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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理解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的歷史沿革勾畫一個大致的框架。媒介環境學旨在研究文化、科技與人類傳播之間的互動共生關係。媒介環境學派深厚的思想傳統和理論視野根深葉茂，反映在許多來自不同學術領域的北美和歐洲學者的著作之中。
本書的總體框架以我執教的研討班教學內容為藍本，那是1990年代後期我在紐約大學媒介環境學給研究生上的必修課。我並非擔任該課程的第一位教師，也不是唯一的教師；曾經擔任這門課程的老師有波茲曼（Neil Postman）、摩倫（Terence Moran）和奈思卓（Christine Nystrom）；他們三人創建了紐約大學的媒介環境學學位課程。波茲曼是媒介環境學最引人矚目、最重要的思想奠基人和制度奠基人。 |
1980年代，我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同時擔任一些教學任務，受業於波茲曼、摩倫、奈思卓和帕金森（Henry Perkinson）門下；帕金森出身哈佛大學，通教育史、精教學法。此間，我對傳播研究的社會學和思想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媒介環境學派的思想史尤其感興趣。原因之一是，我有志於研究媒介環境學。另一個原因是，媒介環境學在北美傳播研究的傳統中處在默默無聞的地位。我禁不住要問：這個研究文化、傳播與技術的理論視野，學養深厚，且橫跨多門學科；既然如此，它卻長期被排擠到傳播學領域的邊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
畢業幾年之後，波茲曼、摩倫和奈思卓邀請我回母校執教，去講授媒介環境學這門課程，那是在1990年代中期。這門課圍繞四個核心課題展開：（1）媒介環境學的理念、理論或主題，文化、技術與傳播的關係；（2）這些思想背後的主要學者，比如孟福（Lewis Mumford）、翁（Walter Ong）、殷尼斯（Harold Innis）、埃呂爾（Jacques Ellul）、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蘭格（Susanne Langer）、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維也納（Norbert Wiener）等；（3）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政治和思想脈絡；（4）當代的學者如何能運用這些理論。
因為沒有一本書能夠涵蓋上述幾個課題，所以我們要求研究生閱讀一些精選的經典文本，要他們研讀對媒介環境學的興起做出貢獻的原著。毋庸贅言，在學生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協助對經典進行適當的綜合，以確保他們有所收獲。在教學過程中，我深感有必要為傳播學師生編寫一本介紹媒介環境學的入門書，它同時應該兼顧其他讀者（比如媒體藝術家，製作人或決策者），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思想和行為會影響到媒體和社會的發展。這本書從歷史、理論和闡述的角度記述媒介環境學的思想源頭；於此同時，它又圍繞以上幾個重要課題進行綜合與分析，以便給讀者提供具體的幫助。
從1980年代後期起，我就開始在紐約和紐澤西地區講授媒介環境學的幾門課程，但直到很晚之後，我才有機會在中國宣講並研究與媒介環境學相關的課題。我第一次在亞洲公開宣講媒介環境學是1998年六月在台灣。那是中華傳播學會（CCS）的第二屆年會，我宣讀的論文是〈媒介環境學與美國傳播學動態〉。會議由中華傳播學會和國際中華傳播學會聯合主辦，當時我擔任國際中華傳播學會會長，在籌辦會議期間，有幸結識身為中華傳播學會會長、著名傳播教育家的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陳世敏博士。
一年之後，即1999年六月，通過陳教授的安排，我應邀到政治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為老師和和學生講「媒介環境學的生物學和認識論暗喻」。隨後，我用中文發表了幾篇相關課題的論文，分別是：〈論傳通教育課程內的傳播科技: 一個浮士德的交易？〉（Lum, 1999）、〈什麼才是華人傳通問題：中華傳媒生態文化史初探〉（Lum, 2000）、一篇介紹媒介環境學思想史的文章（Lum, 2003a）、一篇論孟福學術成就的文章（Strate & Lum, 2003b）。
此後，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就媒介環境學的各個方面發表講演，講演的學校有：北京大學（Lum, 2002a; Lum, 2002d），北京師範大學（Lum, 2002b），清華大學（Lum, 2002c）華中科技大學（Lum, 2004），香港浸會大學（Lum, 2006a）和深圳大學（Lum, 2006b）。除了正式講演之外，我在以下大學與同行圍繞在媒介環境學上進行交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東京大學和和中京大學。在此期間，在大中華地區做田野調查和發表講演時，我發現中國大陸媒介生態學的興起；有趣的是，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常常以media ecology做為中華媒介生態學的英語翻譯。
毋庸贅言，本書不是對中國媒介生態學所做的研究，本序也不適合對中國的媒介生態學和北美的媒介環境學進行比較。不過我認為，如果不做適當的解釋，人們很容易給媒介環境學和媒介生態學劃上等號，仿佛它們的思想、歷史源頭、學說內容和典範內容是一樣的。
