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尼爾森的每分鐘收視率數字服務以及「效用」的標榜，使得國內諸多電視頻道對A.C. Nielsen為代表的調查數字信仰不已。媒體在製作節目內容時，往往高度重視收視率數字變化，因而形成節目製作過度依賴收視數字變化來執行的病態情況。

　　在國內的情況是，依據A. C. Nielsen號稱科學、精準的調查數字進行節目製作，除了作為掌握新聞製作的受歡迎程度外，這樣的作法背後更有一絕對的經濟考量因素，也就是依據每分鐘的收視率數字。讓同樣信奉數字的媒體購買公司、廣告代理公司購買廣告！如此，對電視台來說，調查數字代表的同時也是經濟收益的可能性。

　　追求節目受歡迎並且獲得經濟收益本也無可厚非，然而相較於一般影視節目，數字與節目內容製作的高度依存關係，反映在新聞製作上恐怕會形成頗為嚴重的問題。

每分鐘收視率　主宰新聞取捨

　　根據林照真（2009）研究，電視工作者利用每分鐘收視率，推估閱聽眾對哪類節目內容感興趣，以進行節目內容分析，去了解特定觀眾對節目的吸引程度。「電視台人員認為「電視觀眾」與「電視內容」間的精確關係，完全可以透過「每分鐘收視率」的資料來理解與詮釋……台灣已有不少新聞台，都是以『每分鐘收視率』為每日新聞檢討會議資料，並做為新聞取捨的參考（林照真，2009：84）。」
 
　　由數字神話導致的傳播業界的數字，引發諸多學者專家提出批評，特別針對新聞製作，以下綜整各方意見：
 
　　1.依賴「個人收視記錄器」的資料收集對象以大眾為主要考量基礎，以此作為收視率等調查數字，那資料收集過程中恐怕會輕忽了中產階級以上的收視人口以及弱勢團體，因此在這樣的數字前提下製作節目，則恐怕使弱勢團體及中產階級以上之閱聽眾蒙受媒體近用、收視權益的損失。

　　2.國內電視生態的惡性競爭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惡性的收視率排行競爭，因為廣告公司是依照收視率的數字與排行來訂定廣告價碼。然而，以微幅的收視率數字作為排行順序的唯一判準，是不具統計學意義的，一方因為統計誤差必然存在，另一方面統計數字的解釋力經常是非常有限的。

　　3.不論統計誤差而將調查數字當作絕對數字，忽略了檢驗數字的真實性、代表性的問題，如此恐怕是導致媒體與閱聽眾都活在誤信數字而製造錯誤期待的影視內容。

　　4.從「每分鐘收視率」分析各家新聞可知，各家新聞台對於吸引觀眾以增加收視率的新聞策略頗為一致，電視新聞同質化（homogenization）現象極為明顯。

　　5.電視節目的品質開始依收視率數字的飛舞起伏翻動，而逐漸走向媚俗化、低俗化，更進一步惡質化。

專業或收視率　新聞工作者擺盪中

　　相對於上述批判的立場，中視新聞部主任曾喜松則認為，針對收視率引發新聞製作問題，認為收視率對電視台來說，誠然代表一種主導性的價值，但對於落實新聞實務的工作者而言，他們則經常是在收視率與新聞專業中擺盪。

　　曾喜松指出：「新聞工作者是有能動性的，他非常瞭解收視率的意義是什麼，收視率代表著廣告的收入，也代表著老闆對你的評價，所以收視率在現實上的運作的確是很重要的，但是站在批評立場的傳播學者可能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新聞工作者還是有他的能動性，雖然可能收視率佔據主導位置，他的能動性減少了，但是每天在新聞討論上，都是新聞專業價值與收視率在比較的，雖然總是收視率佔上風，這個比較的過程還是存在的。」他強調：「你想想，一個研究所畢業的從業人員，會自甘做為提線吊偶嗎？」

　　這樣的觀點，似乎也道出了某一種可能的思考，也就是，或許站在批判的立場，過度強調收視率對於電視台新聞製作的主導，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陷入成就收視率、統計數字的神話性？因而輕忽了在生活脈絡中，新聞工作者正以某種弱者的姿態，在實踐著他們心中的新聞專業？

信仰科學數字　反而判斷盲點多

　　傳播效果研究仰賴量化調查研究有悠久的歷史，特別在商業媒體繁盛的美國，然而以量化研究方法來研究閱聽人或者研究媒體對閱聽人的影響力，早在1940年代的受到挑戰，這樣的挑戰可以從早期傳播研究大師Lazarsfeld收留了流亡到美國的兩位批判學者Adorno和Horkheimer的故事，具體而微的顯現量化的問題。當時Lazarsfeld為商業制度服務，於「廣播研究處」以量化的收視率調查方法進行閱聽人研究及傳播效果研究，然而Adorno和 Horkheimer兩人認為「社會調查法把人孤立在人所生活的社會情境之外，是沒有意義的研究方法」，因而與強調量化的Lazarsfeld發生嚴重的齟齵（陳世敏，2003：345）。

　　從上述小故事，顯現量化技術的閱聽人研究一直有脫離現實情境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始終也反映在學者對於收視率調查技術的質疑上，認為僅以量化資料作為閱聽人的衡量原則，無法調查收視者對該節目的優劣評價。此外，統計數字反應閱聽收視情況的真實性是相當有限的，應該先正視統計的誤差值再來參考統計數字的可信度（陳嘉彰，2001）。

　　因此，對業界而言，若整體傳媒的經營運作結構，過度仰賴調查數字，恐怕會呈現諸多問題，特別是陷入數字的神話中，而不自決的使追求科學、客觀經營的過程中，反而在極度不科學的、迷信的狀態下作下了種種決策。

　　當然，誠如曾喜松所提醒的，也不應該過度強調收視率對於新聞製作過程的主導效果。事實上，受到專業訓練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展現的不同程度的能動性、對專業的堅持，事實上仍然存在，並且值得期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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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光甫（1999/12/22）民調市調，調底談啥調？，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