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初來中國大陸不久，我的學生就給我一場震撼教育。我興致勃勃地講。2000年應是中國人倍感驕傲的年份，除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諾貝爾文學獎也頒給了中國人。學生一臉茫然，我講出來“高行健”後，總算有位同學說：“這是法國人”。

　　正如FT中文網專欄作家老愚在《知識界的沉默之夜》中所言，“以巨著《靈山》《一個人的聖經》蜚聲世界文壇的高行健，在自己的祖國被決絕地幽閉了。在中國官媒上，諾貝爾文學獎獎項也在2000年戛然而止。”

　　莫言得獎，我感到同樣的震撼，震撼於達於極點的眾聲喧嘩，幾派人尖銳對立。（已發表於FT中文網的《知識界的沉默之夜》和《“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兩篇最具代表性。）

　　我震撼於政治與文學的牽扯，更震撼於那麼少媒體深入分析莫言的作品，只集中在他的政治屬性，“主流”與“非主流”。沒有人討論他的作品和其他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比較，他的魔幻寫實風格與瑪律克斯等作家有什麼分別？他的內心世界如何？是否曾經多言，吃過虧後，現在才“莫言”。莫言似乎成了圖騰，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作家最豐富的是他個人世界，但似乎沒有人有興趣探討他的內心世界。

　　接著，我看到大陸官媒把這項獎定位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強調“國籍”，是要表示作家的政治屬性。但也讓我與有榮焉的興奮磨滅幾許。中國籍，那近一億的海外華人呢？新加坡華裔、馬來西亞華裔呢？他們不要慶祝嗎？我知道很多不盡認同大陸的香港人、臺灣人照樣為莫言感到高興，興奮於一個用中文寫作的作家可以得此殊榮，一句“中國人”或“中國籍”，就把莫言框住了。

　　很多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多國籍。南非作家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臺灣譯為科慈，名著為《屈辱》Disgrace），得獎時，已經移居澳洲，到底要算澳洲人，還是南非人？

　　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身世更複雜，祖籍印度，生於中美洲千里達和多巴哥，長居英國，所以他的小說、遊記遍及世界各地，例如小說《大河灣》講非洲的故事，旅遊文學《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及《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以及《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本本叫好又叫座。《紐約時報》書評曾稱讚他為“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

　　作家是全人類的資產，不應被匡在“主流”、“非主流”、“中國”或“外國”裡。正是他們的多國籍、多文化，才成就他們訴說真理的靈魂，和一支犀利卻晶瑩的筆。

　　再看官媒另一種說法，諾貝爾文學獎此次頒給莫言，是對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認可，中國市場實力不容小覷，中國在世界舞臺和平崛起。這種國家主義說辭，也忽略文學的個人性，獨特性。諾貝爾文學獎近年來常頒給墨西哥、聖露西亞、埃及等國的詩人、小說家，有些國家比中國還貧窮，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不但沒有崛起，反而日趨沒落。

　　同樣地，我覺得公共知識份子也不應一味批評說，莫言是部隊作家，更是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黨員，言行缺少知識份子氣味，就不應在得諾獎之列。作家價值應該投射在作品上，而不是他的政治屬性、個人道德、“體制內”或“體制外”。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幫助共產黨，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擁抱他的每一本著作。

　　至於個人道德是否成為評價作者的標準，應該要取決於讀者價值觀，而非公共知識份子或政府的評價。海明威風流倜儻，酗酒，獵殺動物，有四任妻子及多位情婦。奈保爾私生活更是混亂，在派崔克?富蘭曲撰寫的授權傳記中，奈保爾承認虐待妻子以及經常有情婦，並經常召妓，甚至承認他可能促成了結縭41年妻子的死亡。

　　至此，我非常想念每逢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後，臺灣的《聯合報》、《中國時報》副刊，以及《紐約時報》，往往有兩、三版介紹得主的生平、心路歷程、文學風格、具備的普世價值，把他們當作人，而不是圖騰來說短道長。尤其在華人高行健得獎後，臺灣的文化界很愧疚地發現，高行健兩本書《靈山》、《一個人的聖經》臺灣已經出版（當時莫言比高行健還出名），但只賣出不到3000本，於是開始了研究高行健的風潮（沒有政府鼓勵），發現高行健不但會寫小說，也會寫劇本、散文，還是國畫高手。現在高行健每年都會到臺灣一次，有助帶起臺灣文學之風。

　　我誠摯地希望，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也能為日益邊緣化的文學帶來一股清新之風。

本文首刊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