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 / 雪莉‧芬克(Sheri Fink)
圖說 : 2005年8月31日,一艘氣艇開到紀念醫院進行救援(圖片來源 : Bill Haber/AP Photo)
影響重大的「分類」抉擇
在8月31日大約凌晨兩點之時－也是卡翠納颶風在紐奧爾良附近登陸48小時之後，紀念醫院的備用發電機發出劈啪聲並停止運轉，之後庫克形容這突然的沉默是他人生中「最令人作嘔的聲響」。在七樓的「生命關護中心」，病情危重的病人開始承受隨之而來的後果。生命監視器與呼吸器轉換為儲備電力，警鈴鏗鏘作響，此時七名病人的肺部持續有空氣推入。大約在半小時過後，電池的電力耗盡，那規律發出嘶嘶聲的機械性呼吸停止了。紀念醫院的護士出現並宣佈病情危及的病人若能立即被帶到停機坪的話，海岸巡防人員就能協助撤離這些病人。在黑暗中，義工帶著「生命關護中心」的病人穿過五層樓的階梯，他們都是危急病患，依賴著呼吸器維持生命。
「生命關護中心」的護士正在階梯旁引導，她身邊的擔架上躺著一位80歲男子。她正透過呼吸輔助袋，手動擠壓空氣進入他的肺部中。當他在二樓等待救援時，她已壓了將近一小時。終於有位醫生在擔架停了下來，並告訴她，病人沒有氧氣了，他已經差不多要走了。病人過世時，她抱著他並撫摸他的頭髮。
卜安娜開始在二樓替另一名病人擠壓空氣，讓護士逐漸疲累的手得以減緩。這名病人，和另外兩名生命關護中心依賴呼吸器的病人，也都在這個清晨過世了，而其他人被直升機帶往避難。該醫院的牧師打開了走廊盡頭，帶有彩繪玻璃的兩扇門，工作人員開始將屍體推往醫院裡的禮拜堂，幾近崩潰的護士們哭了出來，牧師給他們擁抱，並和他們一起祈禱。
太陽升起，它的高溫悶熱著紐奧爾良，這也是90年代中期之後的天氣型態。醫院令人窒息，它的牆壁像在出汗一般。水龍頭已經沒有水了，廁所呈現堵塞狀態，汙水的惡臭和許多未被清洗的屍體氣味混合在一起。
來到醫院避難的人歡欣地看到兩艘由義工駕駛的氣艇從路易斯安那沼澤地呼嘯至被淹沒的急診室坡道，而後感到絕望。這支船隊的組織者，馬克(Mark)和桑德拉‧李布蘭克(Sandra LeBlanc)，為了某個特別的原因來到紀念醫院：薇拉‧李布蘭克(Vera LeBlanc)，是馬克82歲的母親，正因結腸癌手術在生命關護中心休養。桑德拉，是一名緊急救護員，了解她丈夫的母親無法吞嚥，卻發現她和其他需要點滴注入水份的病人不再獲得供應而感到驚訝。當她的丈夫問到紀念醫院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告訴他醫院正處於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非醫療模式(treating mode)，無法再提供治療。馬克‧李布蘭克憤怒地質問：「你們改變了作業標準，醫院就不再是醫院了嗎？」
那天早上，100多名仍留在紀念醫院與「生命關護中心」的病人，醫生與護士決定將他們帶至樓下並分成三組以加速疏散的進行。被分在第一組的是健康狀態良好，可以坐起來或走路的人，也是優先被帶往避難的人。病情較為嚴重，需要較多協助的病人被分在第二組。最終的第三組是最後被疏散的人，這組包括醫生認定狀況相當衰弱，也是處於「不施予急救醫囑」指示下的病人。
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醫生負責病人的分類，但根據兩位和卜安娜一起工作的護士談到，她充滿精力並參與行動的核心。整個早上，醫護人員和病人家屬組成的臨時小組將多數剩下的病人帶到二樓大廳，也是捲起袖子的普準備接待他們的地方。
