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內:配合政局製造「新期待」

  戰後以來,特別是從佐藤榮作時代結束、田中角榮上台開始,日本的媒體總是在新政權誕生時高唱贊歌,又在政權結束時大奏葬曲。從表面上看,日本大眾傳媒似乎是在執行其輿論監督的任務,但認真分析,其實是在充當著恐固和穩定現有體制,不斷製造“新期待”的角色。-

  在自民黨當政時期,日本媒體為配合“派閥政治”遊戲,只看臉孔,不深入談論政策,只要首相換了,民眾的悶氣有了發洩處,便不再追究以往諸如金錢醜聞或當政者失策等問題的任何責任,並推波助瀾,為新政權製造“改革”虛像。在輪流坐莊的游戲無法繼續玩下去時,媒體就配合政壇重組大奏“政治變天進行曲”。1993年“非自民黨聯合政權”誕生時,有些媒體甚至不惜鼓吹“髒水沖刷污泥”的“髒水利用”論。意思是說,明知高舉改革旗號者就是來自自民黨腐敗的核心部分,但如果這部分勢力能起“改革”推進作用,用之又有何妨?然而髒水潑出之後,日本政治的污泥並沒有被沖走。

  同樣的,去年民主黨政權誕生時,日本媒體也一度在歡呼“兩黨制”及“政權更迭”帶來的“地殼變動”,給老百姓另一個“新的期待”。但事實說明,“新政”到頭來只是一個假象。緊接著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今天的政治亂局:菅直人惟妙惟肖地模仿自民黨,大搞其派閥輪流坐莊的“人心一新”政治遊戲。

  換句話說,前首相鳩山由于失策,不得不忍辱肩負起被民眾發洩怨氣的重任,而大眾傳媒則相應負起如下的任務:推出大量版面和黃金時段的播映時間,齊聲對剛缷任首相落井下石;與此同時,還吹捧“草根”出身的新首相,製造新的“期待”。菅直人接棒時,民主黨的支持率之所以從20%回升至60%,不能不歸功于大眾傳媒的輿論誘導和“政治空氣”的營造。

  針對日本大眾傳媒如此這般配合政局所扮演的角色,日本有人稱之為“政(政治家)、官(官僚機構)、財(財界)、媒(媒體)”鐵四角關係。理由很簡單,今日被形容為百病叢生的“日本病”的根源並不只是大眾傳媒經常抨擊的“鐵三角關係”,原本作為輿論監督者的大眾傳媒在實際上也參與其事,扮演著前三者無法取代的角色。

對外:高舉“國益論”擺強硬姿態

  日本大眾傳媒對輿論誘導之所以有著那麼強大的威力,是和日本傳媒報導的三大特色分不開的。其一是“划一性”(即“統一口徑”);其二是“集中豪雨”式(即鋪天蓋地式)報導;其三是傾向于激情主義。“划一性”的報導顯然和日本獨特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密切相關。閉鎖和嚴守統一口徑“內規”的“記者俱樂部”制度,再加上鋪天蓋地與激情的報導手法,促使日本國內對特定的任何事物在短暫期間內很容易達成“共識”。

  至於對外國的報導,特別是對亞洲問題的報導,總體而言,有三個特點。首先是高舉“國益論”。凡提到“國益”其他就都免談了,因為是站在“國家利益” 之上。其次是“自我中心”,即以日本和日本人為中心,傾向于將外國的反應輕易定性為“反日”或“親日”,外國人的任何言論,只要是對日本有一點批判,不管是出于什麼訴求,都很容易被標簽為“反日”。實際上,所謂“親日”與“反日”的字眼,可以說是戰前用語的延續,其用意是以民族或國家之間的矛盾取代、轉移或湮沒問題之是非。第三,日本對亞洲問題的報導,隱藏著非常強烈的“大國意識”,從冷戰時期就是如此。

  在對華問題的報導上,日本傳媒“國益至上”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所擺的強硬姿態。當時中日兩國首腦都在談“戰略伙伴”的合作問題,東京當局為了維持“和諧”氣氛,似乎採取較為低調的態度。但當時的媒體却近乎一致地大打“毒餃牌”、“西藏牌”,隱隱約約地亮出了官方不方便公開亮出的“奧運會抵制牌”。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協助官方在談判卓上爭取更多的權益,包括東海油氣田問題。一名以自由派為標榜的名報人甚至將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態度和日本當發動“九‧一八事變”相提並論,勸告北京以戰前陷入孤立境地的日本為前車之鑒,接受“國際輿論”。

中國:別跟著日本媒體跑
  
  反觀中國媒體對日報導,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似乎也有以下的傾向和偏差。

  首先,在報導與評論人物時,似乎有急于貼上對中“友好”或“非友好”標籤的傾向。也許是受到日本定義不明的“親日”與“反日”分類的影響,一些媒體近來也頻繁使用定義含糊、容易令人產生誤解的諸如“親華派”政治家或專家的字眼。

  其二是受到一些固定觀念和條條框框的束縛,我將之歸結為惰性報導方式。最明顯的例子是,儘管日本的政壇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巨大的差距,“總保守化”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小撮論”在中國還有很大的市場。

  除此之外,報喜不報憂的報導方式也是妨礙受眾對日本問題客觀認識的另一原因。
  最後,應該強調的是,對于日本高潮迭起的派閥政治遊戲及其所含的意義,我們有必要透過現象認清其本質,特別是當日本媒體配合政局製造“人心一新”的假象時,外國媒體(包括中國媒體)可以站得高一些,遠一些,客觀報導,實事求是地,冷靜地尋求更加接近事實的分析,而不被日本傳媒鋪天蓋地的造勢所誘導。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名譽教授。本文為作者不久前在“北大新聞學茶座”講演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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