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於11月7日起舉辦「傳媒與台灣現代性」系列演講，希望透過歷史軌跡中去探究在殖民與威權統治下的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傳播媒介，記錄下當時的繁華都市與庶民文化。
第一場講座邀請到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李承機老師，帶來文字和聲音為主題的「在文字權力與文書統治之外—音聲文化的傳播媒介史」，從文字技術與聽覺傳播技術、日據台灣的音聲文化到戰後國民政府到台灣的這段期間，文字與聲音在不同時期的呈現方式與內容的轉變。李承機認為其實文字是一種權力，文字文化與口語文化之間權力關係是非常不對等的狀態，因此在傳播上，也會有識字的傳播與非識字的傳播。
李承機談到了192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的知識份子從文字技術與角度評論歌仔戲是一種「無秩序」且「淫亂」，並提倡應該唱流行歌，流行歌是講究「歌詞」與合韻的，於是當時許多台語音聲出版的作品也漸漸而生，有類似歌仔戲唸唱，歌詞與唱腔被評論較為低俗的「十二月花胎」，也有想把傳統一男一女合唱表達出來，且也較為有格調的「對花」，這些歌曲在當時都呈現了台灣社會的文化，而知名的作曲家鄧雨賢在作曲時也融合了不同族群的音樂，希望可以將聲韻與歌詞的韻味提升並且加入台灣味，這看似對立之下的文化相對主義中，卻也蘊含了文化的混雜形式。
但後來到1930初期，因為日本本土準用出版法的唱片取締策略，屬於可以被記錄下來的音聲表現的唱片，被視為文字表現的一種，在出版時也同時需要接受檢閱，李承機笑說，有許多的歌都被禁止，在歌詞的表現上其實並沒有太大唱反調的內容，但在聲音的表達上，如果有類似撒嬌的聲音，就會馬上被禁，這點也是相當有趣。可以理解，日本為了要控制台灣，對於唱片這種多變性及多義性的音聲文化，想要能有所掌握，不過卻也讓被禁的唱片越受歡迎也應證了「越禁樂有勁」的道理。
二戰後，日本退出台灣，由國民政府接收，不過在政治立場不確定的情況下，讓在台灣已經蓬勃發展的流行歌曲也被遭受到打壓，1961年開始被大規模的查禁台語歌，累計到1988年當時的新聞局統計被禁的歌曲居然高達898首。
但在當時，有許多台語流行歌曲中出現了一位知名的歌手：黃三元，他演唱了許多的膾炙人口的歌曲，而其中「素蘭小姐要出嫁」更是風靡一時，這首原曲是日本北海道西海岸漁村青年在海上興高采烈、充滿活力的捕魚歌，翻唱之後讓黃三元演藝生涯到達高峰，也因為這首歌，讓他在現實生活中遇上喜歡的女性，不論對方原本名字為何，一定要求改名為「素蘭」，也令人津津樂道。不過在當時，的確有些歌曲改編自日本，但李承機認為，模仿是正常的，在當時的複雜環境下，如果沒有混雜性就不會有原創性。
音聲的文化到現在科技的進步，文字與聲音可以透過高科技保存，而這樣的記憶，在文字文化與音聲文化中仍存著難以區隔的重疊地帶，在媒介電子化與音聲數位化的現在，這些裝置在數位化下也提升了人類的耳朵將音聲的變化變得更加習慣與附感受性，這也是為什麼音樂總是能讓人如此陶醉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