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與旺旺集團之間因為「三中」媒體（中時、中天、中視）所有權人變更案所形成的激情對立，雖然因為NCC大幅退讓而略有偃息，但是問題並未被真正釐清。旺旺集團甚至於昨日刊登廣告，聲稱要追究批評者的法律責任。
關於媒體所有權管制的普遍性與必要性，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了。而「三中」以大規模的新聞和評論對NCC發動強烈抨擊的動作，正好證實了跨媒體所有權集中化，確實具有製造和操縱特定言論的能力，亦已非常明顯；本文均不再贅述。
不過NCC確實有必須檢討的地方：第一，現有相關法律對跨媒體經營限制的規定確實不足，導致NCC必須動用行政處分手段，也因此提供了外界批評是「特殊條款」的藉口。換句話說，如果先行修法，甚至是進行更長時間的修法事前醞釀，主導廣泛的社會討論並形成共識之後，NCC的管制行動將更具正當性。第二，更重要的是，NCC畢竟只是一個媒體管制機關，但是媒體環境的改造，不只是單純的法律或管制問題，而是一個全面性的政策問題，需要各個政府機關的總體配合和動員—-在台灣的政治現實中，甚至可能需要總統層級的發動和背書—-才有可能突破並逐步有所進展。問題在於，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向來沒有興趣、沒有意識、更沒有擔當提出具體的媒體改革政策方案，過去如此，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也仍如此。
相對的，NCC第二屆委員顯然是有強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夠儘快介入百病叢生的台灣媒體生態，迴狂瀾於既倒；但是在社會、法律和政治支援通通不足的情況下，似乎也就注定了這次作為的失敗命運。
但說句公道話，NCC的過於急切是整個社會和媒體環境的情勢造成的。真正需要負責的，是原本應該出面承當媒體改革大任，但是卻隱身於後、置身事外的執政黨政府。「三中」如果真的還有一點點良知和擔當，要做到他們宣稱的是在履行媒體批評政府之「天職」，那麼就應該把矛頭轉向馬英九執政團隊，問題是，他們敢嗎？此次NCC的處置內容，包括更早之前關於電視廣告內容的一些管制措施，都有檢討的空間，因為這些處置並無法改善台灣的廣電媒體環境。但是我認為，我們社會應該至少對這些人抱有起碼的尊重，特別是他們身處當朝之人明明皆知媒體問題嚴重，甚至皆受不正常媒體影響之苦，卻不敢、或不能有任何作為的投機政治氛圍之中。
也因此，「三中」媒體對NCC和其中個別委員發動片面的批評，甚至採用刊登廣告和照片的鬥爭手法，就更顯露出其財大氣粗、理想淪喪。或者我們應該說，對於一個愈發嚴重私有化和商業化的媒體，談理想和道德根本是緣木求魚。台灣媒體離社會公器的角色愈來愈遠，將是台灣社會的災難。而整個主流媒體輿論對NCC幾乎一面倒地不支持，更顯示出台灣社會的價值錯亂。這絕非僅是少數懷抱理想主義的公共政策執行者的挫敗，也是台灣社會的改革動力逐漸消逝的證據。
旺旺集團在跨媒體經營方面「將來」會帶來什麼樣的言論集中化問題，確實是可以再考察辯論的，但最嚴重的是，他們「現在」就已經完全抹煞了台灣社會對媒體政策議題的理性討論空間。「三中」不惜一切代價想在當前的惡鬥中求勝，卻讓台灣建立健全合理的媒體治理架構的進程，倒退好幾年。而台灣媒體環境的惡化，愈發無可收拾，並終將禍及媒體自身。當那一天到來，眼中只有私利的商業媒體遭殃或不足惜，但遺憾的是台灣的社會民主和公民權益都將一起陪葬。我們真的只能默默接受這一切嗎？
魏玓(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專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