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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和北非近期的連串推翻獨裁專政的革命浪潮，有稱之為茉莉花革命；而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中，也見證了一些新興網路媒體，尤其社交網絡，對事態的迅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
不過，網路媒體這類所謂民主化作用，是否有所誇大？曾經發生何種轉折？將來又可否持續發展？有何決定條件及因素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英國《衛報網站》現時便以“民主化媒體” （democratised media）是否由此崛起為題，歡迎讀者網友參加討論。
新興網路媒體之所以被譽為民主化媒體，只是近年的事。在Web 2新科技普及之下，部落格、YouTube、Facebook及Twitter之類的微博網站，紛紛相繼出現，而且愈來愈受廣大網民歡迎，散播訊息的力量，無與倫比。與此同時，自“公民記者”一詞十年前在韓國的網站首先出現之後，現今，人人都可自為公民記者，大可對所見所聞，以非專業分析員、現場目擊者以至現場記者的角色出現，並可自行快捷方便地在網上發佈文字及影音訊息，供人分享。
從此，發佈消息的手段大起變化，早已不只是被壟斷於傳統主流媒體手上。
有稱“推特革命”或說Facebook煽動革命
在近幾星期，關於中東和北非的新聞報導更加突出了一個情況就是，多個國際性主流新聞媒體，無不倚重公民記者及社交網絡的力量，將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材料，擷取、整理及採用。可以說，主流媒體與受眾（包括社交網絡和公民記者）之間的關係，從未如此密切。
更加重要的是，當革命火焰由突尼西亞、巴林、埃及、利比亞，迅速蔓延的過程中，社交網絡還直接起了一定的發動群眾的組織作用，以致有評論界人士甚至將當前的革命浪潮，稱為“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s），或說成是Facebook 煽動下的結果。
稍為回顧一下近幾星期的連串事態發展都不難發現，很多令世人觸目的標誌性畫面鏡頭，都是最先在社交網絡上出現，迅即被主流媒體擷取，再在新聞報導中傳播開來。例如，在突尼西亞總理府前面，一個婦女用手機拍下的激烈示威場面；一名埃及醫生在急救站所拍下的一名頭部被穆巴拉克支持者用火箭擊傷的男子的鏡頭；又或者在利比亞班加西港，一人手持手機一邊奔走一邊開著錄像，拍下他前面一名青年剛頭部中槍的情形，…這些觸目驚心的畫面都最先透過互聯網，尤其社交網絡，迅速廣泛傳播。
社交網絡在發佈訊息的同時，也呼籲人們輸血，或提供國際撥號號碼，給被擋截上網的互聯網用戶。在利比亞的活動份子還要求埃及人將SIM卡越境寄來，方便在通訊時，免致當局竊聽。
社交網絡推動革命火焰迅速蔓延
英國《衛報》記者Peter Beaumont報導其身歷其境的經驗。他在特稿中指出，在這些歷史性時刻，社交網絡發揮了即時發佈訊息的特性，可以完全不受截稿時間或廣播時間的限制。抗議運動訊息的快速傳播，對革命火焰之迅速蔓延，起了重大作用。
不過，他同時指出，社交網絡也暴露出各場抗議運動無中心、無組織、無領袖。各個社交網絡，雜亂無章，搞手鬆散，人搞我搞，多以自發方式組織抗議運動。
Beaumont表示：「當然，中東和北非的動盪，每一國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社會因素，不能就此歸納地說單憑現代科技就可以促生一場社會變革運動。」
一直以來，這幾個國家政府都有施行嚴密的網路管制程度。以突尼西亞來說，在Ben Ali總統被迫下台之前，原政府一直對互聯網的使用實施嚴格管制，也屏蔽所有社交媒體網站，但Facebook則例外。該國多名持異見的部落客亦曾受到拘捕、虐待及監禁。
在2008年8月，Facebook一度被關閉16天，後來在2009年首季當局又想將之關閉，但大概因為用戶太多，當局不得已未再採取屏蔽措施。
首次反政府示威經由Facebook發動