在一個層面上，生態一詞仿佛是顯而易見、符合邏輯甚至有充分說服力的一個術語。畢竟，在傳統的英漢詞典裡，ecology 的譯文就是「生態」。更為重要的是，（北美傳統裡的）媒介環境學研究的是媒介系統，其研究重點是傳播媒介的結構衝擊和形式影響。此外，媒介環境學還關心媒介形式的相互關係、媒介形式與社會力量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然而，媒介環境學的思想源頭和典範源頭超越了「生態」的生物學暗喻，用「生態學」直譯媒介環境學也不能涵蓋它的全部範圍[註1]。
我們用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為波茲曼（1970年）在首次公開就這門學科的定義和典範講話時做了這樣的表述：媒介環境學把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在這個層面上，媒介環境學至少有三個層次上的概念：符號環境、感知環境和社會環境。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做為符號環境的媒介、做為感知環境的媒介和做為社會環境的媒介（即傳播媒介與社會間的共生關係）。這些概念顯示，媒介環境學強調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其重點關懷是如何研究人與傳播媒介的關係[註1]。
在一個層次上，媒介環境學的興趣在於：在界定人類傳播的性質、結構、內容和結果方面，媒介發揮什麼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概念出發，不同的媒介繼承並體現了不同的形式─傳播結構（formal-communicative structures）。因此可以說，既然媒介是人與人關係的仲介，既然它是「聯繫」人的「管道」，不同的媒介（或媒介形式）就會給人的傳播提供不同的結構，就促使人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比如，兩個人打電話交談的性質、結構和結果，與電影導演和觀眾交流的性質、結構和結果，是迥然不同的。在這個層次上，媒介環境學者把社會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或者比較廣泛地說，他們研究媒介與社會的共生關係或媒介與文化的共生關係。
在另一個層面上，當人們把符號環境或感知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時，人們和媒介的關係就不是肩並肩的關係。此時，媒介環境學感興趣的是，人們感覺、感知、體會、思考、認識、理解和再現周圍世界的方式，如何受傳播媒介固有的符號性質和感知性質的塑造。這裡的理論預設是：不同的媒介形式會產生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人如何感知、認識、思考、理解和表徵外在於人的世界。比如，做為文字的媒介固有的符號和感知的結構或特徵，對小說家如何看待和講述周圍世界的故事，發揮什麼樣的「塑造」作用呢？又比如，文字（例如小說）裡觀照的「世界」如何有別於視聽媒介（比如電影）裡觀照的「世界」呢？換句話說，人們並非置身於他們使用的媒介之外；相反的我們可以說，他們置身於媒介之中。在這個層次上，媒介環境學者把媒介當作符號環境和感知環境來研究，更加廣泛地說，媒介環境學者研究媒介與意識的關係，或者說媒介與思維過程（minding process）的關係。
我們之所以選擇媒介環境學來翻譯英語的media ecology，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這個詞本身體現並喚起環境保護主義（environmentalism）的觀念和實踐；它同時使人看清媒介環境學人文主義（humanism）和行動主義（activism）的一面，說明它是一種實踐哲學、一種社會思想學說。媒介環境學誕生的時代，正是許多美國社會政治思想家和行動主義者稱為「喧鬧的1960年代」，這是目擊許多反體制運動的時代。對許多當時第一代的媒介環境學者，比如孟福和波茲曼而言，「踐行」媒介環境學和「研究」媒介環境學，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媒介環境學的天然使命是促使這個世界成為更加適合人生存的地方和環境（不是生態）。比如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媒介環境學的人文關懷〉（見本書第二章）裡，波茲曼就做了這樣的闡述：
亞里斯多德使用生態（ecology）的本原意義是「家庭」或「家居環境」（household）。他說的意思是讓我們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穩，強調精神安穩的重要性。生態一詞的第一個現代意義，是19世紀德國動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賦予的。這個意義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意義：自然環境裡諸元素的互動，特別強調這樣的互動所產生的平衡而健全的環境。在媒介環境學 （media ecology）這個術語裡，我們把媒介放在生態前面，意思是說，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是媒介，我們還想說，媒介與人互動的方式給文化賦予特性，你不妨說，這樣的互動有助於文化 的象徵性平衡。如果我們想要把生態一詞的古代意義和現代意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妨說，我們需要使地球這個大家庭維持井然有序的環境（Postman, 2000, pp. 2-3）。
