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論談話性節目是指針對節目邀請專家、來賓進行公共事務、政治新聞議題的深入討論的話，那麼早在1980、1990年代就出現這種類型的節目，包括”資深觀眾”曾經目睹過的新聞眼、媒體面對面、國會春秋等等。在老三台的時代，這些節目以每周一集的方式播出，節目中邀請學者專家、政府官員共同在電視上分析或對談重大新聞事件，話題多圍繞著公共政策。這種新聞節目可以說是讓人民有機會更深入了解公共議題的節目雛形，也可以說是創造媒體公共性的一種可能。
1994年知名的政論節目「2100全民開講」開播後，也開啟了台灣政論節目的新頁。這個節目不同以往，製作單位不僅邀請專家、名嘴上台暢談各種公共議題、台灣社會大事，同時也讓觀眾call in、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也讓2100成為一個高收視率的節目，不僅替電視台帶來廣告收益，也創造了影響力，因為談話性節目的走向和討論，能引領著台灣社會、觀眾對於公共議題的想像和民意走向。不論如何，一度這樣的節目型態是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媒體第四權功能，2100就像一個老虎，咬住了社會議題、吸引觀眾目光和公共議題的認知，甚至能夠咬出許多政治和公共政策上的問題。
2100的成功，當然很快就引來其他各台仿效，於是乎在第四台蓬勃的年代裡，各家電視台的談話節目陸續開播，政論節目分庭抗禮的局面逐漸形成。競爭收視率的情況下，讓台灣政論節目逐漸走向利基市場的考量，各自吸取自己的觀眾收視群，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附庸於藍、綠分立的政治版圖，這也讓台灣政論節目日漸被冠上”附庸政治”的標籤。開始有許多新聞傳播學者投書批評台灣政論節目的問題，是越來越偏離公共和民主價值。
附庸政治的標籤、傳播學者的批評並沒有阻卻政論節目的藍綠分化，三立的大話新聞VS 2100全民開講，兩方言論對決的場面成為典型的擂台戰，同一時段播出的雙方節目，甚至會意有所指地向隔空嗆聲，這樣的場面成為特殊的傳播現象。但更慘的局面在後頭，在爭取收視率競爭加上媒體經營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政論節目型態更趨腥辣，名嘴文化開始興起，每人能夠手握爆料，節目議題從政治、硬新聞題材轉變為社會、犯罪題材，或者更乾脆以外星人作為討論主軸。總而言之，每個名嘴都是”灰熊厲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說學逗唱、能歌善舞，會講還會演。
如果說政論節目發展在台灣是一個有方向的想像，那麼台灣政論節目似乎是一種從公共討論朝往下"飛翔"的方向，不僅走入低俗，也多了謾罵。理性討論或者認真看待公共議題的空間越來越小，綜藝化的情況越來越大。到如今，當我們有機會再抬頭看看各家電視台政論節目時，也許可以同意，我們都看到了一個現象也是亂象，就是所謂的公共和觀眾權益逐漸跟外星人一樣，看不見也摸不著，有圖但沒了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