在昏暗的燈光下，護士打開每個病歷並閱讀診斷書；卜和護士為每個病人分組，護士在紙上寫下「1」、「2」或「3」然後貼在病人胸口的衣服上（其他病人的號碼寫在醫袍上）。許多1號組的病人被帶往急診室的坡道，也是氣艇停泊的地方。2號病人則在通往機房的走廊上，是到直升機停機坪的捷徑。3號病人被移往到二樓大廳的角落，在一個提款機和充滿綠意的植栽旁邊。等待撤離的病人持續關心他們的尿布是否會被更換、是否有風扇、若可以的話能否啜飲一點水，但大多醫療措施如點滴或氧氣是有限的。
卜和她的同學繼續執行「分類(triage)」，在法語中意指咖啡豆的分類，拿破崙的首席外科醫生－多明尼克-尚‧拉雷男爵曾運用在戰場之上。今日「分類」一詞應用於傷患人數超過可運用資源的急難事故上，出人意料地，在如何把這件事做到最好之上或許沒有共識。在一般的情況下，醫護人員試著分攤照護資源給最多數的人，以取得最大的善。對於如何做到這件事，最大的善又是什麼，仍爭論不休。是救回多少條生命？救回多少年的性命？還是救回「品質」最好的性命？或是有其他的可能？
現今至少有九個組織完善的分流系統，大多要求相對較輕的傷患等待，讓狀態較糟的病人先行避難或治療。也有若干要求醫護人員將傷患分到另一個類別：被視為只有微弱生存機會的病人則給予手邊現有的醫療資源。這一類最常見於毀滅性的事件如戰區卡車的爆炸，嚴重的傷患遠比救護車或醫護人員的數量來得多。
卜安娜和她的同事們幾乎沒有受過任何分流系統的培訓，也沒有遵循任何特定的分流協定。卜後來說，她嘗試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到最大的善。決定讓病情較嚴重的病人最後離開有著它的風險，預測一個病人將會如何進展是無法精確的，並容易受到偏見的影響。在一項分流的研究中，有經驗的救援人員會被要求將同一位病人分類，並提供完全不同的答案。而且病人的條件會改變；更多的資源將變得有用以幫助那些原先看似無望的情況，重新對每個人進行評估的重要性在於，你能夠忘記原先曾將他們排序過。
在數架直升機抵達，並救出一部份生命救護中心的病人後，布希總統搭著空軍一號飛過紐奧爾良上空，視查此次的災情。幾架直升機在之後抵達了，卜告訴我，她聽說海巡人員的工作重點是救援被困在城市各地屋頂上的人們。同時，在醫院的二樓以下和停車庫等待離開的幾十名病患都熱得喘不過氣來。
許多醫生和護士從原先照顧病人，轉換為帶領他們到直升機與船隻上面。薇拉‧李布蘭克，這名「生命關護中心」病人的兒子在幾小時前安排了氣艇到來，在病人群聚的二樓之中。她的病歷上顯示「不施予急救醫囑」，十年多來，其他醫院也一直遵守這項協議。所以一旦她的心跳停止，醫院是不會進行急救的。馬克‧李布蘭克告知醫院，他決定要讓母親坐上其中一艘氣艇撤離。當李布蘭克夫婦要進入二樓的病人區域時，一位工作人員阻擋住他們，幾位醫生告訴他們無法帶著薇拉離開。「為何不能。」桑德拉說，這對夫婦無視醫生，當馬克和其他人將薇拉帶走並帶上氣艇時，她笑著並聊了幾句。
在七樓「生命關護中心」的大廳上，安琪拉‧麥克馬諾斯，一位病人的女兒，無意間聽到工作人員討論延遲「不施予急救醫囑」病人的撤離時，讓她感到恐慌。她期望那體弱的70歲老母親，維爾達，能夠很快被救出，但她母親有簽署同意「不施予急救醫囑」。「我必須取消那份協議。」安琪拉懇求「生命關護中心」的人員，但他們告訴她沒有醫生有權做這個決定。
到了星期三的下午，尤英‧庫克醫生感到身心俱疲、骯髒與淒涼。他是位61歲的肺部專家，自從星期一聽說有名護士在醫院附近遛狗時遭到強暴之後（院方否認這件事的發生），他就帶著半自動的貝瑞塔手槍。庫克曾有兩次心臟病發作，在熱浪中無法幫助病人的轉運。
