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因素，促使了網路與社會運動發生緊密的關係？毫無疑問是太陽花學運發生近月以來，為台灣社會帶來的一項新傳播議題。
當然我們早對這個議題有了不同程度的熟悉感，因為「阿拉伯之春」、「憤怒的人群」、「佔領華爾街」這幾個受到全球性關注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吸引全球目光、導致政權垮台、或者引起社會關心特定社會議題，都跟網路、個人通訊科技的興起有關。我們可以發現，Facebook、Twitter 這樣的社群媒體，成了抗議者最便利、有效的傳播管道，它能傳遞簡明扼要的口號並且形成社會公眾的串聯，也經常成為傳統媒體的重要新聞來源。關鍵在於，這些發生的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
任教美國華盛頓大學的蘭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教授近年來的研究便是關注這樣的議題，他認為，面對全球出現的一波波善用網路的社會運動，若仔細分析現象背後的意義，其實可以發現，這些新的社會運動與舊的社會運動，有著很不相同的行動邏輯，當然這些新社會運動的形成，與抗議者們所生長的時代處境，以及享有的網路傳播科技有關。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議題，等著這個世代用自己的方式面對。
早有社會學者強調，這個時代是巨變的年代。在巨變中成長的世代，卻也學著用自己的方式面對社會和政治。跟過去有著很大不同，青年一代遠離政黨，政治冷感，但當它們採取行動表達訴求、參與行動時，往往是基於追求個人願望、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種對政治、社會不滿的表達，而當他們願意站出來表達抗議時，這也代表著人們早已在電腦、螢幕、網路世界中，熱烈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班尼特研究發現，在許多個新社會運動中，人們運用社交媒體進行新聞推送，同時在新聞推送中表達自己的意見、情緒與認同。每個年輕人有時中成為現場報導消息的消息來源，這個世代能創造內容並與他人分享。
一旦條件成熟，人們通過社交媒體開始發展出信任關係，這包括了在虛擬社群中，展現自己的部分真實生活，這樣的真實生活分享帶來了社會「弱連接」型的人際網路的形成，有助於建立新型「想像共同體」。這也就成為社會運動的基礎。
班尼特用「連結性行動」這個概念稱呼，由網路串聯形成新社會運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關鍵要素就是「分享」，也就是每個網友運用個人化的傳播方式，讓行動和議題內容在各自的社交網路中傳播、形成彼此的連結。
當然，前述的連結性活動，對於每個網友來說，其實每日都在做，常識也告訴我們，不是每個新聞推波、意見分享能夠成為連結性行動和如太陽花一樣的社會運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網路社會議題或運動能夠受到公眾響應和參與？
班尼特教授認為，這取決於兩個條件：
（1）如果是由特定組織所啟動的網路行動，就要看是否有一個穩定的核心組織分享網上連結，以及能否充分利用大規模的個人參與機制。
（2）如果是零散的個人所自組的網路行動，那麼要看網路是否開闢了足夠的通道，能夠容納聚合個人網路，以及激發出具有感染力的個人行動，然後快速傳播出去。
作為一個政治傳播學者，班尼特教授從對傳統新聞業與政治關係的關懷，轉移到網路，不僅在於網路興起，透過長期研究，他同時也看到，至少是美國新聞業，出現了對於自由民主新聞夢的幻滅。
在接受訪談中，他大談數年前他的研究發現。他發現美國的日常新聞大多充斥?政府官員提供給記者的訊息。於是，當新聞之中有越來越多不實的政治宣傳，當公關從業人員多過了新聞從業人員，那麼緊接而來就是越來越多公眾對大眾新聞失去信心。這時候，網際網路、社群媒體反而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資訊渠道，讓每位公民都有對自己感興趣的的事物進行交流，與他人分享實際問題、迅速應對危機、提出重要的公共問題。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網路傳播科技變成是一種新的可能，包括協助人們串聯、組織社會運動。
這樣事實，似乎也映照著台灣的現況。
延伸閱讀
蘭斯．班尼特（2013）。新聞、政治、社運與數字媒體。《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6 期：1–31。
蘭斯．班尼特（2013）。「連結性行動」的邏輯：數字媒體和個人化的抗爭性政治。《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6 期：21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