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有無影響？影響有多大？這是半世紀來學界爭議的論題。直到1970年代初期，美國學者發展出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理論，這個問題才多了一個具體(卻相當粗糙)的答案，也就是說，媒介報導愈多的新聞，愈容易造成社會大眾談論的話題。也難免對個人認知結構產生影響。
遠見雜誌1991年2月號第56期發表政大新聞研究所相關議題設定研究：「台灣地區大眾傳播與議題設定之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大眾媒介，在議題設定的功能上，沒有顯著的證據。研究中從台灣報紙、電視與廣播的內容，找出八則為各媒介報導最多、最熱門的新聞，然後再針對系統抽樣所得全台地區1498個樣本，訪問這些民眾對這些議題的看法，研究結果發現媒介議題和民眾認知議題並不契合，至少甚有差距。
這個結果顯示多方面解釋，卻也給我們大眾媒介有力的暗示。就多方面解釋而言，也許議題設定理論本身就有局限。
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差距，美國大眾化報業發展至少有一百五十年以上歷史，而我國報業方才脫離長期戒嚴文化，廣播電視制度也尚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大眾化報業努力的就是符合大眾的口味，反映時代心聲，而廣電業卻依然在政令宣導與資訊報導之間做掙扎，更糟的是媒介競爭的規則尚未形成。兩種不同媒介制度下，所產生的民眾反應當然不一樣。這正是前面所述，對媒介的深切暗示－－媒介與民眾之間，還有一段即親密又疏離的距離。
聽友每天暴露於媒體中，請問誰在設定議題？「被偷走的那五年」電影熱賣，品牌口碑一下竄紅，誰在設定議題？2008年10月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來台遇襲，媒體迅速報導出來，而正在鷹架上上工的勞工們怎會有機會接受到相關訊息？此事誰在散佈？ 這件事誰在設定議題?
告訴閱聽眾該想些什麼！
議題設定與建構由McCombs和Shaw兩位學者在1972年所提出，指出傳播媒介報導的重點與受眾腦海中認為重要的題材間有強烈的正相關。換言之，大眾媒介如何篩選議題？那便是議題設定與建構理論所要談論的。
新聞記者或廣播節目主持人應該報導哪些事情？「閱聽人知的權利」該如何彰顯？議題設定理論告訴我們，媒體所提供的真實並非社會上真實發生的事情。即便媒體選擇報導某一件社會真實發生的事件，也是透過媒體的編輯整理後，建構而成的真實，與社會真實本身有相當程度的落差。然而倚賴大眾媒介以獲得社會真實的閱聽人，便在長期接受媒介所建構的真實影響下，逐漸扭曲了對社會真實的理解和掌握。
舉例來說，當新聞不斷關心特定負面新聞（政府官員貪污），並且有系統的全面追蹤報導，進而放棄其他民生、國際、體育、消費、生活等社會真實的報導，久而久之，人們便只認識社會真實的某些部分，而這些部分則是透過媒介真實所建構，經過議題設定而完成的報導。最後這些報導取代了真實社會狀況，影響人們對該社會真實的認知與解讀。所以，當媒體不斷放大報導馬政府的施政能力，最後將造成所有的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只要政府官員行為上有某些差池，媒體便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認定這又是馬政府團隊的問題閣員。
當媒體過於放大某些議題（連帶就會放棄其他媒體認為較無新聞性的次要議題），建構出某些議題的社會真實後，將造成閱聽人對於實際社會真實狀況的認知扭曲（忽略），最後是影響人們對於社會真實的認知。媒體通常透過強調某些事件、活動、團體、人物，加強閱聽人對某些議題的注意，企圖影響閱聽人的想法與日常言談取材；其次，針對這些議題進行整理、貼標籤，將這些議題與社會上其他人民所關切的議題或焦慮連結在一起；其三、媒體將議題與某個更大的議題連結在一起，企圖將之融入整體社會真實的一部分，引導不同利益團體間的衝突，讓議題更具爭議性，好炒熱話題、繼續加溫；最後，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太表人物出面在媒體發言，回應議題。而媒體再根據這些意見領袖的發言更新議題進展。
想想「壹週刊」的封面頭條如何影響民眾及新聞記者的日常八卦？想想一個台開內線案最後竟然成為推動總統罷免案的關鍵因素？有些人或許以為是正義得到伸張，但記者卻認為這是標準的媒體議題設定與建構操作成功，導致不同利益團體間的衝突激化加劇，最後走向對決。
媒體絕對不是獨立公正的社會觀察系統，而是摻雜各種複雜的政治勢力、利益團體、社會價值、社經背景、利益糾葛的複雜共犯結構。如果媒體說什麼，你都信；如果媒體上的名嘴振振有詞聲淚俱下你也跟著心情糾結，或許該認清媒體操弄議題設定與建構的手段，別成為媒體操弄議題的幫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