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的新聞界對於資料新聞學與地圖資料有熱烈的討論，新興的群眾地圖逐漸受到廣大關注，但資料新聞學（database journalism，從數據中挖掘新聞）與群眾地圖（crowdmapping，由群眾提供的資料來繪製事件地圖）對記者的實用性仍有待商榷，尤其當資料來自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時，例如敘利亞。
群眾地圖軟體商烏沙海地(Ushahidi)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於2008年繪製了肯亞的選後暴力事件地圖而一戰成名。烏沙海地以簡單的方式來彙整使用者產生的內容並標籤出地理位置，該軟體也用來繪製南蘇丹的傷亡報告，並於海地地震時提供關鍵的人道救援資訊，最近則用來描繪敘利亞戰爭的傷亡報告。
但資料報告者與社會科學家仍嘗試驗證群眾提供的資料地圖，以確保其資訊清楚又可靠。哥倫比亞陶氏數位新聞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s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副主任麥奎格(Susan McGregor)認為新聞記者仍在適應使用資料、將資料視覺化及資料驗證的概念，更別說「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我們最擅長的還是閱讀實體線索，面對面的時候才能判斷誰最值得信任」，「但如此的脈絡卻很狹隘」她說。
這也許能解釋非營利機構「新聞之間」(Internew)的發現——儘管數據新聞記者仍有其威信，但早期透過群眾外包所繪製的地圖，對觀眾而言還不具吸引力。新聞記者仍努力地將民眾放在公開空間的敏感資訊所帶來的風險降至最低。
繪製敘利亞地圖的挑戰
卡斯胡特(Taha Kass-Hout) ，一名受過生物統計學訓練的醫學博士，在三年前打造「人道救援追蹤器」(Humanitarian Tracker)時，也面臨這些挑戰。卡斯胡特希望能創造一個讓危機目擊者透過網路秘密揭露實際情況的平台，他和一群社會科學家共同將資料數位化並驗證所有使用者產生的內容。「人道救援追蹤器」的資料科學家李(Katie Lee)說：「衝突本身具有危險性，驗證消息來源的可靠性也因此變得困難」，需要一個運作透明的政府，資訊因此具有可靠性，並且有更多新聞記者加入時，才能順利進行資訊驗證；
就因如此，敘利亞境內能受團隊信任的公民記者很少。「過去幾年有超過600人在線上參與報告，但我們認為可信的約只有十幾個。」卡斯胡特說。因此，儘管傷亡、化學武器使用、性侵害等消息多達八萬多則，他們也只刊登了五千則。而在敘利亞，沒有太多方式可重複檢查資訊。「當有像狙擊、大砲、槍火這些成為女性死亡主因的事物存在，資訊也變得難以辨識」說。
另一個「敘利亞追蹤器」計畫(Syria Tracker)則運用了群眾的推特、影片和照片，將敘利亞內戰的廣泛傷亡情況描繪了出來。該計畫鼓勵報告人不需揭露自己的姓名，並且使用如「托爾」(Tor)的加密軟體在線上保護他們的身份。儘管仍有漏洞，「至少我們盡己所能地確認報告人是受到保護的」卡斯胡特說。
相較於一般以倡議為訴求的群眾地圖，曾是外國記者的新聞聚合器「透視敘利亞」( Syria Deeply)創辦人賽特拉肯(Lara Setrakian)，他認為針對市民及主流媒體記者的驗證程序應更加嚴格。「透視敘利亞」的群眾地圖所顯示的資料，必定來自於經過嚴格驗證的消息來源——違規文件紀錄中心(VDC, 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er)，一個由激進人士經營的團體，在敘利亞蒐集違反人權的傷亡資料；及聯合國難民署(UNHCR,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違規文件紀錄中心有自己的記者群，能在第一線紀錄傷亡數據，這些數字再和敘利亞其他相似案件一同接受交叉檢驗。聯合國難民署也有自己的嚴格驗證程序，大多是在敘利亞領土外的難民營進行。賽特拉肯懷疑未經嚴格檢驗的群眾資料的價值，尤其在衝突意見如此兩極化的敘利亞。「你問我是否相信憎恨阿薩德（Bashar Al-Assad現任敘利亞總統）的報告人能夠毫無偏見的報導？我不相信」她說。