這天下午，庫克站在急診室的坡道上，發現了一個漂浮在拿破崙大街上的床墊，上面躺著位消瘦的黑人女性，有幾位年輕人在惡臭的水中推動著她。「醫院已經關閉了。」有人喊道，「我們不接受任何人。」
勒內‧高克斯(L. Ren’ Goux)，醫院的執行長，告訴我他為了某些安全上的原因，已經決定讓漂向紀念醫院的人們往南方九個街區的乾地前進。最終醫護人員准許讓那名女子和她的丈夫進入，但游過有毒地帶救她的人卻被要求離開。當一對夫婦帶著小孩子划過來時，被告知「走開」。布蘭特‧金，一位紀念醫院少數的非裔美國醫生，無法再耐住他的脾氣。
「你不能這樣做！」金對著高克斯大吼。「你應該幫助人們！」但那家人已經掉頭離開。
金脫離了現實，庫克告訴我他當時這麼想。紀念醫院已不再是醫院，而是個耗盡物資的避難所。庫克還擔心來自鄰近的入侵者可能會洗劫醫院的藥物與人們的貴重物品。
之前從臨床照護中退休，庫克在卡翠納颶風襲擊前一週成為紀念醫院的行政人員，但他花了數年在8樓的加護病房工作。那天下午，他慢慢爬上樓梯，到那裡檢查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多的病人在星期二已被撤離，只剩下少數有著「不施予急救醫囑」指示的人還沒撤離。
「這裡是怎麼回事？」他問這單位裡的四名護士。「你們怎麼還在這？」護士說他們正為一名病患：傑妮‧伯吉斯，一名79歲的女性，處於子宮癌後期與腎衰竭。為了她的舒適，用嗎啡讓她鎮定至無意識狀態。她因為疾病的水腫而顯得沉重，庫克估量她大概有350磅。
後來庫克告訴我他相信幾件事情：1. 既然在熱浪中爬上階梯對他來說這麼困難，他不會再回到加護病房了。2. 既然每個人都如此疲累，這女人又如此地重，要把她拖到六層樓之下是件不可能的事情。3. 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這名病患或許只有一天左右能活。坦白地說，這四名照顧她的護士還有其他地方需要他們。
庫克認為，在伯吉斯點滴中滴了幾天的藥物提供了一個答案。嗎啡，一種強大的麻醉劑，常用於控制嚴重的疼痛或不適。但這種藥物也可讓人呼吸減緩，突然提高劑量將導致死亡。
擅於治療將近人生末期病人的醫生、護士和臨床研究人員認為當藥物被適當管理時，這種「雙重效應」是不會有太大危險的。庫克不認為有這麼簡單，「如果你不認為給一個人過多的嗎啡時，是在提早送他進墳墓，那你真是個非常天真的醫生。」在2007年12月，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庫克這樣告訴我，「我們殺死了他們。」
事實上，區分謀殺和醫療往往歸結為一個人施行藥物的意圖。作為一個胸腔內科醫生，庫克常走在這條線上，他告訴我，處理這種結束人生的困境，他自豪自己做得很好。當一個病患病情危及或病人家屬決定中斷呼吸器，舉例來說，庫克會指定正確的嗎啡用量，以確保病患不會在呼吸器撤離後而喘氣。
庫克發現，要實現這個層級的舒適度需要足夠的嗎啡，藥物會明顯抑制病患的呼吸。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病患舒適，但結果是加速死亡，庫克也知道這一點。對庫克來說，道德和犯法之間的差別是細微到你很難察覺。
伯吉斯的情況「有點不同」的是，如庫克所說的。作為昏迷和止痛藥，她不會感到不舒服，但庫克所能想像最糟的情況是，藥效逐漸減退後，伯吉斯醒來發現自己被醫護人員放棄，僅僅是因為醫生認為她的病情已無可救治。「你會介意增加嗎啡的劑量，並給她足夠的量直到她離開嗎？」庫克說他曾這樣問過伯吉斯的護士。
