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理念與實踐：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刊》學術研討會稿約（附錄）

　　自由思想不僅主導了二十世紀，現在已是普世價值，象徵全人類共同的目標。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甚至更早，追求自由理念一直是近代中國爭取“現代化”的主旋律。中國知識份子向來“以天下為己任”，即使其政治取向和目標各異，嚮往自由思想卻無二致。知識份子以報刊為啟蒙的平臺和陣地，自由報刊依賴知識份子的支持，我們認為此時探討自由報刊和知識份子的互動、歷史角色及其影響是意義重大的。

　　這次會議希望集中在民國時期，從理論視野和史料分析，追索並燭照一系列的問題，例如：民國時期的報刊發展與日本或歐美有何淵源？當時的報刊如何成為自由理想的重要載體和陣地，有何成就與限制？國民政府如何管制報刊言論？自由報刊的宗旨和報人的觀念為何？各類報刊採取什麼實踐模式？其盛衰榮洩滬鴞]何在，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份子扮演什麼角色？

　　現有報刊史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方才起步。舉凡搜尋和整理史料，建立研究視角，提升理論水準，和運用各種研究方法，都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鑒於此，我們計畫召開學術會議，邀請不同學科卓然有成的學者共聚一堂，以期通過多維的透視和討論，共同推動中國報刊史的研究和學術發展。

　　與會者就自己熟悉的領域，依照會議的主題，以某一具體角度（問題、人物、事件、個案等）入手，以史料為基礎，最好放在社會史、知識史或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來分析，不宜空泛議論。以下列舉一些題目供參考，以期會議主題交集：

　　一，《新青年》、《獨立評論》如何鼓吹自由理念，主要知識界領袖如胡適與陳獨秀在思想和行動上如何分分合合，對中國的啟蒙和革命運動有何影響？

　　二，五四時期的中國報刊分哪些類，各自淵源為何，鼓吹什麼自由思想，其間的聯盟與競爭的情形為何？

　　三，中國在追求“現代化”和“救亡圖存”的過程中，自由報刊有什麼貢獻？是不是“救國”壓倒一切，甚至扼殺自由理念？整個自由報刊的光譜與陣營是什麼？它們對抗什麼思想？它們的基本限制何在？

　　四，中國新聞教育在什麼背景下從美國引入，如何興起與普及，教導什麼思想，培養什麼人才，對中國報刊與自由思想有何影響？為何若干赴美學習“自由報業”的人士回國後成為國民政府的新聞檢查官員？他們有沒有思想和角色的矛盾？

　　五，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如何影響報刊的生存與發展？當時中國有沒有形成中產階級？政治勢力和經濟基礎如何影響報刊的發行、廣告， 吸引什麼背景和階級的讀者，塑造什麼內容？

　　六，以民國時期的上海文人和上海報刊為例，早期資本主義與上海報刊（如《申報》、《新聞報》）如何發展，為何上海是中國報刊的中心，為什麼英租界對中國報刊的影響遠大於他國租界？當時上海報刊的經濟基礎何在，內容為何，成就和限制是什麼？上海比北京、廣州和其他都市的優勢何在？

　　七，自由主義視角的《大公報》一枝獨秀的背景，精神、視野、社會基礎是什麼？它與知識份子、官方、讀者如何互動？其成就和基本限制何在？（《大公報》登過500多篇“星期評論”，是自由言論的重鎮；執筆者的“階級”和教育背景、學術淵源、思想體系為何？與國民黨的關係如何？1949年後的遭遇如何？）

　　八，1930年代國民黨的報刊體制、管理及其自由理念為何？自由報刊如何與國民黨黨報、共產黨喉舌對話與鬥爭？

　　九，1940年代國民政府新聞政策如何？監督系統為何？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手段為何？黨報的經營、任命、管制情形為何？黨報之間合作和競爭的情形如何？“非黨報”如何和黨報合作或競爭？“非黨報”如何和當局合作或抗爭？

　　十，另一種聲音：延安《解放日報》與重慶《新華日報》的自由理念，報刊組織背景、經濟來源、讀者、內容為何？如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其自主性有多大？它們所爭取的“自由”是什麼，和其他報刊有何異同？它們如何配合政策和革命情勢動員群眾，對知識份子產生什麼影響？它們如何對抗國民黨的報刊（舉出個案說明）？它們內部如何變化，對1949年中國報刊的發展有何影響（連續與斷裂）？

　　十一，中國報刊對“自由”的理解，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有何異同？同時，“自由”與中國“救亡圖存”的主題有何辯證關係？是不是“救國”壓倒一切，甚至犧牲自由？

