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公民會議第一場｢公共媒體、國家與公民社會之三角關係的再思考：從公廣集團的困境談起」，邀請交通大學科技與傳播系副教授魏玓擔任主持人，苦勞網特約記者孫窮理、專欄作家周弈成一同與談。
魏玓：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公共媒體？
首先，魏玓以去年媒體公民會議的開場白為引，今年如去年一般，公共電視舊有問題仍未解決，公民的期待也未被滿足，反而公視內部越發爭議；從內部董事會任命等瑕疵，到公視修法後造成董事會的癱瘓，雙方司法上的對立致使董事會無法運作。魏玓指出，在公視成立十年後，現今的困境，是公民社會對公視問題的冷漠，同時，媒體在促進社會溝通的角色上，也未開啟公視議題的討論。
除了內部衝突，在國家方面，媒改團體普遍認為國家缺乏公共媒體政策與準備。魏玓表示，從1998年公視開播以來，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公視唯一的修法是將董事人數從11-15人改至17-21人。但增加人數卻未真正解決公視問題，國家和董事之間沒有合作，反而新、舊董事互相祭出假處分鬥法。
魏玓認為，公民社會對公視議題是消極的，儘管公視有許多得獎的影視作品，但這不代表有足夠公民社會的想像和認知。他指出，要再思考這些問題，必須先回到我們對公民社會的假設。第一，矯正商業電視機制失衡，是否真的必須依靠公共媒體？第二，公民媒體與公共電視是互動的，但台灣是否已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第三，在參考各國公共廣電的運作與制度上，台灣社會是否有自己的獨特性或能力，而無須參考國外制度？
就上述問題，魏玓表示，除了建立公共電視制度之外，也許仍有其他替代方案或可能性策略。第一，商業廣電的｢公共化｣，公共電視與商業電視的抗衡，商業電視是否有可能發生質變，而不見得一定要寄望公共電視；第二，設置公共化的節目製作和研發中心；第三，公民社會的公共化，媒改者是否有其他方式促成？例如，各種小型的媒體公共化等。
孫窮理：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
孫窮理以苦勞網的經驗為例，他表示獨立媒體過去和非營利組織產生互動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也使得苦勞網能將議題的各種面向，由許多人一起｢拼｣起來。他表示，苦勞網創生時是反對客觀性，做為一個運動的媒體，其施力點是一個可以想像和討論的問題。
孫窮理韓國媒體行動為例，表示若未來公廣集團規模更大時，也可能有更大的黑手想介入。因此，在苦勞網內部不太去討論資源的問題，而是認為有多少資源就做多少事情，就是避免這樣權力的介入。他指出，公民社會對公視問題的袖手旁觀，反應的是一個缺乏共識與溝通的問題。他問到，媒體是否可以當作一種運動？運動是透過社會互動的關係。他認為，外部力量其實反而不是重點，是否具有內部專業性，才是能真正抵禦外部權力介入的力量。
周奕成：公共電視應更具「公共性」
周弈成有不同的想法，他大膽警告該創見可能對傳統對公視議題的思維具有傷害性。他認為，公共電視集團現在聲稱是｢你的公共電視｣，但經費來源仍以政府為主。而在過去推動公視進程中，主要受學院知識份子與進步媒體人的影響，來自社會的支持和監督的力量都很稀薄，這使得公視運作形成一個自我認同，而不需要介意外在聲音的社群。
周弈成指出，目前公廣集團已然忘記原本的目標性，第一，是不知為何公共，第二，是沒有共識的公共。從公民觀點上來看，公視的發展變成一個由少數人才能問責的機構，使公視儼然就是一個國家電視台，卻自以為它不是一個國家電視台。特別是過去在董事遴選立法上，訂定了一個過於嚴格、複雜的法條，當初為避免民代、政府體系等的介入，卻使公視董事會的產生，已脫離民眾認知的常識。
周弈成建議，公共電視的未來應以具備一種華人民主社會的思維。除了重新定義公共性與民主政治的相容性，在培養菁英的共識上，以國家戰略與產業策略為重；在民主政治與公共性上，應建立公民能夠理解的公共制度，並能問責的公共媒體。他建議，未來公廣集團應以以航空母艦自詡，應和政府政策和民主社會共同合作，希望能成為一種宣揚海外的可能性。
現場討論時，台大新聞所副教授洪貞玲提問，就媒改來說資源的問題，以PEOPO來說，實際所需資金並不多，但內部如何跟公民社會做更強烈的互動，再者，內部人員又是否具有此意識。
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林福岳提出，也許應利用論壇來匯聚一些行動力，發起公民連署表達呼籲董事會停止內耗的聲音。
現場也有公民提問，就民眾而言，公視應給予什麼樣的價值，又這些價值如何獲得民眾的認同，同時，又如何避免這套制度流於少數人想像的共識？
主持人魏玓回應並總結，商業媒體聲稱滿足一些閱聽人的需要，但台灣社會商業媒體和公共不合理的連結仍然沒有解決。他表示，也許我們不單是要問公共媒體需要訂定什麼目標，更要問公共媒體需要的是什麼？過去以來，我們期待有相應的資源投入公共電視，但這是否是在公民社會共識下投入的？台灣一直以來沒有辦法做到徵收收視費，這就是一個公民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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