西洋景”的娛樂小報，無一不在建構公共領域。果真如此，試問天下還有什麽東西是在公共領域的範圍之外的？這類缺乏堅實材料，徒以跳躍邏輯作民粹式一廂情願的抽象概括，信口開河，簡直比比皆是。起碼他們應該回應類似林語堂的批評，而不能假裝沒有這麽一回事只顧著說自己的話。我想重申：文本可以有多元（plural）而多重(multiple)意義的解釋，而文本也是充滿複雜性和矛盾性的，但孰是孰非（或各項解釋的接受程度）最後都必須以證據為依歸；單純解釋報紙文本，而不分析受衆特徵，不探討受眾如何闡釋文本，作者未免享受太多自由，接受太少紀律，猶如脫韁之馬無所顧忌自由馳騁。當然，受眾的第一手材料容或難以回溯，但旁敲側擊的間接證據不會完全湮沒的。更有趣的，他們把“現代性”和“後現代”這兩種旨趣和淵源不同（甚至有些地方相駁）的理論加以“接枝”，結果是用“後現代”精神的手法去證明、辯護“現代性”理論的正確，長出來的新葉竟是難以辨識的“異國情調”。比起海德堡學者，我毋寧認爲陳建華教授的分析更紮實，推論也更小心些。
專業報：《大公報》（註四十二）
第二個範式以《大公報》爲主，是書生論政的高峰，並正逐漸向專業報人轉型。《大公報》銷路三萬五千，僅及《申報》或《新聞報》的三分之一，但林語堂讚揚它是“最進步、編得最好的報紙”，“肯定是訴諸教育過高的民眾”。（註四十三）《大公報》獲得1941年密蘇里新聞學院外國報紙獎，盛讚其國際和全國報導全面，評論“無畏而深刻”，政策“自由而進步”。該報言論聲譽卓著，無與倫比，張季鸞從1929年到1941年所寫的社論至今仍然被奉為圭臬。（註四十四）
《大公報》有四個特徵，殊堪與西方媒介專業主義互證異同。第一，該報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閉陘憭H論政、言論報國的工具。財務故意保持輕簡，以免為權和財左右。創辦之始就決定，報紙若無法以五萬元立足，寧可關門，也不接受政治或商業捐獻。張季鸞推崇英美自由報業，胡政之希望把《大公報》辦成《泰晤士報》，但他們卻維持傳統儒家知識份子輕財重義的作風，痛恨金錢對西方報紙的腐蝕。張季鸞認為報紙言論獨立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他不相信商業利益保護言論自主。其實，《大公報》的經營相當成央A卻仍以“文人論政的企業”自我定位。他們都是職業報人，不像學者業餘才做時評。
第二，《大公報》提倡的新聞觀，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實踐上）神似西方專業主義。但西方專業主義在歷史上是市場經濟勃興的產物，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形成多元報導的風格，讓各種利益在意見市場互相競爭制衡。（註四十五）而《大公報》的專業標準則立基於儒家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對市場的作用多持疑慮。1931年，張季鸞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原則，允為中國新聞界樹立最高的標竿。傳統儒家知識份子重義輕利，自命清高，既不瞭解也輕視市場力量。但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多數報人和學界認識到市場的意義，重視報紙管理和廣告經營，他們不反對報紙商業化，但反對報紙庸俗化和媚俗傾向。用谷德納的話敍述，他們是“文化機構”（cultural apparatus）的成員，以追求社會公益為目標，不是所謂“意識工業”（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代理人，孜孜爭逐個人和市場利益，以致受到權力和錢財的腐化。（註四十六）儒家知識份子是為社會之師，居高臨下，以提供專家學者的權威意見為榮；但西方媒介工作者自認是專業人士，不是知識份子，與受眾地位平等，他們在理念上和形式上儘量不摻雜意見於新聞報導，以吸引最大多數受眾的青睞。
第三，《大公報》比同時代的報紙更注重新聞報導。它痛陳中國政治和企業只顧都市，棄全國人口九成的農民於不顧。當時各報無力在各地設立記者站，但《大公報》常派記者巡迴全國各地，為民間疾苦把脈。 兩版要聞有一半是本報記者寫的，不像其他報紙只仰賴通訊社供應。徐鑄成、范長江、蕭乾成為名滿大江南北的記者，不是偶然。
第四，《大公報》如同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展現了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抗日戰爭以前，該報時常抨擊國民黨和蔣介石獨裁；在抗戰敵人的炮火聲中，張季鸞以國家存亡為念，轉任蔣的“諍友”。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該報呼籲全國（包括共產黨）團結在蔣介石的身邊，為國奮鬥。它自願接受軍事檢查，以防洩露國家機密，犧牲專業自主在所不惜；它批評的只是檢查者態度惡劣，方法落伍。中國的自由派普遍相信覆巢之下無完卵，只有國家獨立，個人才有自由，個人和國家從來不是尖銳對立。釵h新聞檢查官受過美式新聞自由洗禮，他們在檢查新聞時心理看不出什麽矛盾。
