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南台灣發生罕見嚴重災情的八八風災，摧毀了受災區裡許多人的家園。當時國內的新聞媒體與記者，紛紛以大量與即時的現場報導，協助傳遞各種相關救災資訊，而對防災工作發揮了極大的助益。

　　不過當時年代新聞台內部的助理導播的盛奇玉，卻在部落格上貼了一篇標題為〈無聲哀嚎〉的文章，揭露與譴責自家媒體的行為。她表示，年代電視台一方面在報導中鼓勵與接受災民即時call-in、說會通報有關單位立刻處理，但是另一方面，內部編輯室實際上卻沒有能力處理，結果隨意堆置或亂丟那些根據call-in所登記的紙條，似乎並沒有真的馬上向防災單位通報，而辜負了災民的緊急需求與殷切期盼。

沒有決策權的「假」無冕王
　　這篇貼文發出後，獲得許許多多網友熱烈迴響，網路上一時也湧現了對於年代新聞台的批評聲浪。另外，盛奇玉的同事、當時擔任導播的同事穆光中也出面聲援。年代因此指責兩人破壞公司與主管的名譽，在要求他們道歉不成之後，不但將兩人解聘，更向法院提告。

　　隨後，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後，指出年代新聞台確實有延遲通報、甚至漏報的情形。而年代向法院指控兩人妨害公司名譽的案子，承辦檢察官則認為，這是他們根據現場觀察與親身經驗所做的善意評論，並沒有捏造事實，所以不起訴兩人。但即使如此，他們後來經過一年半左右的官司訴訟後，仍然無法回復原來的職位、也未能拿到最基本的資遣費。

　　盛奇玉與穆光中兩人的這段遭遇，說明了新聞工作者的真實處境。雖然大眾普遍期待記者能夠扮演專家角色，秉持自身良知與專業知識，在採訪報導上做出客觀與正確的判斷，以代替一般人來監督政府等社會上各種有權力的單位；但是事實上，記者因為受商營媒體所雇用，所以在專家的身份之外，同時也是「勞工」，而必須服從於公司內部的管理。

　　在每天新聞報導的製作過程當中，記者所有的採訪報導，都要經過一層一層不同主管的命令與控制，然後才能夠出現在媒體上。另外，在面對媒體自己內部的問題時，也無法完全依照所見所聞與專業的判斷進行批評或建議。所以無論是在媒體的內部或外部，記者都無法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必須受到組織的層層關卡限制，若稍不注意越過紅線，恐怕連工作飯碗都沒辦法保住，更不用說要負起替社會大眾維護與增進公共利益的目標。

工作權難保的苦命勞工
　　或許有人會說，直接公開批評所屬媒體的表現，畢竟並不是常見的狀況。這點沒錯，不過，即使記者不直接跟自己的長官或公司「對幹」，也並不保證工作權益就能夠高枕無憂。特別是這幾年面對愈來愈激烈的競爭、以及廣告收入的減少，許多沒有能力持續創新與開發市場的商營媒體，為了節省成本，常常採取大幅裁減人事的「下下策」。在最近十幾年來，國內傳統的新聞媒體持續「砍人」，導致記者的工作機會相形減少許多；特別是很多媒體還實施所謂「優離優退」方案，逼退大批具備經驗與專業知識的資深記者，使得媒體報導的品質更難以維持。

　　以中國時報（在轉手給現在的老闆旺旺集團之前）為例，在2008年年中，原來創業的余家第二代，就宣稱因為廣告量不足、發行量減少，而必須大量裁減人員，幅度高達三分之一。在裁員之後，中國時報將「地方中心」全面裁撤，也意味著除了台北市等都會區之外，大部分地區的地方新聞都沒有專職的記者處理。中國時報工會跟台灣記者協會都指出，老闆對外大喊缺錢，但在之前卻積極地投入大量資金，購併中視、中天電視、與中國廣播公司等事業，砸下大錢擴張事業版圖，卻同時犧牲旗下的廣大員工最基本的工作權益。

　　不是只有中時集團這樣對待記者。從最近的十幾年以來，許多報社、電視台、廣播、以及雜誌等新聞媒體，都屢屢發生大規模裁員、或者違反勞基法侵犯記者工作權益的事件。我們在行政院勞委會的相關統計裡可以看到，包括一般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整體的數量一直在下滑當中。這兩種記者的人數，從首次有數據的2003年、到2010年為止，都大幅減少超過50%。在短短的8年之間，台灣的新聞記者人數減少了一半。　　而要注意的是，這卻與整體經濟環境沒有關係，因為記者所屬的「專業人員」的職業類別，在這段期間內工作機會逐年增加，整體成長了三成左右，跟新聞記者面臨的窘境正好相反。