　　十二，政論雜誌生存的背景、內容、讀者、影響，與報紙有何異同？誰辦這些雜誌？經濟支持和稿源何在？雜誌如何與報紙互動?為何政論雜誌的重要性後來日趨式微？

　　十三，自由報刊在中國為何“可望不可即”？與中國歷史文化因素有何關聯？與近代中國都會的政治經濟條件有何相關？

註釋：

一：本文承張詠教授惠賜修訂意見，特此致謝。

二：余英時：〈中國近代史上的胡適〉，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年；亦收入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三：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三聯，2003年，頁101。

四：1954年全國大規模批胡討論會21次，僅三聯書局結集出版者計八輯，100多萬字。1959年，胡適出席夏威夷東西方哲學討論會，他說1954-1955兩年大陸發表300多萬字文章，清算“胡適幽靈”，每一篇幾乎都罵到他的老師杜威。見楊金榮：《角色與命運》，頁318，323。

五：雷震：《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社，1978年。

六：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七：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共三卷，第二卷1996年 ，第三卷1999年。

八：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收入《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頁33-50，引自頁49。

九：同上，頁33-50。

十：同上，頁37。

十一：《努力周報》和《獨立評論》都是社員每人捐固定收入百分之五。《大公報》也只有五萬元資本，不接受津貼或資助，準備賠光本錢即關報，不料營業情況甚佳。

十二：引自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頁113。

十三：引自張育仁：《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85。

十四：閉鶺M：《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98-109。

十五：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臺北：遠流，林淇養校註，2003年; 張忠棟：《胡適五論》，臺北：允晨，1987年;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臺北：自立報系出版，1990年。

十六：1950年代另一文人論政的典型是《民主評論》徐復觀，他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但在文化上反對《自由中國》胡適、殷海光所代表的西化立場，見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台中：中央書局，1956年（甲集）1957年（乙集）。《自由中國》最重要的主筆殷海光，乃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典範，見章清：《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與志業》，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自由中國》被禁以後，整個1960年代臺灣噤若寒蟬，1970年代初期國府内外交困，年輕學人合辦《大學》雜誌論政，提倡革新保台，受到《自由中國》的啓發。《大學》雜誌失敗以後，黨外運動和黨外雜誌乃應運而生。參閲李金銓 ：《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5-164。

十七：關於入閣，尚待釐清的問題：（1）人脈關係；（2）入閣的學者有多少是接受當局的籠絡，有多少是基於文人“學而優則仕”和“幹政治”的傳統心理？（3）入閣後必須擁護政策，不能大唱自由民主，學者有沒有這個自覺，如何適調其心理，如何改變其言論？ 

十八：輿論的影響可以見諸（1）傳遞信息；（2）改變政策；（3）針砭時政；（3）傳播理念；（4）建立社會共識等各方面，這些都需要更多材料始能探討。傳播效果的研究在微觀上通常看短期的認知、態度和行爲如何受到媒介改變，宏觀上則注意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現實和其意義，以及媒介作爲平臺如何與其他社會力量（如權勢者、社會團體、民衆）互動。

十九：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2。

二十：參閲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内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頁52-65。

二十一：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頁39-42。

二十二：楊天生：《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25-250，引自頁239。

二十三：參閲張忠棟：《胡適五論》。又，《獨立評論》的“獨裁說”與梁啟超的“開明專制”有何異同，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十四：柏林：《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社，陳曉林譯，1986年，頁40-70 [原著為Isaiah Berlin (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拉明．賈漢貝格魯：《柏林談話錄》，南京：譯林出版社，楊禎欽譯，2002年，頁37-40 [原著為Ramin Jahanbegloo (1991),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Paris: Editions de Felin]。

二十五：美國的pragmatism譯為“實踐主義”比約定俗成的“實用主義”貼近原意，但在大陸說起實踐主義，一般聯想到馬列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通常簡稱實踐論或實踐主義。“實用主義”指美國人在新大陸發展出來的務實傾向，不騖歐洲舊大陸的玄談，最重要是看“怎麽做有結果”，不拘泥於意識形態的對錯之爭。此處不能誤解為中文裏把“實用”視爲投機、不顧原則的貶義。

二十六：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說，毛澤東以道德領袖代替黨組織的機器，塑造應然的、大公無私的群衆，而不是實然的群衆。其思想與孟子（“君子”可以努力實踐“善端”）和盧梭（道德傳統）暗合，但更重要的根源來自中國本土遊俠傳統的異端，如《三國》、《水滸》、《西遊記》等。見蕭延中：〈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史華慈輪盧梭、孟子與毛澤東〉，《思想》（臺北），2007年，5期，頁1-26。

二十七：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頁58-59。

二十八：《二十一世紀》108期（2008年8月）發表三篇相關文章，可供參考，即蕭延中：《中國費邊主義的思想遺產》，頁38-49； 孫宏雲：《民主社會主義與民國政治：拉斯基在中國的影響》，頁50-59；翁賀凱：《張君勱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頁60-69。

