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風災對台灣造成重大傷害，傳媒在此次風災角色舉足輕重，成為民眾主要的災情通報中心，更有「政府看電視新聞救災」一說。「災難傳播」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針對災難事件中媒體的角色，與新傳播科技的關係，以及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日前也邀請政府、傳媒代表等人士，於「電子媒介新世代」研討會中舉行專題論壇。
對災後檢討陸續出爐，輿論紛將矛頭指向政府，認為政府救災不力，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資訊組委員李雪津指出，首先在統計數字上掌握不易，資訊來源也是由網路與電視獲得；此外，本次偏遠地區災情重大，需要依靠民眾利用各種新科技管道提供，「政府最害怕的是不正確的資訊」，李雪津表示，政府在進入災區時，必須確認其所需物資與人員情況等，所以動作上變得緩慢。
那傳媒如何協助政府？李雪津認為，媒體協助災情通報，但最終應回歸政府體制，避免資訊混亂；不干擾救災、避免偏頗報導重複重大災害畫面，使民心浮動。進而，以學者專家意見為主，避免政治力介入，淪為口水戰。未來媒體與政府必須建立溝通機制，東森電視記者羅友志認為，「政府應該超越媒體」，但這次救災中兩造顛倒，指出政府「透過媒體溝通」，資源也未善用，消防局有十二輛SNG車，但都未使用。
達德經驗 結合公共廣電救災
達德基金會新聞與創傷中心（Dart centre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澳亞洲中心主任Cait McMahon女士，則提供政府與傳媒合作的一種方式，澳洲今年二月的森林大火，促使澳洲政府與其公共廣電ABC（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合作簽署備忘錄，責成ABC為災害主要報導中心。McMahon指出，澳洲網際網路建置尚未發達，民眾還是仰賴廣播與電視獲得資訊。災難發生時，媒體必須以簡單的方式，直接、即時、準確地重複報導各類資訊，並且沒有「競爭」的餘地，並強調「社區報導」的重要性。
政大廣電系主任郭力昕則指出，這次風災報導問題，也是傳媒結構的問題。商營媒體競爭新聞時段，因此各家傳媒傾盡資源報導災難，如羅友志所指出的，雖然新聞報導比例失衡，但是他認為卻有其必要性，然而，當災難時間點一過去，新聞報導則減少迅速。李雪津認為，傳媒造就了「明星災區」，有畫面才有資源。公共電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補充，災難目前仍然嚴重，只是媒體沒有去，除了電視台本身投入，更強調如何與公民媒體合作，培力公民記者，使議題能夠持續，資源能夠平均。
何國華說，傳統媒體時間有限，並且在鋪陳上需要有戲劇效果，議題往往無法深入。公視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讓公民記者透過網路平台，說自己的故事，雖然樸素，卻有持續紀錄的能力。並且，何國華強調此次風災不同於九二一之處，在於災害是「分散」的，因而更需要在地的公民記者加入，除了深入各地，更重要的是由在地人的觀點，而非「台北」看天下，並做到「探討問題，在地陪伴；持續關注，協助重建」。
公民媒體崛起 網路發聲救災
由於新傳播科技的進步，在傳統媒體成本昂貴、時間有限的情形下，加強個人近用媒體的權利，經營時評部落格「龜趣來嘻」的鄭國威說：「災難一向是媒體的補藥」，自美國九一一事件，部落客已透過網路紀錄並傳遞，從此以降的全球重大災難，都有部落客以自己的觀點傳遞訊息。而當主流媒體對於持續關注議題的心力消逝之際，公民媒體是重要的力量；在某些刻意封鎖言論的國家，也能透過網路發聲。
然而，網際網路本身，在此次風災已扮演資訊傳達、資源募集調配的重要角色，但「不僅於此」，鄭國威首先指出，所謂的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達到降低風險，協助瞭解災害與預警的效果，目前有一種為了災害傳播專門建置，名為「SAHNA」的免費災害管理系統，由災害之資訊彙整、發佈到資源、人力調配，運用電腦科技的優勢，作一統整。他認為，台灣其實也有自己的系統，只不過「是人的問題」。如何以資訊傳播科技，使資訊暢通，是災害發生時的關鍵。
McMahon也指出，災害的「創傷」，指向許多層面，除了新聞工作者本身，首先採訪前如缺乏安全訓練、安全採訪設備等，而採訪後感到罪惡、憂傷、壓力，如何以適當的心理輔導，使記者自我照料外，回應創傷；也指避免對新聞事件主角—-災害生還者等造成二度傷害，謹慎對待受害者，也有助於記者本身的新聞產製；並有強調尊重與精確的「創傷性報導」編寫，災害期間，新聞可以增加社區與大眾的知識與責任感。
在台灣的傳媒，如羅友志指出，沒有所謂的「心理輔導課」，但許多記者在此次風災後，的確出現「災後症候群」。如何輔導與保護新聞工作者，也必須是傳媒在未來於重大災害發生後，應當考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