1941年王芸生接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筆政。他鼓吹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給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罵為新華社的應聲蟲；但他主張共產黨應該督促國民黨，以國民黨為中心，走向民主建國的大路，不應該“另起爐灶”，因此又被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罵為國民黨的幫兇。徐鑄成離開《大公報》，1938年辦民間獨立報紙《文匯報》，也是先走第三條道路再向左轉。自由派報人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終於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號召下，紛紛向左轉，不料後來連同自由派知識份子在1957年統統被打為“右派”，幾無倖免。
在民國報刊中，研究成果最豐碩的首推《大公報》。（註四十七）以往大陸官方以黑白兩分的史觀，認爲國民黨是“黑暗專制”的 ，共產黨是“光明進步”的，自由派人士是軟弱的小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幫兇。基此，以前認爲《大公報》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現在方漢奇先生爲《大公報》翻案，認爲它對國民黨不光是小罵，也有大罵，有時甚至怒駡和痛駡。他說，《大公報》罵國民黨比罵共產黨更多，更經常；為中共爭取了更多中間的支持，“更多的是幫了共產黨，而不是幫了國民黨。”（註四十八）
黨報：《中央日報》、《解放日報》與《新華日報》
第三個範式是黨報系統。國民黨控制《中央日報》、中央通訊社和其他外圍報紙，本書沒有展開探討。黨報系統大肆宣傳黨化的三民主義，打擊異見，但黨內派系林立，各據山頭，新聞控制漏洞多，力量相互抵消。黨報必須和民營報競爭，可能的話儘量淡化黨性，講求經營。新聞審查制度不但引起民營報紙反感，連黨報（包括《中央日報》）都屢屢撰文批評。（註四十九）陸鏗回憶，1946年到1948年擔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期間，除了中宣部控制報紙社論，記者對下達的其他“宣傳指示”可置之不理。《中央日報》很少轉載中央社稿件。陸鏗後來在報上揭發孔祥熙、宋子文的貪污案，簡直在蔣介石頭上動土，終於被迫離開《中央日報》，人身自由則有驚無險。政權易手後他成為“國民黨特務”和“極右派”，坐足了二十一年的牢獄。（註五十）第三勢力的自由派人士多中間偏左，陸鏗乃中間偏右，然而命運如出一轍。
另一方面，共產黨在延安發展出《解放日報》的革命黨報範式。晚清固然已有政黨報紙（維新派對抗革命派）的雛形，但截然不同於中共在延安建立的“黨喉舌”範式。黃旦教授（第十二章）回到文本還歷史面目。他說，博古根據自己的城市經驗，又承襲蘇共列寧的傳統，把《解放日報》辦成一個“不完全黨報”，大量轉載國内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消息，注重國際新聞。但延安發動整風以後，在思想上組織上都統一在毛澤東及其中央的權威之下，領導一元化，《解放日報》遂變成“完全黨報”。從此，《解放日報》強調“黨性第一”，否定新聞有超階級的屬性，實現毛所要求的“輿論一律”，建立保密制度和分層閲讀的原則 ，徹底撲滅了毛所反對的報紙“獨立性”和“同人辦報”。延安整風興起黨文化，揭示了黨報與公器的衝突。延安範式是在幼稚的新聞傳統、殘酷的農村革命背景下形成的，其高度組織化乃中國前所未有，比起蘇共亦有過之。（註五十一）
中共在紅色根據地的《解放日報》，與在重慶白區的《新華日報》遙相呼應，並互相輝映。無論國民黨多霸道，總是容忍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行。《新華日報》接受周恩來的指揮，對抗國民黨當局（特別是《中央日報》）的言論，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處處以爭自由、爭民主為號召，在知識界和青年中發揮可觀的作用。（註五十二）二十年前，曾有“左派”論者批評，《新華日報》雖然是國統區“茫茫黑夜的一盞明燈，它打破國民黨反動宣傳的一統天下”，但因面對國民黨的限制和打擊，很難自由發表黨的政策和主張。他讚揚只有《解放日報》在“人民的天下”，“可以自由地發表黨和人民的意見 ，可以自由地揭露和鞭笞國民黨統治區種種黑暗而不受任何檢查”。（註五十三）這個説法是不是有點倒因爲果？以今日之見對照這兩個辦報模式的利弊得失，可能得到與當年大相逕庭的結論。總之，《解放日報》代表紅區策略，是農村派；《新華日報》代表白區策略，是都市派。前者反對自由主義，後者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一九四九年以後，農村派佔上風，都市派逐漸遭受整肅；報紙的功能從社會動員轉化為一元化領導的社會控制。如能掌握這兩條路線的作風和鬥爭，對於中共建政以後的新聞政策當知過半矣。其實，經過三十年的開放改革，黨報的格局萬變仍不離其宗。
結語
