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誰是你研究所階段的導師? 你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麼?
林文剛回答：
僅管我個人有所不足，我能夠成為教師、學者與專業實務者，是因為我過去大量的受教於許多傑出的教師與照護我的導師。我認為我沒有太多空間來談論他們全部，然後等量地介紹他們對我的多年教導。然而我們一直在談論媒介環境學及媒介教育，我應該談到Peter Haratonik與Paul Levinson，當我在新學院的時候；還有Neil Postman、Terence Moran 、Christine Nystrom、 Henry Perkinson等人，當我在紐約大學(NYU)讀博士班的時候。透過他們的教導與指導，以及我對他們從事的(/不從事的)觀察與評估，他們對我的影響不只是在學術專業上的，還有為人處事上的。
更細緻地來說，這些卓越的老師們已教導我廣博的人文藝術與通識教育以及生態觀的重要性，(我得以)用來理解文化、科技與傳播。他們已經教育我如何教育自己的學生成長，當你實際關心與參與他們的學業上時。言教重要，但身教更能使他們從自己身上獲得更多。這些老師也教導我先問一個好問題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絕不讓「方法學」先導。舉例，不要僅因為你會數豆子，就去尋找豆子來數。另一個功課是我認為我也許(當然我不能讓他們負責我這樣的說法，所以我用“也許”)從他們身上學到：要有玩樂的心與幽默感，去思考外在，不要對自己的想法/所運用的想法太過嚴肅(會讓自己變得很武斷)等等…不勝枚舉。
當然我真的得說， Neil Postman是我最重要的導師。他是位傑出的作家、人師、有遠見的媒體教育工作者。他的成就，如當一位媒介、文化及教育的公共知識份子，讓我更加確信一個好學者與好想法可以有它們最強烈的影響及貢獻，當它們散佈在不只是學術精英或政策制訂者身上，還有廣及更多大眾身上時。值得關注的就是，Neil Postman對於自己從事的及角色的謙遜態度及幽默感。
我對有次在 NYU 媒介環境學研討會中，休息時走向他的景象印象深刻：我們正走在 Sack’s Lodge 的主建築後頭那條髒兮兮的鄉間道路上，當我問他對於他自己的學術批評者的看法，以及及他是如何做到，並不總是關心支持他的觀察或意見這件事時，他用他帶點尖銳不失溫遜的聲音回應，「你知道嗎，Casey?他們錯了，我並不是一個學者，我是位社會評論者。」
到現在我對他的感謝仍是不足夠的，在重要的學術的社會道德面向上，他給了我如此重要的提醒。
問：你給年輕的研究生及有抱負的學院教授的建議是什麼 ?
林文剛回答：
我實在不夠老來給出這些建議，但既然你問了。這些年我在各研討會遇到這些年輕學者及研究生，在他們成一個具抱負的大學教授的職涯發展的挑戰及機會，更加具有知識度。我感覺他們許多人已經明白自己的學術生涯的艱辛，以致於要有更好、更豐富的學術產量紀錄、更有效的教學、以及更積極的學術服務他們各自的機構領域以及總的學科。
美國學術校園數量的衰退、緊縮指標，讓在學術環境中找工作，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它是一個買方市場；市場的嚴竣讓找工作者變得更焦慮，特別是當他們尚未有一個可觀的學術紀錄時。研究生也許須要提早準備。高GPA(學業成績平均點數)、優越的博士論文，以及一直成長的學術論著，也許是必要的，但競爭者也是同樣的優秀。當然，具有在一些好大學任教的經驗也許會使他們更突出。看你怎切入，好的教學是我們專業的奶油麵包(譯註:比喻基本生財工具)。所有學術社群的成員均樂見在他們的候選人當中有好的老師出現。
但是教書的能力，也僅僅是你要應徵學術工作的其中一項資產。你要如何知道大學系所開的是什麼缺？你的學術履歷與興趣究竟有多符合目前的教員或計劃職缺？更重要的是，我的觀點是，你是不是具有變動的能力與程度，以幫助系所走向下個階段，並且說明為什麼？
還有，假定所有其它條件均相同，你能脫穎而出的優勢是什麼？你及你的學術成就表現的獨特性是什麼？為什麼？借用市場的概念來看，你要當一個傑出學者及大學教授的利基何在？為什麼？你有興趣或正在從事的研究或學術領域是什麼？為什麼能使你有所區隔？你究竟多有興趣及熱情在你所從事的研究上，以讓想聘用你的系所想聘用你？你開始會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從事學術工作，當你真正有熱情於你所從事的工作時。
