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新世紀》週刊高級記者宮靖為當前新聞業下了貼切的註腳，網路為傳統媒體帶來革命性破壞，但也賦予重生。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主辦「2013亞洲華文新聞獎得主論壇」，第一場座談由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傑出新聞工作者，共同分享華文媒體遇到的困境。當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同業仍為新聞自由努力，香港、台灣與新加坡卻面臨過度商業化導致的新聞娛樂化，不過，他們都直指：網路是當前最需要嚴肅面對的新課題。


圖說 陳慧思

網路給長期受言論箝制的國家，撕開了一道自由的縫。馬來西亞《向陽花》主編陳慧思就提到，2008年馬來西亞第12屆大選時，在野黨一舉奪下5州政權，網路媒體及部落格被認為是這個民主進程的重要推手，而日前13屆大選前，推動乾淨選舉的兩次大集會，都是通過臉書號召。


圖說 宮靖

在中國，網路更是新聞的富礦。在前微博時代，中國記者還沒學會怎麼用網路做新聞，中國《南方都市報》率先成立〈網眼〉版，而王星就是當時的責任編輯，他在2011的溫州動車事故與郭美美兩大新聞事件中，就是通過微博採訪到關鍵人物，也獲得《南方都市報》的年度傳媒致敬獎。宮靖也提到中國微博帶來的「自媒體」現象，讓原本發不出去的調查報導，可以在網上獲得微博大v們的關注，突破官方封鎖。

但是，我們不會天真地認為，網路是萬靈丹，能解決所有媒體的困境。不可否認地，新媒體也帶來對新聞業的諸多衝擊。

新媒體科技對傳統新聞業的衝擊，具體顯現在對媒體盈餘的蠶食鯨吞，以致媒體無法付給記者合理薪資，業界已出現一波逃亡潮，這種情況普遍發生在華文媒體圈。為了因應變化，各國紛紛採取不同策略。


圖說 梁玉芳

「我們是垂死掙扎的紙媒」台灣《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梁玉芳說，新媒體時代來臨讓聯合報確立「多元營收、數位匯流」的定位，不僅將聯合報創報60年來的新聞內容全部數位建檔成資料庫，也要求新進記者重新武裝，成為兼具攝影、寫稿、剪輯、過音的「多工記者」。

新加坡同樣面臨人才外流的困境，肇因於1970年代以來的華文邊緣化，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雖然華人佔大多數，但官方語言仍是英語，華語只是眾多科目之一。新聞工作者需要具備雙語能力，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的英文能力和中文能力落差很大，而中文系與傳媒系畢業生，也不一定有興趣加入新聞業。新加坡《新傳媒》中文時事組監製黃惠玲認為人才斷層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華文媒體怎麼跟其他部門搶人才，當官薪水更高、當老師升職更快。」

網路對新聞價值的衝擊，尤其讓新聞記者反思。數位時代的媒體，是分秒必爭，新聞業不再只是跟同業比快，也跟臉書資訊競爭，為了能在第一時間發佈即時新聞，壓縮了新聞查證的時間。

「贏了速度，輸了準確性」陳慧思這樣批評主流媒體。在這次馬來西亞大選後，網路上謠言氾濫，圖文指稱警方護送數袋選票前往寄票中心；寄票中心突然停電，然後突然多出八袋選票等。這些謠言在網路上瘋傳，並透過臉書、推特發送到世界各地，台灣電視媒體也不加查證瘋狂就報導馬來西亞大選爭議。但事實是，《當今大馬》記者訪問在場的在野黨領袖，證實寄票中心突然停電只是謠言。


圖說 李惠仁

網路謠言影響新聞，台灣的觀眾並不陌生。最近，三篇拒賣菲勞便當的「便當文」在臉書被瘋狂轉貼，再透過電子媒體強力放送，突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台灣從受害者變成不理性的加害者。警方罕見地大動作，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三位「便當文」作者。台灣獨立媒體記者李惠仁，當場拋出疑問：如果三位未經查證的言論必須負刑事責任，那麼，報導此一消息又不查證的主流媒體，難道不須負責嗎？

有時候，網路上的輿論壓力變得更大，有些媒體甚至會屈服於輿論壓力。新媒體時代，尤其在中國，媒體設置議題的能力很大部分被微博瓜分掉了。中國《南方都市報》時事新聞中心首席記者王星提到，微博上的”大V們”動輒有百外甚至千萬的粉絲，他們在微博上關注的事情，往往就是第二天的報紙熱點，落後一天的報紙還會在讀者心目中扣分。

《新世紀》的宮靖也有同樣觀察，他舉了南京彭宇案為例，一個年輕人下公車看見一老婦跌坐地上，要過去攙扶她，卻被婦人要求負擔醫藥費，這一事件在中國網路上引起熱議，媒體記者跟進報導，將案例定調為「好人難做」，但事實是，彭宇確實撞了這位婦人。「如果記者理性一些，不迎合社會，多進行分析判斷，這件事不應該是這樣子。」宮靖無奈地感嘆。


圖說 謝燕燕

舊的秩序破碎，新秩序尚未成形，記者在這混亂中，不免顯得舉止失措。但危機也是轉機，新加坡《聯合早報》高級執行記者謝燕燕認為，在混亂中，公眾更需要媒體提供他們「理性的聲音」。《新傳媒》的黃惠玲也認為，「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我相信觀眾還是會回主流媒體看，你相信誰？主流媒體還是具有公信力。」


圖說 覃純建

新聞被視為「信任商品」（credence good），易言之，新聞的利益與「第四權」，都根基於公眾的信任之上。香港的新聞業，近年來感受到中共中央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卻也讓他們格外清晰新聞業的本質。香港《明報》資深記者覃純建說：「建立信任很辛苦，但瓦解信任一夜就完了。」有了這層認識，覃純建更主動地回應政治壓力，他分享了明報內的編輯室文化，他說：「報社內記者經常討論，形成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影響整個編輯室，會影響管理層與投資人，他們在做某些管理措施的時候，會感受到一些壓力。」


圖說 呂秉權

另一位來自香港的資深記者呂秉權也深有同感，香港媒體近幾年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越來越明顯，尤其香港人爭取2017直選特首，發起佔領中環的活動，這一塊的新聞報導，壓力更為直接。他說，「不只一次中央派人來跟我說，中央政府對香港媒體很不滿意，而我原本服務的媒體TVB做了很大的妥協。」之後，呂秉權毅然辭職，因為他覺得「如果我們在亂局之中更多妥協，我覺得香港會越來越和諧…，希望我們可以用很堅實的報導，來回應他們的威脅。」

新聞管制的客觀存在，商業競爭的品質低落，問題一直都在，新媒體的衝擊，把問題攪的更亂了，但新聞記者不能悲觀，也沒有權利悲觀。就像呂秉權的中國記者友人對他說的「發不發一回事，我先做好自己的事」，記者的本分，不過追求真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