文人論政是民國報刊的特徵，一方面延續儒家自由主義的傳統，以天下為己任，以言論報國；一方面代表轉型現代自由知識分子積極參與社會。他們莫不希望建立現代的“道統”，促進和監督權力中心的“政統”，以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為目標。爲了富國強兵，他們鼓吹自由民主不遺餘力。憑空來看，“文人論政”容易聯想到孟子“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最高境界，但這個正氣凜然的境界未免太浪漫，陳義過高。個別文人也許不畏衡逆，勇於建言，但整體來説文人知識界自命清高，單打獨鬥，同人論政而不參政，沒有組織力量或具體辦法實現抽象的理想。他們被捲入險惡的政治浪潮，無力自拔，最後眼見國事日蹙，“道統”不敵“政統”，只能徒呼奈何，甚至遭到沒頂的命運，空留餘恨。
當然，自由主義成敗的主要關鍵，還不繫於知識分子參政的意願，而是客觀環境。自由主義思想在民國時期自西方引進，但未真正在中國生根即已夭折。不管是自由的民主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都抵擋不住共產主義掀起的狂潮。胡適持科學方法決定論，堅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勢必不肯也不敢對“中國社會是什麽社會”這種大問題提出全面性的論斷，因此無法滿足一個劇變社會對於“改變世界” 的急迫要求。（註五十四）而中國社會基礎薄弱，國共内戰方興未艾，使得“第三條道路”毫無空間施展。1949年以後，民國報刊的各種範式都統一在中共黨報之下，自由主義的話語慘遭清算，以致消聲匿跡。清算胡適思想不用説了，其他自由知識分子都在一連串政治運動中遭受整肅，羅隆基和儲安平的下場更悲慘。直到1992年以後重燃開放改革的火把，自由主義的話語才初步復活，將來的前途如何，文人論政是否完全過時，都值得密切關心。
從傳播社會學的視野，有陶多多的問題值得探討，這裡只能擧些例子説明:新聞界如何開始職業化，它與政權、市場、學界的互動如何改變？文人論政的“階級性”和影響力何在，内部如何分化、鬥爭與聯盟？民國時期對文人論政有什麽有利和不利的發展條件？文人論政的風格與傳統士大夫的“諍諫”或西方專業化的評論有何異同？在社會專業分工和多元化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貴族地位下降，文人論政的角色是否式微，或以另外的方式存在，還會不會重新應運而擡頭？論政的文人是否了解民生疾苦？文人論政是否曾開拓新的文種？知識分子與專業新聞人如何互動？傳統儒家士大夫的“義利之辨”和現代企業經營有無扞挌，對於論政的影響有何得失？除了歷史興趣，民國報刊對於當今媒介有何啓示？
最後，容我提出一個相當難解答的問題: 中國自由主義為何一敗塗地至此？我曾經初步歸納五個原因，列在這裡提供讀者參考：（註五十五）
一，如同社會史家莫爾著名的論斷：“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註五十六）中國從未經過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社會上的中產分子不成其為“階級”，民主政治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老實說，這幾百個嚮往英美制度的自由派文人教授不能構成政治勢力，他們在廣大中國的人海中，不過是一座若隱若顯的孤島。他們手無寸鐵，缺乏組織，單打獨鬥，唯一的聯繫就是“反國民黨”。即連知識份子組成的“民主共同聯盟”，亦如烏合之眾，後來靠近共產黨謀發展，以對付國民黨，結果反被共產黨吞噬。
三，他們憑藉良心和理念講話，針砭時弊，徒有抽象的想法，沒有具體的主張或運動的策略。儘管風骨嶙峋，然社會地位高高在上，他們所關注的民主憲政和言論自由，對那些為溫飽掙扎的廣大人民，未免陳義過高。釵h知識分子來自農村，但到了都市生活，逐漸與他們所捍衛的“人民”或“百姓”脫節。
四，文人諫諍，狀似道義凜然，但面對政權的迫害，沒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簡直有理說不清。
五，中國讀書人不管怎麼反儒家，總是流著儒家的血液，既有讀書報國的情懷，又孤芳自賞，一旦獲得當權者的垂青，當即感激涕澪，很難不亢不卑。王芸生接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後，幾夜睡不著覺，結果決定投共，用他自己的話是獲得“新生”，即為明證。這些自由派文人在1950年代初接受思想改造，不管如何交心洗腦，詆毀自由主義，作賤人格，扭曲歷史，還逃脫不了後來百般淩辱的厄運。若幸未被整死，也要等到文革以後平反才得到喘息，奈何時不我予，垂垂老矣。
文人論政在中國的前途是什麽？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是什麽？我沒有答案。相信回顧歷史的脈絡，有助於釐清前途。下面附錄原來的稿約，由黃旦教授和筆者合擬。這份稿約一方面幫助讀者了解本書的旨趣、語境和脈絡，一方面寄寓促進民國報刊史研究蓬勃發展的厚望焉。這份稿約也是歡迎本書讀者參加民國新聞史研究行列的邀請函。（本文是「文人論政」一書之導言，已由政大出版社出版，本文附錄及註釋請見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