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醫院的死亡抉擇》(4之1)

原文作者 / 雪莉‧芬克(Sheri Fink)

　　當救難人員"啪"地一聲推開醫院禮拜堂木門時，空氣中頓時傳來陣陣惡臭的腐屍味。在裡頭有十來具覆蓋著白床單的屍體，一動也不動地躺在矮床或放置在地板上。白床單下依稀可見幾縷死者的灰白髮絲，還有一雙蒼白的手叉在藍色大衣裡。

　　數天來，這可怕的景像已成為調查的重點，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位於紐奧爾良上城市中心的紀念醫院（Memorial Medical Center）在卡翠納颶風期間被洪水圍困。颶風摧毀了醫院的電力設備，和自來水，醫院裡的溫度一度飆高超過37度。不過，令調查人員驚訝的，不只是臨時停屍間裡存放的屍體數量。還有從醫護人員的檢測中發現，一位聲譽卓著的醫生以及兩位受人敬重的護士，居然給予部份病患注射致命的藥劑量，加速他們的死亡過程。殯葬業者最後從紀念醫院帶走了45具屍體，比起卡翠納風災期間其它同等級醫院要來得多。

　　調查人員仔細審閱這些證據，2006年，在卡翠納風災滿即將週年時，路易斯安納州地方法院以涉嫌替四名病患安樂死的罪名，逮捕涉案的醫生和兩位護士。該名醫生卜安娜（Anna Pou）在全國的電視節目上替自己辨護(注一)，她說：我只是在“幫助”病人免除他們的病痛而已，這是她至今仍堅持的立場。在紐奧爾良大陪審團撤消她的二級謀殺罪後，這件案子逐漸為世人淡忘。

　　自從卡翠納風災發生後，四年來卜安娜協助路易斯安納州修正相關法律，提供專業醫療照護人員保障，避免遭受州法律的控訴，其中已有三項法案獲得通過。這些法條也鼓勵檢察官在承辦醫療案件時，先等待醫療小組的會勘，再決定是否要起訴醫護人員。卜安娜也建議全國醫療組織要進行適當的改革，以隨時預備救災需求。她在全美大大小小的醫學會議上發表演說，鼓吹改變醫院施以急救的標準。她認為，在緊急災難中醫生要做到「告知病人且獲得同意」，根本是不可能的。醫生最後必須依據傷患受傷的程度，排除那些已無法救治且簽署「不施予急救醫囑」的傷患，不施行急救──這是她和同事在卡翠納風災中的應變方式。

　　卜安娜和其他人常引述卡翠納風災期間紀念醫院的案件，用來佐証改變風災期間醫療救護標準的論述。但是這個關於「風災期間紀念醫院與世隔絕的瘋狂日子」的故事，其實並未完全揭露。過去兩年半來，我得到先前從未曝光的紀錄，並訪問十幾位曾親身參與紀念醫院事件，和後續從事調查報告的工作人員。

　　這些訪問和文獻檔案給我們一個新角度，去檢視「卜安娜和她同事的故事」。現已証實，當初有更多的專業醫護人員曾參與注射病人麻醉藥物的決策過程，而且比起先前我們所知的，其實還有更多病人被注射麻醉藥。卡翠納風災後，根據當時參與人員的回憶和文字記錄，所有查出有毒性反應的病人與驗屍報告上的名單完全相符。這說明紀念醫院在久候最後一波救援希望落空後，採取了給予病人注射藥物的作法，至少有17名病患被注射嗎啡、鎮定劑，或兩者都有。其中數名病入膏肓的患者可能無法在撤離行動中存活。然而，根據一份未曾公開的報告指出，當初一位參與調查的內科醫生在重新檢視死者的病歷和驗屍報告後認為，幾位情況不嚴重的病患是冤死的。

　　基於這個原因，我追踪許多卜安娜出席的場合。包括兩次為她舉辦的募款會，一場學術會議，以及數次在路易斯安納州立法部門前堵她。去年卜安娜也接受我冗長的專訪，但她始終拒絕討論那些關於病人死亡的細節，而是引舉三個訴訟中的醫療官司，指出我們應該對案件中未遭起訴的醫護人員多一點同理心。然而，她卻一再阻止記者旁聽她對卡翠納事件發表的演說，並且函信路易斯安納州最高法院，反對公開長達50000頁，關於調查紀念醫院死亡事件的報告。

　　卜安娜所做的一切，以及為什麼這麼做，可能永遠沒人知道。但關於「她這麼做是在災難中的權宜之計──醫護人員只要是出於善意的判斷，即便是在災難中做出不給予重傷者治療的決定，也應豁免於司法起訴」，這種論述值得我們仔細思辨。尤其這當口特別重要，因為現在衛生部就是由一群小眾，在缺乏科學證據的狀況下做出決議。毫無疑問地，這種決議將帶給人們極大的困擾。

