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社會大眾的眼光中,新聞記者的角色已經從當初「監督政府的無冕王」轉變為「製造亂象的社會亂源」。從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前到現在,台灣登記有案的報紙爆增十倍、有線電視頻道數從一九九三年的三台暴增至一百多台,其中,二十四小時的新聞頻道也已經將近十個。在36,1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台灣擁有世界最多的二十四小時新聞頻道,以及密度最高的SNG車,這記錄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也透過這激烈的媒體競爭「讓世界聽到了台灣的名字」。在這樣的環境中,塑造了台灣記者的獨特性格、工作流程與對新聞價值的認定,然而遺憾的是,這一切卻使得記者工作一步步地走向人們界定的「社會亂源」。新聞工作者在其中似乎毫無抵抗的能力,只好試著讓自己在結構的侷限中感到自在,就像個汗流浹背、沙丁魚般擠在公車上的上班族,反覆默默地對自己說「嘿,塞成這樣就不會跌倒,似乎也不錯」。
是的,若狀況已然如此險峻,是否新聞已經全然失去了其監督政府的社會功能?幸虧,事情沒有那麼悲觀。新聞工作者面對各式各樣的侷限,他們仍在反抗、追求在結構限制中擾動的可能性,而網路的出現,提供這些人一些新的機會。
從主流媒體組織中「獨立」出來
曾經,新聞產業是一個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封閉有限空間,從黨政軍掌握媒體的時代,到黨政軍三退後企業進駐皆相同。那樣的時代中,定義「新聞工作者」的判準是他所歸屬的組織,一個任職於中國時報的報導者會被稱之為新聞工作者,因為中國時報提供他一個讓報導曝光的空間,並且以組織的聲譽保證其報導的可信度,但若你不隸屬於任何新聞組織,那麼你將失去組織的支撐,失去曝光的平台,如此一來,即使具備相當的能力,你仍將失去做為新聞工作者的資格。
在這個狀況下,若想從事新聞工作,就必然得遵從組織的政策,假新聞、羶色腥、置入性行銷等新聞歪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逐漸成型。然而,網際網路發展至web2.0後,「獨立新聞工作者」這樣的角色出現了:
馮小非與汪文豪在「上下游新聞市集」網站中耕耘農業相關議題,2013年與消基會合作,踢爆出台灣米粉大多使用玉米澱粉取代純米的「業界共識」,促成衛福部對各項食品成分標示的進一步規定;
朱淑娟除了在「環境報導」部落格上對環境議題進行深度有力的報導外,同時也與公視、天下雜誌等新聞組織合作,製作環境議題的專題報導,其報導獲得卓越新聞獎的肯定,打敗眾多媒體組織,奪得多項新聞獎項;
李惠仁以《睜開左眼》反思攝影記者在新聞工作以及新聞組織中的角色,離開主流媒體之後更是全力追蹤禽流感議題,以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揭穿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疫情的事實,促成政治系統不得不對此有所反應。
「公民」的發聲練習
而除了從主流媒體「獨立」出來的記者外,許多不曾待過主流媒體、不曾透過媒體組織取得記者身分、甚至未曾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們也已經能夠在媒體、新聞領域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
如鄭國威先是經營個人部落格「龜趣來嘻」發表社會、媒體觀察文章,累積了一定讀者與知名度後,又與Global Voice合作經營台灣重要社會議題的媒體內容匯整、導讀、翻譯、編排,如今更成功地創辦PanSci科學新聞網,累積數萬讀者,在科學新聞領域已然佔有一席之地;
公民記者如大暴龍也得以透過個人部落格、影音網站以及Peopo公民新聞平台進行常民式的新聞工作,藉此以公民的力量影響政府決策;獨立媒體如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透過自身媒體持續關心勞工與環境相關議題,讓許多在主流媒體上無法獲得曝光機會的事件得以獲得報導、成為「新聞」,進一步獲得更多社會成員的關注;
在文林苑的事件中,身為演員、導演的戴立忍也搖身一變成為分享、報導現場狀況的公民記者,即使他不將自己定位為公民記者,他所做的事卻也無疑就是「新聞工作」。
「社群」風格的傳播正流行
Blog、Youtube、Twitter、Plurk、Facebook、Google+…,緊接著web2.0之後,是被稱之為「社群時代」的到來,網路世界的浩瀚是優點也是缺點,因為它讓人們能夠輕易地近用媒體生產內容,同時,前所未有的大量內容化為浪潮讓人眼花撩亂,一則優質的內容在生產出來後,便成為水滴被浪吞沒。
人們需要指標,需要有人幫他們過濾訊息(且不是以商業利益的考量),社群媒體仰賴的是使用者的人際網絡,若使用得當,這人際網絡能夠幫助人們過濾訊息,並且透過「分享」、「轉貼」、「超連結」等功能,帶動資訊快速流動。「社群新聞」、「社群行銷」等概念應運而生,若觀察Facebook的發展趨勢,也可發現它已經跳脫單純「社交」的定位,正式將自己視為內容產品的發表、轉載、討論平台,這股趨勢催生出了對內容本身價值的日益強調。
請注意,不是媒體組織、不是個人、也不是平台,而是「內容」本身的價值。這也就是說,當你能夠生產出優質的內容,那麼你將可以透過各式各樣的平台發表訊息,而讀者若肯定內容的價值,便會透過社群媒體協助傳散。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告訴我們,只需要五個中間人就可以聯繫任何兩個互不相識的美國人,而2011年Facebook針對他們全世界7.21億名使用者的實驗發現,Facebook 中兩個互不認識的使用者,平均只要透過4.7人的中介就能扯上關係。先不談實驗細節以及信效度的問題吧,至少我們可以看見,無論你是獨立記者、公民記者,抑或只是一個想要說話的公民,你與閱聽大眾之間的距離,或許比想像中還要更近;而你能發揮的影響力,也可能比你想像中更大。
上述一切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著,台灣新聞領域的商業競爭越演越烈,但另一方面,科技的發展以及公民社會對各重大社會議題的關心也成為了新聞工作者所能運用的資源。台灣媒體的惡性競爭像座越砌越高、日益密實的牆,但人們取得了羽翼,這是一個全新的器官,我們該做的是學習如何揮動翅膀,飛越結構的限制,而非因循怠惰任其退化。若我們對這個社會有所不滿,「這是結構的問題,我們無能為力」已經不再能夠說服自己,因為如今,能夠改變結構缺陷的素材就在手邊,等待我們養成足夠的能力,妥善地使用它。
鄭緯筌(2014/2/10)。從Facebook推出Paper,開始思考新聞媒體的未來。關鍵評論網。
李宜穆編譯(2011/11/23)。Facebook讓世界變小?六度分隔理論變「四度」。數位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