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海嘯是天災，但核電洩露與輻射事故顯然是人禍。”
“三一一大地震”後不久，正當不少國際傳媒緊隨著日本主流媒體頌讚50名“勇士”、“死士”澆水搶救福島核電站時，一名日本友人便憂心忡忡地道破了核電事故的核心問題與焦點。
事實上，針對地震、海嘯引發的核電災難，日本地震學者早已多次發出嚴厲警告，並將之命名為“原發震災”（即原子能開發與地震的災害）。專攻地震學的神戶大學名譽教授石橋克彥就曾經寫道：
“日本沿海50多座核電站可以說隨時都會面臨地震引發的災難。‘原發震災’在任何時候發生都不是不可思議的。”
他同時指出，全球有百分之十的地震集中在日本這狹窄的島國上。但令他感到費解的是，偏偏就是這個最不合適大力發展核能的島國，卻對核能開發情有獨鍾。據統計，日本擁有的核電站約占全球核電站總數的10%，僅次於美國和法國，而成為排名世界第三的“核電大國”。
日本民眾和學者對核能開發保持高度的警惕心理和採取消極與慎重的態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充分認識到島國與地震、海嘯結下不解之緣的現實；另一方面，也與1945年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輻射的慘痛切身經驗有關。作為世界上唯一接受原子能輻射洗禮的日本民眾，對於任何與核能（軍事用途或非軍事用途）有關的話題都是十分敏感的。長期以來，日本市民運動團體更把反核、非核的口號和反戰、非戰的群眾運動相結合，發出洪亮的聲音。也正因為如此，在戰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至少是到上世紀80年代為止），反核、非核，反戰、非戰的旗號在日本一直都有廣大的市場。
對於日本人這種“談核色變”的敏感心態和反應，戰後以來積極主張開發和導入核能（乃至在內心裡主張核武裝）的日本保守人士稱之為“核敏感症”。
治療“核敏感症”之良方
也許是由於戰後初期反核運動聲勢浩大及日本人普遍存有“核敏感症”，積極主張開發核能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及財界人士在推動核能政策時都採取十分謹慎、隱蔽和迂回的策略。他們也動員大量的專家、學者和大眾傳媒，向國民展開宣教活動。具體方針和內容包括：
一、強調作為和平用途的核能開發有別於軍事用途的核武器，“資源小國”的日本有賴原子能之開發才能趕上及維持“經濟大國”的地位。為了冰釋國內外人士對日本核武裝的疑慮，自民黨佐藤榮作首相還在1967年宣稱推行不開發、不導入和不擁有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則”。但三原則中的“不導入”政策從一開始便被各方識破為一片虛言，因為擁有核裝備的美國軍艦在日本從來就是通行無阻。
二、儘管當局和保守人士在談論二戰史時，喜愛舉出廣島和長崎的例子，強調日本是“受害國”，但在具體描述有關其受害的情景時，卻刻意淡化廣島、長崎遭受原子能轟炸及核輻射的悲慘鏡頭和記憶。目的無非是為了治療日本人的“核敏感症”。
三、動員學者、藝人和大眾傳媒，開展“原子能是和平與安全的”宣傳活動，營造民眾以興高采烈的心態接受核能開發的“空氣”。1957年東海村第一號原子爐建設完成時，積極參與並推動原子能開發、有（日本）“原子能之父”之稱的時任《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便通過其旗下的報業集團和電視，頌讚“太陽點亮了”、“終於抓到了太陽”。至於《讀賣新聞》競爭對手的《朝日新聞》，也不落其後，連載了一系列“原子能與發電”的專輯。
神秘色彩 耐人尋味
針對核能開發推進派的上述動向，不少日本有識之士都採取消極或持不安的態度。
1954年，時任改進黨（自民黨的前身之一）議員的中曾根康弘突然在國會提出興建原子爐的追加財政預算2億3500萬日元的議案，並獲得通過。針對這突如其來的動向，甚表憂慮的日本學界權威機構“日本學術會議”發表了“（原子能）和平使用三原則”，主張原子能的開發利用應局限于和平之目的，並遵守?自主?民主及?公開的原則。
不過，國會在第二年立法採納上述建議時，對第三個原則只寫明為“成果的公開”而刪除了學界原本同時要求的“研究與開發過程”的“公開”。換句話說，日本的原子能開發從一開始便具有隱蔽、不透明和不完全公開的神秘色彩。