　　在最近一場全國醫學論壇上， 卜抛出一個問題：醫護人員應該陪伴那些生存機率渺茫的病人多久，才算足夠呢？紀念醫院的故事引起其他人追問：哪些病人可以得到有限的醫療資源，而這個決定又由誰來決定？所謂的犠牲小我，成全大我，最終可以用來合理化一切作為嗎？恰當的安寧照顧跟安樂死，界限何在？如果在連政府都放棄他們的絕望情況下，醫護人員如何為他們自己的決定、行為負責？

暴風雨的避難所

　　圖片來源 : 取自Propublica

　　紀念醫院坐落在紐奧良盆地的低點，低於海平面3英吋，距離城市西南邊的法國區有三英哩遠。這家醫院建立於1926年，原名為南方浸信教會醫院；1995年被達拉斯財團支持的「特奈醫療體系」買下後，就改成目前的名稱。幾世代以來，每當颶風來襲，醫院堅厚的垣牆已成為員工們最佳的避難所，他們會將家人和寵物安置於此。

　　8月29日週一零晨，當卡翠納颶風侵襲紐奧良時，約有2000人待在醫院，包括200名病患和600名工作人員。當暴風雨襲至，病人們開始驚慌失惜、大聲尖叫，宛如屋頂冰雹擊碎窗戶玻璃般，痛苦的呻吟聲、暴風雨的怒吼聲此起彼落地環繞整個醫院。

　　清晨4點55分，醫院的電力系統停電了。病房的電視”啪撘”一聲關機。醫院的輔助備用發電系統已淹淹一息，只足夠支應緊急照明、部份重要的設備，還有少數幾個樓層的電源插孔。空調設備已經停止運轉。那晚，洪水從街道退了回去，紀念醫院雖遭受到嚴重的損傷，但依然正常運作。紀院醫院似乎又一次平安地熬過暴風雨。

撤退行動開始

　　卜安娜是一位49歲的頭頸部腫瘤外科醫生，以強烈的工作道德感獲得同儕敬重。卜的身形嬌小而充滿活力熱情，風趣且善於社交的她，總將全部精力放在醫院工作上。

　　8月30號，卡翠納颶風離開後的早晨，一位護士叫醒卜安娜，她說：看看外面！透過玻璃窗，卜看到難以致信的一幕：洪水不斷從下水道湧出。還有洪水所夾帶大量垃圾往醫院方向流動，更讓其他工作人員瞠目結舌。

　　資深管理員立刻向紀念醫院執行長勒內‧高克斯(L. Ren’ Goux)報告洪水損害狀況，並建議關閉醫院。如同大多數位於洪水氾濫區的美國醫院，紀念醫院的主要緊急電力設備開關都設置在離地不到幾英呎高的地方，這使得電力系統非常容易遭到破壞。

　　蘇珊‧穆德瑞克(Susan Mulderick)，是一位54歲、身材高窕、用話精簡的護士長，她是「卡翠納颶風緊急應變小組」的成員，當時正在值班。她負責與醫院最高層共同協商，指導風災期間醫院的運作模式。作為醫院「緊急應變小組」的常任委員，穆德瑞克替紀念醫院寫過一套緊急應變計畫。但這份246頁的報告沒有提供關於下述情況的指導策略：電力系統完全失效的情況時，要如何處理？或是如何在洪水淹沒街道的情況下，將醫院所有人員撤離？因為紀念醫院主要的醫生幹部都不在，理查‧載希曼(Richard Deichmann)，醫院的語言矯正科主任，便擔負起組織院內所有醫生的責任。

　　中午12點28分，一位紀念醫院的主管在電腦上打了 ”HELP!!!!”幾個字，並將這封電郵傳給紐奧良市區外「特奈醫療體系」同仁。告知他們紀念醫院必須將180多位病人撤離。同一時間，載希曼正與20多位留守醫院的醫生和數名護士管理員在四樓窒悶的護理教室裡開會，這裡後來成為醫院的指揮中心。會議的重點圍繞在如何「清空」醫院。醫生們的意見很快取得一致：加護病房裡的新生兒、孕婦、重大傷患者應該在優先撤離的名單上。然後，載希曼開始引導大家討論一個不在醫院應變計畫上的困窘問題：他建議所有在「不施予急救醫囑」名單上的病人應最後撤離。

　　「不施予急救醫囑」是由醫生在告知病人，或取得醫療代理人的同意下所簽署。而這意謂著：當病人的心跳呼吸停止時，醫生不會施予急救。路易斯安納州法律允許病人在「生命末期、無藥可治」的情況下，可以事先要求保留或著停止施行「生命維持處置」。

　　關於這件事，載希曼最近告訴我他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不施予急救醫囑」名單上的病患都已處於生命末期且無法治癒；與其他病人相較，萬一紀念醫院遭受嚴重的災害，這些名單上的病人「也沒什麼太大的損失」。其他參與會議的醫生也同意他的撤退計畫。「一位神經放射科醫生比爾‧阿敏頓(Bill Armington)告訴我，他認為名單上的病人不會希望用非自然的方式延長生命，更不會為了想求得自己的生存，而犠牲其他人性命。」當時沒有人意料到這是一個關鍵性的重大抉擇，因為與會者都預期救援人員會在幾個小時內將醫院裡的所有人撤離。

