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能和農復會「李技正、李組長、李政委」打交道，靠的是能讓他對我提出的各種希奇古怪「話題」感到興趣，特別是與他專業、專職無關部分（李學識淵博，興趣廣泛，不易捕捉其交談話題），例如我會談1970年代表報社（王惕吾是臺灣媒體極少數的國際新聞協會會員）到東京，參加首屆亞洲科學新聞研討會（由國際新聞學會、亞洲報業基金會、日本報業協會合作舉辦，參見聯合報二版1970.11.10筆者的特稿）的主題及參觀訪問，內容五花八門（涵蓋未來的電腦的擬人化，生物科技、醫學治癌的突飛猛進，航太、人造衛星等尖端科技的不斷突破創新，和改變世界面貌等等），相當豐富，所延伸的話題，幾個月都談不完（李是「日本通」興趣特濃）。後來我在1974年7月又到馬尼拉參加第二屆亞洲科學新聞研討會（參見聯合報1974.07.06二版特稿）；
當年臺灣又有外交危機（包括日本、南韓等東北亞、東南亞國家，後來都陸續與我斷交），我們話題更多；而「李教授」對總體經濟觀念，並不限於農業經濟，可以縱橫古今中外，讓我這個門外漢汗顏，難以對談如流。
取得中研院兼任技士，建立同窗之誼
所幸，後來因緣結識國際統計學學會副會長、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教授、中研院院士兼數學研究所所長周元燊恩師，得以進入數學所（當年國內外一流的數學家都在該所任特聘研究員，如數學大師樊（土幾）等，徐賢修亦是，還有王九逵、楊維哲、劉豐哲等）。
1975年經中研院各所所長的評議會通過，以「兼任技士」參與「中文電子化研究」（1974年先兼任該所研究助理。後來擔任中研院舉辦首屆國際中文電腦會議新聞祕書，配合大會主持人錢思亮院長、竇祖烈院士等工作）。更重要的是，這個「中研院數學所兼任技士」身分，很容易與中研院各學術領域的學者建立「同門、同窗」關係，採訪更是「通行無阻」，不易遭到排斥（學界對記者容易感冒，容以後再談，而當年我的深喉嚨之一王唯農，當時為國安會科學指導委員會、國科會主委吳大猷的左右手，之後並接替吳的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長、曾任國科會自然科學組組長、首屆國民黨青年工作會主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成大校長等要職，惜英年早逝。我曾在聯合報1977..09.02.「新儒林」專欄說他會「科學算命」，並在1981.07.27.新生報副刊用「呂孝佛」筆名寫「早回林的鳥」悼念）。
有了這一層的「半學術」關係，得到國際的訊息較多（像當年蘇聯就有「科學城」的設置，專門物色全國資優小學生，集中培養科學和國防科技菁英），更有利採訪的深、廣、強度。當恩師提供我蘇聯數學家「非線性數學」大師康特羅維屈（Leonid Kantorovich）的相關研究資料（獲197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感到十分興奮，因為康氏是以對「資源最優配置理論」貢獻獲獎。
掌握受訪者的「跳躍式」語言
而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得以取得最大效益，雖已成了當時國際經濟學界最熱門話題，但臺灣更為需要，惜當年在臺灣懂得的人不多；此自然引起「李政委」莫大的興趣，希望我能引荐一、二人認識，他自己則更不恥下問，跑到中研院經濟所討教。諸如此類，不難了解如何和採訪對象建立情誼，十分重要，也才能使記者和採訪對象「侃侃而談」，才能有所獲。
像當年李氏的「跳躍式」語言（將另撰「我和李登輝君子之交四十餘年」），不輸今天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言語表達，如果不能從頭到尾了解他的思路和想法，就會「雞同鴨講」，容易「不對焦」，甚且產生偏差或錯誤的報導，淪為「以訛傳訛」，得不償失。
換言之，記者除了勤跑、勤讀（研究）、勤寫、勤布建人脈等之外，還得有全方位或科際整合理念（我曾在1983年替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新聞叢書」第44期寫過「科學觀念跑新聞」，後在2000年納入臺灣新生報出版的個人「另類文選」內），在在是不二法門，亦須落實戮力以赴。
然而機運也是十分重要，但可遇不可求，有時「上窮碧落下黃泉」，卻換來虛功一場。而有時「踏破鐵鞋無覓處」，卻得來全不費功夫。所以不論「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何妨平常心待之。當然，一旦逮到機會，更須抓緊，以免稍縱即逝，往往有想像不到的意外收獲！
採訪過程見證經濟奇蹟
回到「軍公教福利中心、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重大決策「成形」過程，可說相當輾轉、曲折、折騰，幾乎是「死生相許」。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使臺灣首次有了較完善的軍公教福利中心（穩定物價，安定民生，後來發展成各類型的平價購物中心），也有了第一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以消除中間剝削，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距離，維護大眾利益）的誕生。在在對當時的總體經濟發展（農工業兼重）、抑制物價飛揚，安定人民生活，影響深遠；並加速十大建設的推展（原為九大建設，後來加上核能發電廠才變成「十大建設」，連當時財政部長李國鼎亦事後才知），帶動七十年代的臺灣經濟起飛，一躍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當是功不唐捐。
而李登輝後來當了總統、退休至今，從未提起這項「偉績」，也從未提艱辛的幕後作業過程，一切歸諸蔣經國洞燭機先、憂國憂民的主政成就，這樣的「不居功」，無異樹建良好的典範；他是在1972年，經蔣經國延攬入閣，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閣員（49歲）。六年之間，更充分發揮農業和經濟的專長，善盡輔政職責，且主動積極研討福國利民之策（類如加速農村建設計畫、台北農產運銷公司、軍公教福利中心等），經常提出研究心得報告，深獲蔣經國的信任和支持，像把對影響農村25年爭議極大、阻力也大的「肥料換穀」制度廢除，即為例證；之後，獲蔣經國的不次拔擢為台北市長（1978年）、臺灣省政府主席（1981年）等，及至1984年推薦為副總統候選人，蔣經國當年2月16日還特別函電宋美齡：「李登輝同志各方反應亦深以為得人」，可說是其來有自。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回想這段採訪往事，不禁想起蘇軾寫給他弟弟蘇轍的一首詩〈和子由澠池懷舊〉，說道：「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抓，鴻飛那復計東西。」真是令人感觸良多啊（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