最好的工作？事多錢少又危險
　　記者處境艱困，並不只在於工作權益缺乏保障而已，還包括充滿危險的工作環境。在世界各地都有記者因為採訪與報導，而遭受傷害、甚至死亡。根據「國際新聞協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的統計，2009年與2010年，全球各有110名與101位記者因為工作而喪生，是最近二十多年來的最高峰。以去年來說，亞洲是最危險的區域，共計有40名記者殉職。

　　記者面對的危險，除了最嚴重的死亡威脅之外，還要應付來自不同勢力與對象的壓力，而無法擁有充分的新聞自由、與實現媒體第四權的功能。其中最龐大、最有力量的威嚇對象，往往是來自威權體制的政府。舉例來說，今年台灣媒體記者在採訪鄰近的中國民主運動時，也曾經有人遭到軍警單位盤問與扣留，因此不僅無法自由傳遞訊息、連記者個人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威脅。

　　高風險應該有高報酬，不過台灣記者的收入，卻通常不是這麼回事。一樣根據勞委會的統計，在2001年到2010年之間，記者的收入也逐年減少。新聞記者在2001年時，尚有平均5萬元以上的月薪收入；但是到了2010年，不但收入沒跟著物價同步增長，還「逆向操作」地減少了兩成、降到平均每月大概4萬2000元左右。若看看專業人員的平均月薪，更讓記者「搥心肝」，因為專業人員十年前的平均月薪不及5萬元，而去年已經小幅成長到5萬6000元。記者的收入從過去高於專業人員的平均數，到2010年已經掉到平均值以下，在薪水的報酬上變成了「後段班」。

　　記者從事這種「錢少事多又危險」的職業，我們又怎麼苛責他們還必須在工作上肩負起各種專業責任？沒吃草的馬兒，就很難跑得快又遠。

記者不只是無聲哀嚎
　　不過，即便環境如此惡劣，我們仍然看到許多新聞記者，願意冒著各種危險、不計代價地奔波到現場，向社會傳遞更深更廣的各種訊息，我們也仍然對媒體工作者抱有極高的期待。這是因為新聞工作具有極大的能量，足夠聯繫整個社會，也讓弱勢者產生改變的力量。所以，記者工作仍然是一項吸引人的工作——雖然不是最好的工作。

　　就像不甘心被八八水災衝垮的災民，也有許多不甘心讓不公平的工作環境打敗的記者。他們不願意被迫「無聲哀嚎」，而積極地團結起來維護應有的權益，在新聞媒體內成立許多產業工會。這些媒體工會所要爭取的，並不單單僅是記者個人的一己之私而已，更是希望透過維護基本的工作條件，能夠讓記者在沒有後顧之憂的狀況下，充分發揮專業的能力與判斷，提升媒體報導的品質。

　　所以媒體工會並不只是以記者自身利益為宗旨，同時也是為了維護媒體第四權角色的重要社會目標。無可諱言，近年來媒體工會因為產業景氣的下滑、以及國內勞工處境愈來愈艱困，而相對消沈。不但媒體工會的數量持續減少，記者參與工會的比例與意願也愈發低落。但是，如果我們認為新聞媒體對於社會有重要的意義，也能夠體認到記者需要有基本工作保障才能發揮專業能力，那麼我們應該要鼓勵記者們繼續加入工會，爭取集體應有的權益；當然，也別忘記要給這些為了維繫媒體社會功能的媒體工會，更多一些鼓勵！

問題與思辯
1.記者要有基本的工作條件，才能夠發揮專業能力，但是許多媒體老闆在商言商，而不願意給予記者較好的環境與待遇。你認為作為一個記者，有哪些方式可以爭取自己權益？另外，媒體老闆與主管、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又有哪些方式或怎樣的責任，可以協助維護記者的基本權益？

2.在許多災難現場，都能看到很多記者奮不顧身地採訪報導。在台灣，颱風天時也會有許多電視記者，冒著超大的風雨進行現場報導，而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或甚至半個人泡在水中。這些報導方式，都可能威脅到記者的人身安全。你認為有什麼樣的颱風現場報導方式，可以兼顧記者工作安全、又能夠傳遞最佳的資訊呢？

延伸閱讀
1.媒體勞動權資料庫：http://labor.nccu.edu.tw/
2.馮建三[編] (1998)。《大媒體：媒體工業與媒體工人》。台北：元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