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台灣已經是網絡化社會；同樣無可置疑的是，網絡化公眾(networked publics)已改變新聞的產製與傳佈方式，甚至開闢出另類的公共領域。此次318占領國會運動為上述斷言做出了最新的註腳。
諸多數位時代資訊流動的研究者均指出，網路、社交媒體與行動通訊等新傳播科技的蓬勃發展，業已打破傳統由專業人士所掌控的權威性資訊產製結構，大眾不僅自己搜尋新聞，抑且分享、討論與產製新聞。此種資訊平權化的現象以大眾協作為其特徵，並已開闢出嶄新的網絡化公共領域(networked public spheres)，公眾藉由社群網絡連結在一起，並對公共議題進行資訊分享與意見溝通。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由於資訊流動的即時性與同步化，此種以中介的社會性(mediated sociability)為特質所建構的網絡化公共領域，往往在傳統媒體尚無法為新聞事件建構框架之前，即已透過公眾之間的對話先行做出詮釋，並反過來影響傳統媒體的框架化過程。當然，網絡化公眾可能仍是多元公眾，並形成多元的公共領域，但傳統媒體的資訊霸權已因此種新形態的文化通貨 (cultural currency)而受到更大程度的挑戰。
318占領國會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網路串連的產物，事件發生之後，學生與民眾更透過各種數位工具進行號召與宣傳，包括社交媒體Facebook、Twitter、電子告示版PTT與手機簡訊軟體LINE，都是資訊傳遞的重要管道。此外，各種直播的影音平台亦將立法院議場內、外的狀態同步傳送於國人面前，讓有意瞭解事件發展狀態者都可以免除中介，直接且不經任何詮釋地掌握「現場」。此種全面性、即時性的資訊分享，不僅創造了新的資訊流，更開闢出另類的公共領域。
318事件發生之後，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傳統媒體儘管仍想為此一事件「定性」，但不只此種框架化的行動必須受到新生資訊流的影響，而且傳統媒體亦已喪失「一言定江山」的詮釋霸權。許多新聞工作者都已身處於網絡化的資訊流動之中而難以抽身，同樣的，他們的所有產品亦都必須受到此一新興公共領域的檢驗。尤具意義的是，許多公民與獨立媒體已成為此一多元公共領域的重要發言者，公眾一方面分享他們的獨立訊息與觀點，另方面亦同時以之比對與針砭傳統媒體。
在此次事件中，受到關注的獨立媒體至少包括《沃草》、《零時政府》、《關鍵評論》、《新頭殼》、《苦勞網》、《風傳媒》、《台灣民報》與《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更有在事件現場大量報導最新動態而受到注目的學生媒體──《台大新聞e論壇》。據瞭解，這些媒體的流量都大幅增加10倍以上，後者的粉絲數更由數千人一舉達到12萬人。除了常態化產製新聞的獨立媒體之外，許多獨立媒體人及專家、公民所撰寫的評論或見解，亦大量被轉載與分享，即使是長篇文章亦不減其威力，許多網友樂意閱讀並提出評論。
至於公民新聞方面，從許多個人部落格、臉書到《YouTube》、《PeoPo》、《We公民新聞》等平台，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公民書寫，不僅為歷史留下寶貴紀錄，亦成為現實世界新聞產製流程中的重要素材。饒富意義的是，公民新聞在此次318占領國會運動中，除了再次發揮「見證」功能，讓公民所拍攝的現場影片成為還原事件真相的有力證言以外，亦展現了「搭橋」效用，讓許多私領域的事務得以進入公領域，例如許多參與運動的學生與家人之間的對話被「公開化」，雖然是私領域的討論，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豐富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同理心的理解。
我們雖然無法判定網絡化公共領域到底在318占領國會事件上發生了多大的對話功能，亦無法否定傳統媒體仍然存在的傳播效力，但一個有別於傳統大眾媒體的新資訊生態系統確已更為穩固的形成，獨立媒體與公民新聞則在此一系統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儘管此一系統未必能育成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此點需要警覺並賦予更大的努力)，但作為對抗與衡平主流媒體與官方思維的另類公共領域而言，顯然已「打了美好一仗」。
新聞學者Adrienne Russell曾以生動的語言譬喻新時代的新聞生態：「精靈已躍出瓶外，公眾則離沙發而去」。318占領國會事件明白告訴我們，霸權意識形態壟斷資訊的時代已一去而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