這些色彩，如果再結合上述戰後初期原子能開發重要推手們的政治背景，各界難免要對日本核開發的動機產生各種疑慮。
就以戰後最早著眼核能發電，曾聲稱要在自家宅邸擁有“小型原子爐”的《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來說，他在戰前是員警官僚，戰後在推動原子能開發的過程中，則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著相互利用、千絲萬縷的關係。至於後來成為佐藤內閣的防衛廳長官，並於上世紀80年代成為日本首相，高舉“戰後政治總決算”旗號的中曾根康弘，之所以在年輕時就那麼熱衷於推動核能開發，是否真的僅僅是出自解決能源的考慮，是耐人尋味的。
1970年，中曾根時任防衛廳長官，頒佈第一個“防衛白皮書”，就公然宣稱日本即使擁有小型的核武器，在法理上並不違背戰後的和平憲法。在這之後，陸陸續續表示日本有能力製造原子彈或者主張製造核武器的日本政治家就更多了。貌似“溫和派”的前首相羽田孜就曾經大談“東大生（東京大學學生）也能製造原子彈”（意思是說以日本今日的科技水準，要製造核武器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那口不擇言，在這回地震後曾說地震、海嘯是對日本人的“天罰”（即“天譴”），但仍然獲得選民支持、第四度當選為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在地震前夕公然表示要製造原子彈以便對付軍事力量日益強大的中國。
不過，對於一般的日本（特別是核電站所在地）老百姓來說，他們首先最關心的是核能開發是否安全、可靠的問題。對此，日本官方及與核能開發權益密切相關的財界、專家學者和主流媒體，一再向民眾許下“安全”的保證。但事實說明，這張包票從一開始便無法兌現。
1974年，日本首艘核動力輪船“陸奧”出師不利，一下海就出現放射線洩漏而鬧得無“家”（港口）可歸，而在海上毫無目標地漂流了好幾個月。當時，各港口忿怒與不安的漁民就斷然拒絕“陸奧”號的停泊。至於各核電站在這之前、之後發生的事故乃至造成人命的傷亡，更是不絕於耳。
不過，像這回這般嚴重的“原發震災”之不幸發生，卻不能不說是宣判了日本核能開發推進派“安全神話”的總破產。
一名日本學者將這回的地震與核能的災害和日本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擬，指出其共同特徵是上層決策者都存有“欠缺根據的自信心”，表示會打勝仗（對核能開發來說，是表示“絕對安全”），但在失敗後卻不肯及時坦率承認其判斷的錯誤，而陷入第二次失敗的境地。這無形中給日本人民（按：當然也應該包括那些出生入死，自願或無奈地成為媒體吹噓的“勇士”和“死士”）帶來更大的不幸和苦難。
反對派為何不成氣候？
因為戰爭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即“戰敗”，而不是因為其戰爭之不義），所以產生“恐戰”或“厭戰”心理和情緒而支持或參加反戰行列者，這在戰後（特別是初期）的日本社會裡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但認真分析，這種以勝敗決定對戰爭態度的參與者，從一開始就給戰後仍然控制國家機器的主戰派留下了遊說和爭取的空間。
事實上，日本保守派在分化和削弱一度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過程中，就傾其全力治療民眾上述所謂的“恐戰病”和“厭戰病”。戰後日本反戰運動為何由盛而衰，原因之一也在這裡。畢竟，出自反對侵略戰爭明確目的的堅定反戰者，不是這場運動的主流。
同樣的，對待這回的“原發震災”，“守禮”、“秩序井然”的日本廣大受害民眾，如果只是停留在核能開發是否“安全”層次的論爭，而不深一層探討及追究核能推進派背後的動機和目的（包括利權之爭奪與見不得陽光的政治謀略等），也不把視野擴大至核輻射廢液大量投入大海已給鄰國和世界帶來的巨大災難，他們所能發出的只能是“不滿”、“不安”與“無奈”的微弱聲音，而無法成大氣候。這也意味著第二個、第三個福島不幸事件還會接踵而至。
日本今後往何處去？“原發震災”的危機是否已經成為或將有可能成為過去，看來關鍵的鑰匙之一是掌握在首當其衝、首受其害，虛享媒體“淡定”美譽的日本民眾手裡。
（注：原文刊於2011年4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