因此在「透視敘利亞」的群眾地圖其實更具實驗性，它不像烏沙海地有群眾資料為根據，較缺乏全面的資訊。賽特拉肯解釋「只有在需要蒐集很多數字的地方，用量化檢驗才有意義」；「我們可以將麵包店的位置視覺化嗎？可以嘗試著用麵包的價格來做，用一些去政治化的事物來做」。
由「被包圍的女人」（Women Under Siege）－紀錄戰事中的強暴與性侵案件的團體－所設計的群眾地圖，有更清楚的目的。這份地圖集結了由公民記者、主流媒體、非政府組織所報導的性侵案件。「被包圍的女人」吳爾芙(Lauren Wolfe)主任表示，希望敘利亞內戰結束後能有戰爭法庭來審判戰時的殘暴罪行，則這份地圖就能作為制裁的證據。
然而，若以記者的標準來看，許多報告人仍未經驗證，但吳爾芙認為這也是一種新聞學「我們公平地報導每一件蒐集來的案件，無論罪犯聲稱他來自政府或反叛軍」，她說「我相信我們創造的新聞是以公眾利益為上，若有人認為只是一種口號也無妨」。
波坎能(Dinah PoKempner)，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總顧問，認為從合法的角度來看，透過群眾地圖來蒐集證據並檢驗仍是一個相當新且未經驗證的方法。他認為，這些報告的匿名性使得追溯和蒐集證詞變得特別棘手，「尤其強暴案件格外難以報導」，因為蒐集犯罪案件的生物證據格外困難。這不表示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波坎能認為，在敘利亞，如果有夠多的報告，也許能說服法官相信性侵案件確實發生；「還是有機會看到一些實在的報告」波坎能說，同時也讓讀者自己決定是否相信這些未經證實的證詞。
群眾地圖的未來
當群眾地圖仍是「創新與學習新聞中心」（Internews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Learning）的一部份時，艾雅拉就開始研究，希望能發現是誰使用群眾地圖上的資訊，及呈現資料最有效的方式。他們發現敘利亞群眾地圖的描繪者有些共通點——資料難以驗證，或有些專案無法自圓其說；少於三分之一的群眾地圖報告人認為他們的訊息有可能被政策制訂者聽見。
對於敘利亞在地人民而言，群眾地圖的其成效仍有待商榷，「如果我是一個在地的敘利亞人，其實無法真正從中獲得幫助」，「如果我有30分鐘的空閒時間能上網，我可能會拿來查更多其它的資訊，而不會去查敘利亞的傷亡地圖。」
陶氏新聞中心的麥奎格則反對，「其中藏有挖掘更多元聲音的潛力」，麥奎格解釋群眾地圖可以是賦權給公民記者的工具，「（在某些案件中）報導的行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主體」；他也認為群眾地圖與群眾外包，在北美新聞界遲早會成為更廣為接受的報導工具。不過，即使有文化、種族上的差異，群眾地圖所面臨的資料驗證挑戰卻放諸天下皆然，「因為現場報導所使用的策略，事實上大同小異」。
本文編譯自Poynter.org，原文網址http://www.poynter.org/uncategorized/268581/crowdsourcing-during-a-crisis-has-its-drawbacks/。
然而，這些可信任的來源在傳送訊息給卡斯胡特時，也讓自己置身危險之境。因為全球政府正監控網際網路，並對在危機群眾地圖上揭露敏感資訊的老百姓進行報復。「我們一路走來也失去了許多報告人。原本我們每個月都能收到他們傳來的訊息，突然有一天卻停止了。」卡斯胡特說，並且，難以得知其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