庫克在伯吉斯的病歷上潦草的寫下「宣告不治」，留下了時間欄並用難以辨示的字簽下了說明。然後，他走回樓下，相信自己為伯吉斯做了正確的事情。「對我來說，這想都不用想，在今天也不覺得我做的事有什麼不好。」他告訴我。「我給了她藥，所以能夠更快擺脫她，讓護士離開那層樓。」他接著說，「毫無疑問地，我加速了她的死亡。」
關於如何對待醫院中病情最嚴重的病人的問題也被其他人提出，幾架直升機在下午降落，這些病人正受著煎熬。蘇珊‧穆德瑞克，醫院「緊急應變小組」的指揮官，和庫克工作幾十年了，對他表達出她的關切。根據庫克的說法，穆德瑞克告訴他，「我們得做點什麼。」但穆德瑞克在卡翠納之後的幾天不願接受採訪，確實告訴我：「我們有充份的準備，我們將這情況管理得很好。」
庫克和另一名醫生坐在急診室的坡道上抽著雪茄。援助來得太慢，有太多的人需要撤離，卻未能做到，庫克對我描述他當時的想法。那是個令人絕望的狀況，而他只有兩個選擇：加快他們的死亡或是拋棄他們。「你真的認為自己不能就這樣拋棄他們；但在人道上，還是讓他們離去。」
庫克到二樓，卜安娜和另兩名醫生指引服務的集合區，吊床和擔架似乎涵蓋了每英寸的空間。羅德尼‧史考特，一名肥胖的加護病房病人，正從心臟問題和幾次手術中康復，滿身汗水躺在擔架上動也不動。一名醫生已經決定他是最後一位離開的病人，因為他已超過300磅，可能會困在機房的通道，堵住疏散路線。庫克認為史考特已經死了，並摸他做確認，但史考特轉身過來並看著他。
「我很好，醫生。」史考特說。「去照顧別人吧。」儘管病人看起來多麼悲慘，庫克說，在這擁擠的房間裡，他覺得沒有辦法做那些他一直在思考的事。「我們沒這樣做，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證人。」他告訴我。「這是對上帝誠實的真理。」
理查‧載希曼，紀念醫院的醫療科主任，還記得那天下午被穆德瑞克攔下的短暫談話，一段他在「緊急狀況（藍色符碼）」所寫的故事－這則故事刊載在他2006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他吃了一驚，他寫道，當穆德瑞克問他對於醫院中的「不施予急救醫囑」病人實行安樂死的看法時。他訴她：「安樂死是犯法的。」「沒有必要對任何人安樂死，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做這件事。」雖然當時他認為「不施予急救醫囑」的病人應最後離開，但在計劃中，他明確告訴穆德瑞克，「最後仍要撤離他們」。穆德瑞克透過她的律師，否認她曾和戴希曼或紀念醫院的任何人討論過要給予病人安樂死。
隨著夜幕降臨，謠言傳出撤離行動將在晚上停止，因為人們對著救援人員開槍。在停車場附近，高克斯分發槍支給封鎖醫院入口處的保全和維修人員。那天晚上，在二樓大廳，數十名「生命關護中心」和紀念醫院的病人躺在骯髒且充滿汗水的吊床中。普、幾位醫生和護士們在由攜帶式發電機發動的昏暗燈光下工作。第三個晚上，普在僅有一小時的睡眠下工作，更換病人的尿布、給予水份、安慰護士並與他們一同祈禱。
卡麥爾‧寶福拉，「生命關護中心」的護理主任，走過有著重病病患的二樓提款機區域，他們大多數都是第三組的。嘉莉‧霍爾，「生命關護中心」的78歲病人，留著編著辮子的長髮，她的龐大家族都叫她親愛的媽。她伸手想要抓住寶福拉，說她的氣管需要清理。護士對霍爾為生存的激烈搏鬥感到驚訝，他用攜帶式機器幫她抽出，並請她努力奮鬥。(李奇偉譯)
新聞來源: http://www.propublica.org/feature/the-deadly-choices-at-memorial-826
延伸閱讀：
Propublica已將雪莉‧芬克得獎作品《紀念醫院的死亡抉擇》集結成專頁，讀者可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