　　但有個重要的部門在會議中被遺忘了。多年來，一家醫療照護公司「紐奧良生命關護中心」(LifeCare Hospitals of New Orlean)長期租用紀念醫院的七樓。「生命關護中心」一直以「醫院裡的醫院」模式，24小時照顧重症病患和嚴重傷殘者，必要時會給施予患者長時間的急救處置。「生命關護中心」最為著名的，就是他們使用呼吸器幫助重病患者，直到病人能夠自行呼吸為止。「生命關護中心」的目標是幫助病人康復，讓他們能夠重回家庭或著到安養機構。「生命關護中心」不是一家臨終安養院。

　　「生命關護中心」有82張床位和專職醫生，大多數醫生同時也在紀念醫院工作。「生命關護中心」有它自己的管理人員、護士、藥劑師和供應鏈；還有一套他們自己信奉的工作哲學：「生命關護中心」不惜重資備妥各項最先進的醫療儀器，用來維繫那些多半已年邁不堪病患的生命。賀瑞斯‧巴茲(Horace Baltz)，一位紀念醫院的資深醫師告訴我，醫生們常在茶餘飯後爭論：是否投注過多的醫療資源在一些毫無救治希望的病人身上。「我們浪費太多資源在這些”火雞”上了，應該讓他們自然地離去。」

　　「生命關護中心」裡的52位病患大多癱瘓在病床上，或是依靠電子呼吸器維生。這很明顯的，如果醫院的電梯不能用了，對位於七樓的「生命關護中心」來說會是個非常嚴重的危機。巴茲當時也跟載希曼醫生一起開會，但卻沒有特別針對「生命關護中心」的問題提出討論，儘管其他一些與會醫生也同時在「生命關護中心」和紀念醫院工作，但大家都忽略了這件事。

　　當天下午，海岸巡防部的直昇機和私人的救護車隊開始進行救援行動。直昇機的駕駛人員顯然很不耐煩──還有數千名居民要從這個城市撤離。位於八樓的加護病房傳來醫護人員大呼小叫的吼聲：「再多一些人！直昇機在等！」

　　紀念醫院的醫護人員和家屬帶領病人到達2樓的疏散區，每個病人都被綁在擔架上，他們要通過一個3英呎見方，平常用來連接機房和停車庫的便道，醫護人員將他們分送上救護車，再由救護車載運到最頂層的停車場。最後，只要再爬一小段鐵梯，就能到達頂樓的停機坪。

　　「生命關護中心」那天下午則陷入了一片混亂。他們有自己的「緊急指揮官」，黛安娜‧羅比蕭（Diane Robichaux）。羅比蕭是這裡的助理管理員，當時她還懷有七個月的生孕。剛開始時似乎都沒什麼大問題，羅比蕭透過電腦跟位於德州總公司連絡，並且保證所有「生命關護中心」的病人都會納入在紀念醫院的緊急撤退計畫中。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地消逝，「生命關護中心」職員和總公司之間的文字對話，也像是政府協調救援行動失序一樣，整個陷入混亂。

　　根據文字訊息，羅比蕭要求紀念醫院主管將她的52位病患一同納入海岸巡防部的撤退計畫裡。一位紀念醫院的行政人員告訴羅比蕭，撤退行動必需徵得「特奈醫療體系」總公司的許可。「我衷心地祈禱高層趕快批準這項行動」，羅比蕭在一封寫給總公司同事的信中如此說道。(就是「特納醫療體系」的發言人，大衛‧馬休(David Matthews)，他寫了封電郵給我，告訴我週二那天下午「生命關護中心」向紀念醫院同仁請求的諸多協助，全都被拒絕了)

　　這時候所有醫生都已值了整天的班，睡眠極少且處在壓力下。院裡最資深的醫生之一尤英‧庫克(Ewing Cook)告訴我，為了減輕護士的負擔，他決定除非是最緊急的情況，否則一切醫療照護行為全部暫停。

　　當送走最後一批「被選擇撤離」的病人後，紀念醫院陷入一片漆黑。那天晚上，海巡人員表示可以再回來協助疏散更多的病人，但紀念醫院的主管拒絕了。因為停機坪的灯光微弱，周圍沒有護欄，而醫院裡的職員們也需要休息。

　　紀念醫院成功地將187位病患減少到130位；而另一方面，七樓「生命關護中心」的52位病人一位也沒送走，其中包含7 個靠呼吸器維生的病人。「持續跟『特納醫療體系』的人電話聯絡」，一位當時不在醫院的「生命關護中心」代表寫信給羅比蕭：「最後一定會輪到我們的病人撤離，也許明天早上吧」。(李信漢譯)

新聞來源：http://www.propublica.org/feature/the-deadly-choices-at-memorial-826

延伸閱讀：

(注一) Dr. Pou 60 Minutes Interview

Propublica已將雪莉‧芬克得獎作品《紀念醫院的死亡抉擇》集結成專頁，讀者可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