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在您所編的書《媒介環境學》（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一書的編後序文中，您以〈媒介環境學的未來傳承(the next generation)〉作為標題。而最近網路上有許多爭議是有關一份可疑的文件-〈超越麥克魯漢：你的新媒體研究大綱〉（Beyond 麥克魯漢： Your New Media Studies Syllabus），是由Christina Dunbar-Hester所提出，他是羅格斯大學傳播及資訊學院的新聞學與媒體研究學系的助理教授（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at Rutger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你如何超越你不完全瞭解的某樣東西？您覺得增進麥克魯漢媒介環境學（關連到您所指出的「未來傳承」）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林文剛回答：
首先，我不是那麼清楚，您問到的那份線上的課程大綱，如何體現出缺乏對麥克魯漢學術的瞭解。我沒有深入探究。不管怎樣，在我看來，答案似乎鑲嵌在你的問題上。在一個層面上，你建議人們應該夠瞭解麥克魯漢的學問之後再超越或者反對他，這是對的。但是還有另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也就是透過典範轉移（paradigmatic shift）的概念。麥克魯漢的研究，舉例來說，當它第一次出現時是非常爭議的，恰恰是因為它是如此創新的（out of the box）。許多批判理論者或經驗主義者對麥克魯漢的作品批判了好些年，既使他們可能沒有非常理解他的研究。雖然有些人可能告訴你麥克魯漢的學問可能是瞭解媒介和文化之間關係的（研究）領域的典範轉移-從內容分析轉移到形式分析。
所以，使用這個概念，如果我們將能夠從麥克魯漢或者一般的媒介環境學上所有突破，則什麼會成為下一個典範轉移以及那會是什麼？那麼，如果以及當這樣轉移發生時，誰可能會成為從麥克魯漢的想法中促進典範轉移的人？如果我沒有完全的誤解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那個「誰」可能不高度歸屬在既存的典範之中（或者麥克魯漢的想法）。則新的典範內容，可能是以與麥克魯漢的概念迥然不同的方式去概念化（媒介與文化的）世界。
問：容我重新表述我的問題：我們如何以一種具凝聚力和向過去致敬的方式來推進經典（canon）？我們如何促進轉型又同時保留（典範）？我們如何朝未來前進同時顧慮過去？
林文剛回答：
謝謝你重新表達你的問題，因為這讓我們能夠回到一些議題上，那是我在編後序文中所要強調的。在〈媒介環境學的未來傳承〉一文中，我概述一些問題是，我們如何透過連貫、一致的方式來豐富媒介環境學的下一個世代。我提出這些問題絕大部分是因為在紐約大學媒介環境學的博士課程，已經被逐步淘汰了。在一個層面上，我們許多人從那個研究所畢業，對於這個事情的轉折現在仍感到疑惑：為什麼是這個具歷史傳統、建制良好的博士課程被淘汰？同時仍有許多人願意拿起火炬跟著它跑。但我怕這是一個問題，不只是像這樣的一個訪問能夠充分說明的。不管如何，我在編後序文提及有關下一代媒介環境學者的教育或多或少是窄化問題：還有哪裡可以讓我們系統性地或者計畫性的教育和生產合格的媒介環境學的博士？並且，在另一個層面上，如果這樣的努力無法實現，對於媒介環境學作為理論團體和知識傳統的續存或發展會發生什麼影響？
媒介生態學學會以及它的成員已經完成的一些好作品，有助於滿足與上述問題相關的一些議題，像是出版自己的媒介環境學研究指南，在年度會議中聚集在一起，在美國傳播學會、國際傳播學會、東方傳播學會等組織特定主題的論文座談小組等等，促進活絡的信件群組、維持具豐富資訊的網站，諸如此類。許多的同事都積極的出版媒介環境學的研究。
由Lance所編輯的、Hampton Press出版的媒介環境學系列書籍，應該被特別提及。確實，在我的評價中我也不完全是公正的，因為我是媒介環境學學會（MEA）創始者之一，並且在組織制度發展的關鍵成長期間我曾經非常積極。剛剛被提及的這些同事都是我的朋友也是專業的同行。儘管如此，我們有許多的理由對MEA於促進媒介環境學的成果感到高興，似乎有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學生（加入）。有時候，我甚至使用「諾亞方舟」來比擬MEA，當在紐約大學的媒介環境學的學位和課程遭遇漠視、糟糕和敵視媒介環境學的力量所淹沒時。
問題是，應該有理由去擔心媒介生態學的長期前景或發展，以及它的學術合法性嗎？有關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有賴於一個人如何看待媒介環境學是什麼或者我們希望媒介環境學是什麼。沒有人擁有媒介環境學這個詞彙。人們只要願意就可以說他們是環境學者，因此，在這個層面上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具智慧的傳播歷史學者能夠告訴你，跟傳統學科溝通會有多麼困難，既使（媒介環境學）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的制度化（如果你從二十世紀中葉出現第一個傳播博士課程算起的話），以及之後成千的傳播學博士。如果可以的話，我使用混合的比喻說明，傳播是眾多傳統學科中的「少數（minority）」（還記得爭議多時的，究竟傳播學是一個領域或者一個學科？），那麼媒介環境學應當是「雙重的少數（double minority），也就是在一個較大的邊緣團體中的小邊緣團體（非常相近的，在美國，我們亞洲美國人被看待作是這個「雙重少數」家族的一份子）。
簡而言之，這真的是非常激勵人心的，看到過去幾年有許多好的媒介環境學作品被完成，有一些前面已經提到的。但我想有更多能夠也應該作的事。媒介環境學作為一個理論團體以及正式的、合法的學術研究領域要進一步發展和興旺，我們需要持續制度性的支持媒介環境學中具有系統性的和課程博士教育人才，他們能夠反過來培育和生產媒介生態學者的後起世代。
問：最後，您最近在運作的是什麼？
林文剛回答：
最近這幾年我研究都市食物文化作為傳播的形式。你可以說，這就叫都市食物文化的媒介環境學（the media ecology of urban food cultures）。我喜歡吃也愛烹飪。所以，我結合了我的熱情在媒介環境學、飲食文化和都市研究之上。
Casey Lum.
此文章的早期版本，在2001年3月於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出版。而這次的訪談為瑞隆( Laureano Ralon)透過Skype，於2011年2月16日進行。使用此資訊(包含中文翻譯)的權利，已被林文剛教授（Casey Lum）所允許，同時也獲得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s的同意。中文版翻譯由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系博士生張春炎、廖凱弘合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