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二,圖片來源www.globalreporting.org-)

 

「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1948年)(譯註:本譯文來源為聯合國網站)

 

這個條文和其他29條人權宣言都適用於環境新聞。

 

  「亞太地區的環境新聞」指從1992年從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誕生的新聞形式,聚焦於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其3個重大主題——經濟、社會及環境價值。然而,除了對氣候變遷、人口過剩(全球人口至2011年已達7億之多)、食物及飲水短缺和其他環境議題的警告之外,在人口不成比例的亞洲,關於永續發展的報導仍然罕見。

 

  缺乏報導的原因,可能因為此類報導需要時間緩慢進行、難以解釋且需要大量科學專有名詞,且缺乏吸引力——新聞事件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釘子」才能吸引編輯,而這造就了沒有新聞價值,就沒有大幅報導的機會,也使該事件更沒有新聞價值的負面循環。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問題。

 

  一方面環境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如政府、地方機關和非政府組織(NGOs)之間,通常互不信任。對記者而言,永續發展等環境議題與更廣泛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因素有關。

 

  另一方面,多數環境新聞聚焦於地方議題,當地主管機關卻通常沒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環境問題;記者也經常將他們視為「敵人」。

 

  而在亞太地區,尤其是亞洲,環境記者面對更多恐嚇、暴力甚至性命威脅。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菲律賓、中國、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國,環境記者就在第一線面對這些「戰役」。在某些案例中,涉及敏感的報導可能隨時喊停,甚或引來武力攻擊、恐嚇、合法打壓或檢查。

 

  但亞太地區對環境新聞報導的需求日益迫切。亞太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emission)正以兩倍於全球平均值的速度增加,中國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排放體;亞太地區的農業經濟則製造了全球43%的氧化亞氮(N20 nitrous oxide)排放量;亞太地區也是全世界每年用水量最高的區域。過去20年來,東南亞13%的森林消失了,而亞太地區國家也直接受此影響而遭逢重大天災,如水災、颶風(或稱氣旋,cyclone)、地震、乾旱、暴潮(storm surge)和海嘯。

 

  氣候變遷直接衝擊亞洲海岸,包括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水患、印尼3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吞沒,有310萬居民的生活因此受影響;我們還可找到許多案例,為了讓環境記者能夠做好工作,組織應該建立獎勵制度、網絡,還有提供課程、基金、論壇、合作的學術機構,建立與新時代的網路空間、部落格,以及和非政府組織、大學、捐贈基金及其他相關組織間的關係,這些都是關鍵且必要的環節。

 

永續發展的媒體浪潮

  永續發展的媒體報導可以回溯至196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浪潮,重要里程碑包括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的成立及聯合國於1972年所召開的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爾後,1970至1980年代幾個重要事件發生,如拯救生命演唱會(Live Aid concert)喚醒大眾對非洲女性與貧窮議題的關注,烏克蘭的車諾比核災、印度博帕爾(Bhopal)毒氣洩漏事件,以及臭氧層等重大議題,使這波浪潮如同坐雲霄飛車一般急遽攀升。

 

  第二波浪潮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為幾個重大災難提供了更詳盡的報導,如發生在阿拉斯加的艾克森石油漏油事件,對於英德等國來說不啻為綠色政策的重大警示;綠色消費者指南(Green Consumer Guide)等刊物也帶動了綠色消費運動,而1992年在里約的地球高峰會則是1990年代的報導重心。然而在這之後,即便如CNN等主要媒體的力量增強了,還有綠色和平組織在奈及利亞關注的石油爭議,和法國在穆魯羅阿環礁(南太平洋)進行的核能測試,及京都協議(1997年)等重大事件,浪潮卻逐漸退去。

 

  不過,在1990年代,我們看到了個人媒體工具的威力——網際網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西雅圖之戰」(Battle of Seattle)全球媒體對於衝突雙方—示威者與執政者—的報導,從那時開始,針對那些對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以及如麥當勞等跨國企業之反全球化運動的報導也開始增加。直到2001年的911事件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伊拉克戰爭和網路經濟泡沫化的報導排擠了對環境議題的關注,網際網路的興起卻彌補了媒體報導的不足。此外,資訊散播亦無法管制,尤其在公民新聞的年代,新聞設備日益普及且能迅速生產。

 

  當我們尋求環境新聞與亞太地區相關組織民眾的回饋,以第一線的觀點解釋如碳交易(emissions trading)、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和氣候變遷等極為複雜的議題,坦白說,這已超過多數環境記者的知識範圍。

 

  除非記者同時兼具環境和科學或經濟背景。線上記者實在需要更多的在職訓練和誘因(例如獎項、證書)來發展記者專業,尤其當亞太地區有越來越多致力於環境議題的組織及新聞團體,亞太國家的環境議題需要更多關注,新聞記者面對這些挑戰的能力也必須有所提升。我們建議可考慮更全面的途徑——主動將不同利益團體融合在一起;然而,這需要更多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