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團少東辜仲諒、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與新加坡私募基金合資175億元，準備向黎智英買下壹傳媒旗下媒體，黎智英獲利了結後，準備全面退出台灣傳媒市場。有人說，黎智英帶來香港壹傳媒的狗仔文化，改變台灣媒體生態，讓媒體趨向腥羶色的報導風格。當黎智英證實將出售壹傳媒旗下媒體，並感性地向壹傳媒員工說：「我要回家了！」
但對台灣而言，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黎智英的離開，是否意謂著狗仔也一起離開了？
狗仔＝八卦？
從黎智英在台灣創辦壹傳媒開始，就以煽色腥為取材標準，更派記者私下挖掘名人隱私、八卦等，創造可觀的獲利。黎智英大言不慚，壹傳媒是以市場導向作為報導的取材標準，閱聽人想要看什麼，壹傳媒就給什麼。這讓許多名人、藝人、官員恨得牙癢癢，生怕負面消息影響自己在演藝生命、仕途。
2001年6 月28日，藝人吳宗憲與鍾甄共同舉行記者會，指稱他與鍾甄的緋聞是他自己設計的，《壹週刊》上當了。他同時批評，《壹週刊》攪亂了台灣社會文化風氣，要《壹週刊》滾出台灣。7月23日，吳宗憲帶著許多演藝人員的連署書至新聞局陳情，希望新聞局能盡責監督狗仔隊的採訪行徑。
由吳宗憲的反應可知，狗仔揭人隱私、八卦，侵犯演藝人員的隱私權，狗仔文化似乎等同於八卦文化。記者被視為扒糞者，社會大眾並戲稱記者為「妓者」，更有甚者，如果有年輕學子立志當記者，長輩就會勸說不要想不開，何必一定要去當挖掘別人隱私的狗仔呢？
狗仔也能監督政府
事實上，筆者認為，狗仔只是採訪手段而已，至於煽色腥文化，則是媒體報導風格的問題。如果，記者將狗仔的那一套用在監督政府，不就能揭露諸多弊案嗎？別忘了，媒體身兼第四權的功能，必須監督政府施政。許多報導的內容，必須透過記者挖掘，不可能靠政府「餵」新聞，更不可能靠參加幾場記者會就能監督政府。
筆者就讀研究所期間，參與日本交流協會的訪日團，曾經拜訪日本《讀賣新聞》。接待人員表示，日本記者很專業，地位崇高，但工作很辛苦。在日本，政府官員習慣下班後會一起喝酒，而記者就會待在官員的家門口，等官員喝完酒回家時，冷不防地請官員表示意見。接待人員認為，私下貼身採訪，才不會只得到官方的制式解答。
所以，以追蹤、明查暗訪的狗仔手法採訪可惡嗎？就日本讀賣記者的邏輯來說，只有對政府官員而言，是可惡。但對人民而言，這樣的媒體十分盡責，不單單是報導記者會上的訊息，更透過狗仔的採訪手段，揭露影響國家施政方針的重要事項。
再以吳育昇為例，2004年打著「支持馬英九、票投吳育昇」的旗號，參選台北縣第二選區的立法委員。當年，他以全國第一高票之姿進入立法院，2007年參選台北縣第一選區的立委連任。然而，這顆政壇的明日之星在2009年卻跌了一跤，吳育昇駕車攜女伴孫仲瑜入住汽車旅館，被《蘋果日報》直擊，吳育昇事後坦承他與女伴發生婚外情與性關係，婚外情事件被揭露後，除了會影響部分選民的投票意願，更會影響吳育昇的政治前途。所以，監督公眾人物的狗仔，不是只能提供八卦訊息，同時也能戳破政治人物的面具，為選民提供貼近真實的政治資訊。
是否侵犯隱私 以公共利益為判準
狗仔的採訪手段，不應該施予任何評價，只是新聞採訪的工具罷了。至於真正該被批評的，是媒體報導的風格。如果，主流媒體不斷扒糞，而忽略本身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角色，才是真正該被批判的。
所以，狗仔是否侵犯他人的隱私權，必須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而定。依據《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因此，妨害祕密罪的成立關鍵，在於「無故」。
最高法院100年第4780號判決指出，如果是「正當偵查行為」或為達「其他公共利益」，就不會構成「無故」。換言之，記者以狗仔方式獲取報導資訊，就不會構成「妨害祕密罪」，重點在於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舉例而言，《壹週刊》曾經報導小S、阿雅、范曉萱與陳純甄等在豪宅內舉行「性愛派對」，經由法院審理，《壹週刊》的報導無公共利益，「無故」妨害祕密，社長裴偉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個月。
不過，不論會不會違法、是不是涉及公益或只是侵犯隱私，壹週刊一貫地透過刺探隱私、揭密而讓雜誌大賣，這成為一種媒體獲利的保證，回頭看黎智英的離開，並不是因為這套獲利保證失利，而是因為壹電視無法上架。
因此，回頭來看狗仔文化隨著黎智英的壹傳媒被帶進台灣，受到關注、受到挑戰或受到其他媒體模仿，並不是一種風格的追求，而是因為每家媒體都要獲利，也都想如壹週刊受歡迎。因此用狗仔、爆料的方式來經營媒體，已經成為普遍的媒體經營邏輯，不容易因為黎智英的離開而消失。
（本文作者為卓新特約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