換句話說，根據波茲曼的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關懷，根據媒介環境學的一般原理，我們必須要應用媒介環境學的知識，使世界成為更加「平衡」或「健康」的符號環境或媒介─文化環境，以便使人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我把「平衡」、「健康」和「美好」這三個詞放進括弧裡，因為媒介環境學的思想家和踐行者在好壞問題上的確做出了各自的判斷或社會道德決斷。波茲曼和維思嘉特（Weingartner, 1969）在《做為顛覆活動的教學》（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裡，敦促老師和學生使用電子媒介的「新語言」，就是因為他們看到，當時的學校專心致志進行的教學緊緊圍繞著印刷媒介，由此造成了媒介環境的不平衡，因而不利於年輕人的成長。同理，10年之後，波茲曼在另一本經典著作《做為保存活動的教學》（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裡，似乎來了一個180度的「逆轉」。他主張重新強調印刷媒介和印刷詞語，因為他看到，圖像尤其是電視圖像在那時的美國文化中日益占據著支配的地位。
至於波茲曼對美國文化狀況的解釋或判斷是否正確，這不是此地討論的最重要問題。畢竟，在波茲曼課堂內外耳提面命的教誨之下，我看到他尊重各種各樣的闡述和意見（當然，他真正相信並堅守自己的觀察、意見和信念）。相反地，重要的是牢記波茲曼在漫長而傑出的學術生涯裡，身體力行地體現和闡述了人文關懷的行動主義，這樣的主張牢牢地紮根在他的媒介環境學思想體系裡：認真負責的公民要發出異見的聲音、提供反制的力量，以確保社會環境的平衡；當環境裡的力量關係不平衡時，或一種力量凌駕其他力量時，他們都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咄咄逼人的力量可能是教育體制裡抗拒變革的、正統的印刷媒介，也可能是圖像密集的電視文化，還可能是一種信仰，因為有人相信技術是解決一切社會弊端的萬能藥方。
我還想強調指出，波茲曼並非是在學術和公共生涯裡體現這種行動哲學的唯一的媒介環境學人。比如，自20世紀初起，孟福就是北美最傑出的公共知識份子和社會批評家之一；在生態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城市發展和更新、地區規劃、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等方面（見本書第三章），他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又比如埃呂爾，他一貫主張，精神關懷有助於我們抗衡甚至戰勝人對技術的屈從，有助於抗衡技術至上的心態。詹姆士．凱利（James Carey）是媒介環境學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始終提倡並踐行這樣的思想：媒介能夠並且應該用作一種民主的力量。在行動主義的層次上（無論思想、社會或政治上的行動主義）和公開主張（public advocacy）的層次上，你可以把媒介環境學看成是思想批評傳統的一部分，因為媒介環境學能夠或應當對常規的主流思想起到制衡的作用。媒介環境學視野應當推動我們思考，用什麼方式和手段去制衡主導的力量，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有助於維持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健康的平衡和衡穩，有助於個人心態 、精神和思想生活的平衡。
在過去的10幾年裡，我和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許多同行和學生的交談，使我獲益匪淺，我對中國媒介研究和傳播研究有了很多感性的認識。我在此對他們深表謝忱。台灣政治大學的陳世敏教授堅持不懈、始終如一地主張和支援媒介環境學，幫助我思考華語脈絡下媒介環境學裡一些最艱難的問題，幫助我出版本書的兩個中文譯本。在許多方面，用許多尺度來衡量，他都是我的學長，在推進媒介素養和媒介教育方面，他和我懷抱同樣的激情。與此同時，我對深圳大學文學院原副院長和語言文化專家何道寬教授深表謝忱，感謝他精心完成的這個出色的譯本。他對媒介環境學理解深刻，熱情有加，10多年來出版了很多有關媒介環境學的文章和譯作，特別闡釋褒揚了孟福和李文森（Levinson）的學術成就。陳世敏教授和何道寬教授為媒介環境學研究在國內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在這裡向這兩位學長前輩表示衷心的敬意。
最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我真誠地希望，本書對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澳門和北美的思想交流能夠發揮一點微薄的推動作用。近年來，中華地區的傳播學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希望，對媒介技術重大影響日益提高的意識，本書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林文剛
William Paterson大學傳播和媒介研究所教授，獲紐約大學博士學位。其研究興趣涵蓋媒介環境、傳播思想史、全球媒介研究、媒介與教育、亞洲和美國亞裔媒介及文化研究；著有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他同時是媒介環境學會五位創始人之一。
參考文獻：