二十九：或謂民生主義乃受到美國的進步主義所影響，張忠棟：〈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時報文教基金會叢書《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臺北：時報出版社，2002年，頁310-332。孫中山的思想淵源似可進一步探討。

三十：例如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後，強調在上帝面前的世俗平等；但中國強調的是形上學的聖凡平等，以性善超越世界的平等，不處理現實問題。1980年代大陸體制内改革派學者提出“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的命題 ，也是用“超驗”的方式糅合英美的“自由”和中蘇的“生産工具（媒介）公有制”。黨國體制不是“公有制”，這點已毋庸置疑，但“拿來主義”的文化傾向卻值得注意，見李金銓: 《超越西方霸權》，頁50-53。  

三十一：Walter Lippmann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三十二：John Dewey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enry Holt. 關於杜威與李普曼的辯論，參見James W. Carey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pp. 69-88; Eve Stryker Munson and Catherine A. Warren, eds. (1997),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28-260.

三十三：Paul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三十四：馬克思主義者多從激進人文主義理想的高處看，由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權並未直接而明顯壓迫人民，論者遂集中批評資本的高度壟斷，其實是在邊緣位置從事文化戰鬥，我稱之為“經濟的政治經濟學”；而自由多元主義者多從現實的低處看，反抗威權國家機器赤裸裸的壓迫，爭取正常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我稱之為“政治的政治經濟學”。見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頁25-44。

三十五：Peter Dahlgren (2000), “Media, Citizenship, and Civic Culture,”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Arnold.

三十六：Thomas Kuhn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三十七：參考王儒年:《欲望的想像 : 1920-1930 年代《申报》廣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唐弢主編， 陳子善, 王錫榮編選：《〈申報〈自由談〉雜文選, 1932-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7年。

三十八：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漢學系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Wagner Rudolf 帶了幾個學生研究《申報》。 他的學生Barbara Mittler (2004),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由博士論文改寫，頗受重視。另外參考 Rudolf G. Wagner, ed. (2007),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970-1910.  Albany: 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外國學者喜歡研究《 申報》，一因資料齊全；二因上海大報，符合西方的想像和興趣；三因該報一直有外資, 概念上容易發展。這些年，西方（如美國、德國）的中國史界對上海風花雪月的雜誌、小報（即林語堂所說的“蚊報”，見下注）和婦女雜誌特別感興趣。

三十九：Lin Yutang (1936)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 141.

四十：陳建華教授所分析的遊戲文字，喜怒笑駡，而富文采，顯非下層階級所看得懂。至於消遣性的的娛樂小報又是如何呢？早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發現，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年代，最熱衷於看電影的族群不是中產階級，而是還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新移民，他們逃避殘酷的現實，花很少的錢買短暫的心理麻醉，即“替代性參與”豪門的生活幻象 ，見Herbert Blumer（1933）, Movies and Conduct.  New York: Macmillan。這個洞見是否適用於上海小報？若然，則與海德堡學者的觀點截然異趣。

四十一：Wagner,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綜合呈現海德堡的研究成果。對此書的評論，詳見李金銓：〈過度闡釋“公共領域”〉，載《二十一世紀》（待刊）; Chin-Chuan Lee (in press), “Overinterpreting the ‘Public Sphere’,” Explorations in Media Ecology.

四十二：本節取自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頁66-69。

四十三：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 141.

四十四：張季鸞：《季鸞文存》，臺北：文星，1962年重印（原1944年），共兩冊。

四十五：Michael Schudson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四十六：Alvin W. Gouldner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3.

四十七：例如吳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出版社，1994年；賈曉慧：《〈大公報〉新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張育仁：《自由的歷險》；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任桐：《徘徊於民本與民主之間 :〈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述評, 1927-1937》，北京：三聯，2004年。美國的中國史學界早期做得多的題目是梁啟超和晚清報業，偶爾有《大公報》的研究。近年來，自由主義報刊大概是因為“太正”，不夠“奇趣”，少人研究。

四十八：方漢奇：〈前言：再論大公報的歷史地位〉，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頁1-23，引自頁19。

四十九：參閲蔡銘澤：《中國國民黨黨報歷史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年。

五十：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臺北：時報出版社，1997年。書評見李金銓：〈寫在人生邊上，寫在時代中心〉，載香港《信報月刊》，1997年9月，頁79-85。

五十一：關於延安整風重建黨報，參閲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65-376。

五十二：《新華日報》言論，見笑蜀編：《歷史的先聲：半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風雨倉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年，頁79-105。

五十三：甘惜分：《新聞論爭三十年》，北京：新華書店，1988年，頁282-292，引自頁285和頁288。甘氏的思想後來發生重大變化，成爲思想解放的前輩學者，如今看法當與這個舊觀點南轅北轍。見甘惜分：《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香港：未名出版社，2006年。

五十四：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567-569；《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頁212-215。

五十五：錄自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頁72。

五十六：Barrington Moore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s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