該國Facebook用戶約二百萬人。除了Facebook維持通行無阻外，突尼西亞在革命之前，Twitter的註冊用戶僅約二千人，其中積極用戶約二百人。
維基揭密早前揭發該國的貪污醜聞之後，發佈揭密消息的相關網站在該國都迅即被屏蔽。不過，該國一些非常積極網友（geeks，或稱為極客）經常透過Twitter互相聯繫，Twitter的積極分子將消息通知Facebook使用者，有關貪污醜聞消息隨而迅即在全國傳開。
大抵是突尼西亞前政府在監管上冷不提防，直到12月，終於大舉封殺Facebook，但為時已晚，因為早前一名異見份子Mohammed Bouazizi自焚的畫面已被人上載Facebook，人人看見。自焚事件，全國反應激烈，成為了觸發革命浪潮的導火線。
突尼西亞一名27歲著名女部落客Lina Ben Mhenni表示：「突尼西亞第一個反政府示威是透過Facebook發動起來的。當一切都被當局審查封鎖之時，社交網絡便成為最有力的傳播工具。」
人民不信任新聞媒體
在這些國家的革命浪潮中，Facebook被人民視為一個重要的消息來源，發揮著媒體應有的功能。人民都不信任新聞媒體及電視，不過，在舊政府倒台後，原有的記者則很多仍留在原有的崗位上工作。
相對於在突尼西亞，Twitter在埃及的革命事件中，就起了更大的作用。埃及的社交網絡更為成熟，廣被使用，而在發起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運動中，社交網絡確實起了關鍵性的鼓吹行動作用。縱然，穆巴拉克政府也曾一度下令手機服務供應商，發出短訊給支持者發起行動；而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也用上這一手法。
在埃及，Facebook 和Twitter都不時散播各個示威行動的細節詳情。活動搞手還使用電郵散佈一份長達12頁的反政府指南。
穆巴拉克政府跟突尼西亞班阿里政府一樣，一度關閉全國互聯網及3G網路。
埃及報紙出版人和政論家Hisham Qassem說：「我在埃及入睡，醒來後身在朝鮮。」
人們上不了網，但有變通辦法，就是將示威牌拍成照片，將類比（analog）照片利用手機互相傳送，照片上見到下一次示威活動的預告。
不應剽竊革命果實
當然，評論往往見仁見智。英美媒體另一些評論則認為，社交網站雖然也有一定貢獻，但與革命本身扯不上邊，不應該隨便剽竊革命果實。他們所持的最根本的理由是，革命是人為的，革命不因社交網絡才出現。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一名專欄作家Sultan Al Qassemi表示：「無論如何，在『阿拉伯春季革命』（Arab Spring Revolutions）中，社交網絡的作用被誇大了。埃及與外界的接觸雖被封殺了很多天，但運動未有停止；而利比亞的互聯網被切斷的情況更為嚴重，但運動仍不停升溫。」
事實上，Facebook和Twitter的網民所做的，也是很多異見份子部落客過去在動亂之前一直在做的事。在革命前的突尼西亞及多個國家，部落客發表意見，反對政府弊端，往往便須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相對於部落格而言，在革命條件更加成熟之時，Facebook 和Twitter則有更大的散播功能、發揮更大的參與性、即時性，以及互動性。
最後一提，在今次革命浪潮中，也見證了社交網絡的使用上，有時也不盡不實。縱使從反對專制政權的角度而言，自有其好處。
顯著的事例是Twitter有一次被人弄虛作假，放上假片段，其實是2009年時在伊朗發生的一段抗議鏡頭，卻被訛稱是新近的事。可笑地，這段畫面馬上被其他Twitter使用者發覺是做假的。
本文作者曾在香港電視傳媒及英國媒體工作多年，現旅居倫敦。
本文作者聯繫電郵：edwardho40@hotmail.com
可參閱報導：
Democracy and digital media
The truth about Twitter, Facebook and the uprisings in the Arab world | World news | 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