準備好在學校中、學術領域裡當一個好公民。所有教師手冊都會告訴你，服務是三個主要指標中的一個，決定你的去留、任期與升等。不過在以「出版否則出局（publish or perish）」作為法則的地方，服務卻特別不受重視。不像其他貿易組織、公司或產業，教學專業(大學為首)是個以人為主的企業，好的、積極的服務，可以幫助你更建構與擴展自己的學術網絡，以認同、肯認，甚至讚賞你的貢獻。社群(包括學術社群 )的好，就是其組成成員的好。
在你信服的領域中，做一個嚴謹的倡議者。這是這些年一直驅策我所做及一直做下去的原則。舉一個我的例子做參考：過去這些年我許多在NYU的媒介環境計劃，或多或少都不太關心參加研討會及其他專業社群。畢竟，NYU的計劃都有屬於自己的研討會。Neil Postman一直都是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也許是因此緣故，我們能進到對媒介環境論有同感的期刊裡去。
然而，雖然一切看似不錯，久而久之我開始感覺我們只是在我們的圈子裡說話而已。真的，有許多很棒、令人驚豔的想法，在媒介環境論的研討會中被衍生與討論(我仍認為媒介環境論研討會是我參加最好的研討會當中的其一)。不過回過頭來，媒介環境論，用許多指標測量來看時，是個相對封閉嚴密的社群，此理論社群不被大部份其他傳播領域學群中人所熟知。
我所倡議的，「要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要去熟知(傳播)領域然後找個方法融入」，正如同Lance Strate在Figure/Ground訪談中所提及的，並非是憑空興起的。在我在新學院大學、去NYU攻讀博士之前，我就是自願成為Asian CineVision (ACV)的付費會員，它是歷史最悠久的亞美洲媒介藝術中心之一。我們產製、播放或倡導亞洲環太平洋美洲的媒介與文化。從那時起，我開始看到對邊緣族群及團體倡議的重要性。
在香港長大時，我也從未思考過這些，因為我就是主流的一部份。後來，我再次看到倡議奏效，是在1992-1993年間在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的前身)；這是在NYU畢業後的許多年了；在Gordon Nakagawa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的領導之下，一群亞洲環太平洋的美裔學者，聯署請願建立在NCA中建立一個連線，來幫助亞洲環太平洋美洲的媒介與傳播學術進行倡議。
亞洲/環太平洋的美洲連線，隨即在1993年的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會中創立(我被選為副主席)，而亞洲/環太平洋美洲傳播研究分部，也在隨後幾年建立。同樣地，媒介環境學，用許多指標來看時，也是一個在傳播領域裡的少數團體，當然我也努力提倡讓它跟主流的傳播領域接軌。因此，本於同樣的倡議精神，我在1998年參與了媒介環境學會(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的創立。
如同前面建議的一樣，社群的好，就是其組成成員的好。好的會員身份，就是任何一個好的、健康的社群的基礎。在倡議中體現，是個強勁的熱情與使命感，同時，也是一個年輕學者在所屬領域找到我們自己聲音(與地方)的方法。
版權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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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的早期版本，在2001年3月於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出版。而這次的訪談為瑞隆( Laureano Ralon)透過 Skype，於2011年2月16日進行。使用此資訊(包含中文翻譯)的權利，已被林文剛教授（Casey Lum）所允許，同時也獲得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的同意。中文版翻譯由張春炎、廖凱弘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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