１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1998）。〈媒介環境學與美國傳播學動態〉。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第二屆年會。台北，台灣。
２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1999）。〈論傳通教育課程內的傳播科技：一個浮士德的交易？〉，《新聞學研究》，58: 269-283。
３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0）。〈什麼才是華人傳通問題：中華傳媒生態文化史初探〉，《傳播研究簡訊》，22: 11-13。
４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2a, January 8）. Media ecology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a and cultur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５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2b, January 9）. Explor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Schoo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６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2c, May 21）. Media ecology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Issues and theorie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７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2d, May 30）. Lewis Mumford掇 megamachine and modern global med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８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3）。〈媒介生態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中國傳媒報告》，4（2）: 4-16。
９蘭斯．史崔特和林文剛，（2003）。〈路易斯．孟福與科技生態學〉，《中國傳媒報告》，5（3）: 30-45.（英文版〔2000〕載於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56-78）
１０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4, June 24）. Understanding media ecology as a theory of min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１１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6a, January 13）. The concept of theory groups and the writing of communication intellectual history (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１２林文剛（Casey Man Kong Lum）（2006b, May 24）. The rise of media ecology as a theory group in North America. Institute for Media and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１３Postman, N. (1970).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C. Eurich (Ed.),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pp. 160-168). New York: Pitman.
１４Postman, N. (1979).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Delta.
１５Postman, N. (2000).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New York.
１６Postman, N. and Weingartner, C. (1969).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註1：為了維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議把迄今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裡media ecology 的譯名從媒介生態學一詞更名為媒介環境學──林文剛。
本書中文繁體字版為巨流出版社出版，書籍資料、介紹可參考：http://www.liwen.com.tw/index.php?PA=bkdata&b_id=3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