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廿六歲的花蓮稻農謝銘健開設部落格《小劍劍＆開朗少年的奮鬥史》，用趣味漫畫、搞笑影片記錄農耕生活、討論「百年來最嚴重的穀災」等農業議題。既幽默又嚴肅的風格讓他大受歡迎、也廣受肯定，二○○七年贏得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年度總首獎，報紙、雜誌、電視、網站競相採訪，讓他知名度大增，不僅自創品牌的「劍劍好米」熱銷，更成為台灣新農業的重要代言人。
二○○九年三月，英國海軍工程師史帝芬懷孕八個多月的妻子，突然感覺子宮收縮，史帝芬緊張之餘上網用Google檢索「接生」訊息，並花了半個多小時在Youtube瀏覽接生短片；當晚，夫妻倆十點半就寢，沒想到妻子在凌晨二點陣痛，即將臨盆，史帝芬來不及送她去醫院，只好親手接生。他說：「我本來就認為可以應付得來，看了這些短片感覺更簡單了，我一點驚恐都沒有。」就這樣，他順利完成一系列接生程序，幫助愛妻產下兒子。
二○○九年四月，中國上海人權工作者馮正虎在中共勸說下前往日本，迴避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六四過後，他要返回中國，沒想到一再被中共拒絕。十一月四日，他第八次嘗試回國，中共依然拒絕他入境，還將他遣返日本成田機場；馮正虎憤而滯留機場抗議。他透過twitter向全世界直播機場抗爭生活、控訴中共如何剝奪他的返國權利，引起全球關注，BBC、金融時報、美聯社等媒體競相採訪，許多支持者還前往成田機場力挺他，如此抗爭三個月，中共終於同意他返國。
稻農用部落格為自己和農友發聲、準爸爸在YouTube找到切合需求的接生影片、人權工作者用Twitter連結全球助力來爭取權益，這三個故事反映了新聞傳播的巨大改變。
首先，創辦媒體、傳播訊息不再是媒體老闆、新聞記者、達官顯要的專利，任何能夠上網的人都能使用部落格、Twitter、YouTube等工具來辦報發聲。誠如We the Media 一書的作者丹吉摩（Dan Gillmor）說的：「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任何人只要有一台電腦、可以連上網路，就等於擁有一家報社??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產製新聞」。
其次，大眾媒體只能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共同興趣，無法滿足個人需求，但在人人都能上網傳播訊息的時代，網路匯集無奇不有的豐富資訊，足以兼顧萬千民眾的個別需求。民眾只要能夠善用Google等網路搜尋工具或借助網友推薦，就能找到符合自己特定需求的訊息，即使這個需求是像「為妻子接生」這樣特別。
第三，大眾傳播時代，閱聽眾散居各地，難以相互聯繫，但在網路時代，民眾可以跨地對話、協力傳播、甚至合力行動。民眾只要在網路上發出足以引起共鳴的訊息，就可能得到全國乃至全球網友的奧援，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以此來參與公益行動、推動社會改革、實踐人權正義。馮正虎就是得到全球輿論支持，才能實現返鄉權利。
公民，自此從被動接收大眾媒體訊息的閱聽人，轉型為可以一面收訊一面傳訊、一面使用資訊一面創作資訊的創用者（prosumer，producer 和 consumer 之縮合，亦即參與產品製造的消費者、參與資訊創作的使用者），創用者上網發訊、收訊、串連，打破了傳播者和閱聽人、媒體和公眾的界線，開啟了「我們就是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能像媒體一樣發送訊息和觀點、匯集和篩選資訊、影響輿論和政策。
不過，「我們就是媒體」並不全然正面。首先，上網發聲的同時，可能被竊取個人資料而暴露隱私，可能耽溺網路遊戲、購物而花錢、傷身，也可能誤交損友而惹上麻煩；其次，爆量的資訊品質良莠不齊，充斥著流言、情色、詐騙、置入性行銷、以及誘導犯罪的訊息，若不加分辨，很容易被誤導、拐騙；第三，網民串連既能革新社會、伸張人權，也可能形成人肉搜索、網路公審，背離民主法治。
如何安全地上網發聲、精準地找到所需資訊、正向地動員網民集體力量，成了廿一世紀公民必備的新媒體素養，也是「我們就是媒體」專欄想要探討的議題。「我們就是媒體」專欄每月第一週和第三週刊出，每次將探討一個新聞傳播現象或個案，希望和大家一起發展安全傳訊、精準收訊、正向動員的傳播策略。
作者為為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生命力新聞》編輯人、《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共同編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