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12日，一名女童在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被性侵殺害，當時軍方高層（空軍作戰司令部中將司令陳肇敏等）要求迅速破案，致辦案人員刑求逼供，江國慶因測謊沒過，被認定為兇手，判處死刑並旋及執行。當年江父聘請律師，發現命案現場的證據都與江國慶無關。去（2011）年9月，軍事法院開啟再審程序，並判決已遭槍決的江國慶無罪。同年11月29日，國防部依據《刑事補償法》支付補償金，江國慶年輕即枉死，以國人平均壽命反推，補償金額高達新台幣1億3佰18萬5千元。
刑事責任部分，台北地檢署針對陳肇敏等人刑求江國慶並導致冤枉而死，在一年多的偵查之後，作成不起訴處分。江媽媽9月6日向高檢署聲明「再議」，現場有上百名群眾陪同，表示「我們也很『在意』」。民事責任部份，國防部依《刑事補償法》支付江案賠償金，將轉向陳肇敏等7名違法失職的軍官求償。台北地方法院於9月24日第一次開庭，民間司改會等關切團體與民眾進行法庭觀察，關切國防部有無盡力為全民看緊荷包，但連承審法官都指責國防部太過草率消極，納稅人恐怕要為1億元的賠償金買單。
10月7日，超過200名的志工在中央藝文公園的綠地上，排出「究責」二字，一方是為了要提醒負責追訴相關刑事責任的檢察官，應該要對陳肇敏等究責，另一方面，要求國防部應該為人民看緊荷包，認真向陳肇敏等求償，別辜負人民的期望。截至目前為止，參與連署的人數已達一萬兩千多人，連署團體達一百多個團體，持續增加中。
在意．再議
江媽媽向高檢署聲明「再議」，表示很「在意」。「再議」是什麼，怎麼這麼巧，與「在意」是諧音。法律上，告訴人（通常是被害人或是與被害人有一定關係之親屬，本案也就是江媽媽）有權對於台北地檢署的不起訴處分表示不服，因此可以向高檢署聲請再議。再議，類似於當事人不服法院判決，向上級審法院提起上訴，只是對象是地檢署檢察官作的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其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換句話說，檢察官提起公訴以後，案件就進入法院審理的階段，由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在提起公訴之前，檢察官基於職權，得調查該案件的相關證據，經過調查發現被告並無犯罪嫌疑，就應該還被告清白，應為不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252條參照）。換句話說，案件一旦進入偵查程序，檢察官必須就其偵查結果，給當事人一個交代。
因此，經過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調查，認為陳肇敏等並無犯罪嫌疑，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但是，告訴人江媽媽可能會不服氣、不能接受，所以，《刑事訴訟法》提供江媽媽一個救濟的機會，就是「再議」。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江媽媽在收受不起訴處分書後，得在7天內敘述不服的理由，向高檢署聲請再議。如果高檢署檢察官認為江媽媽聲請再議有道理，且偵查已經完備，會命令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但如果偵查未完備，得由高檢署自行偵查或命令台北地檢署檢察續行偵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參照）。
假設再議的結果，江媽媽還是不滿意，就可以直接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參照）。交付審判的制度設計，是為了制衡檢察官濫權不起訴，讓江媽媽有機會將案件直接送進法院，讓法官審理。因為，再議的結果有可能高檢署仍然維持地檢署的不起訴處分，所以，必須要引進外部監督機制，讓法院來審酌檢方的不起訴處分是否合法。不過「交付審判」制度在地院審判時沒有檢方配合扮演公訴的角色，因此成效不彰，幾乎沒有因此判有罪的例子，所以更顯得「再議」制度的重要。
國防部 應認真「究責」
國防部在江國慶一案，賠償江媽媽一億多元，完全是由國庫賠償，形同由全體納稅人負擔這筆賠償金。納稅人一定會有個疑問，為什麼要由國防部賠償，而非由被告陳肇敏等七名軍官賠償？事實上，被害者遭受冤獄後，家屬的傷痛難以平復，所以，為了迅速彌補被害者家屬的傷痛，先由政府出錢賠償，儘速撫平家屬的創傷。
依據《刑事補償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如果陳肇敏等當初在執行職務時，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江國慶冤死的事件，國防部賠償江媽媽以後，就應該向陳肇敏等求償一億多元。陳肇敏等七名軍官，經過民事庭法官的審理後，如果符合故意或重大過失要件，陳肇敏等自須負責。
本案國防部已依法向陳肇敏等提起求償訴訟，台北地院於9月24日第一次開庭審理。既然如此，還要「再」什麼「議」、「究」什麼「責」呢？因為，根據民間司改會的法庭觀察，陳肇敏等獲得不起訴處分之後，在法庭上屢屢以不起訴處分書的內容，作為免除民事賠償的依據。而且，國防部提出的起訴狀，被法官當庭斥責太過草率消極，為避免最終該負責的被告免除責任，民間司改會才會積極協助江媽媽聲請再議。透過再議的聲請，除了協助江媽媽討回公道以外，也喚起各界對於司法改革的關注，避免再產生下一個江國慶。
江媽媽的傷痛，無法用一億多元的賠償金彌補，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記取教訓，如何避免產生下一個江國慶。事實上，每當社會發生重大案件時，媒體總是先下定論，認定被抓的人一定是兇手，接著在談話性節目談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祖宗十八代的事情，即使與犯罪事實沒有關連，名嘴也會以聳動的話術影射。別忘了，犯罪證據都掌握在當事人或院、檢、辯手上，被告是否犯案應該經由檢、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攻防之後，再由法官論罪科刑後才會有定論，而媒體基於「知的權利」固然有報導的必要，但如果是著眼收視率的考量而高談闊論，甚至多所臆測，不僅對於釐清事實沒有幫助，有時候也可能在傷口上灑鹽，造成相關當事人的痛苦，甚至也可能造成法官「輿論審判」的壓力。如果閱聽人一味隨著媒體起舞，台灣媒體尺度自然越來越「重鹹」，你我甚至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害人！
（黃旭田為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期關注國內法治教育；戴智權為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約專欄作家、律師高考及格）
參考資料
陳玉梅（2012年10月9日）。〈人間異語：兒子被殺死 拿槍的人都躲著〉，《蘋果日報》。
〈江國慶案 立院邀司改會備詢〉（2012年10月14日）。《中央社》。
劉時均（2012年10月8日）。〈聲援江國慶母 200多人排「究責」〉。《聯合報》。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12年9月24日）。〈江國慶冤死，誰該買單？〉（九月廿四日新聞稿）【公告】。台北市：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12年10月7日）。〈請認真且嚴肅「究責」，排字活動！〉（十月七日新聞稿）【公告】。台北市：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吳景欽（2012年10月5日）。〈不起訴不是不法者護身符〉，《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