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當然要不自殺，不自甘墮落，不自暴自棄，蓋天助自助者，自作孽不可活。
不被自殺分兩部分來談 ，先談筆者較熟悉的公營媒體尤其是國家通訊社，再談既是客戶又是同業（因此競合）的商媒。
政治任命與官僚文化是劇毒
公營媒體難發揮，原因多端，經費不足、政治任命最高主管及總編輯、工會無力或只關心福利忽視專業、員工自視公務員(政府養的—國營企業心態)、典範闕如等等。
先談經費，2003年，一位學者董事得知政府每年拿三億台幣(一千萬美元)經營國家通訊社，支付包括多位政黨輪替後奉派主管難懂的駐外記者業務，說簡直是天大笑話，但這笑話騰笑國際十幾年，雖然沒人有興趣笑了，仍是事實。更好笑的是，有人奉勸歷任社長董事長成立國會政府遊說小組，說明增加貴這社經費的必要與好處，遊說放寬貴社營運的緊箍咒，從來不受理，因為這些五日京兆想，我來幹幾年就走人，「你們中央社的永續經營干我何事？ 」
這批人最關心的是自己和黨羽的政治前途，因此服務政治主子遠比服務廣大納稅人或基層員工還重要。心胸器度，則小到聘任經驗豐富、治績良好的前任董事長或社長擔任董事都不願意—或者當局者不願派任。經驗無法傳承，是一個機構的幸還是不幸？
政治任命的董事長社長副社長和總編輯甚至各部室主任，個個把自己當官僚，沒一個想到自己服務的是新聞業，納稅人才是他們該效忠的對象，不是黨部、國會、政府與財團，某政黨掌權後政治酬庸的最高主管任命的唯命是從小官僚主管更結合一氣，自己(集團)的「永續利益」高於一切，任何可能妨礙這最高存活原則的建議，根本毫無接受檢視的機會。封閉的決策、拒絕與基層溝通(會都不敢開)、更怕外界檢視(如勞檢)，簡直葉名琛六不心態、鬼混到底，這是目前台灣所謂國家通訊社最大危機及困境。
如果他們2003年起成立溝通政府與國會修訂設置條例的專案小組，過了十幾年仍溝通不了，無法說服政府與國會讓國家通訊社經費充裕的經營、彈性營運、吸收專業新聞人才，率領全國媒體做最佳示範，那就表示台灣不需要國家通訊社，關門大吉可矣，何足惜哉，何人可怪？
拒絕接納此一建議也罷，該機構工會建議勞資雙方成立興革委員會，公開透明檢視國家通訊社經營困難與問題所在，共謀解決之道，也遭資方(即政治任命者)悍然以「於法無據」為由抗拒，甚至還質疑工會要「革」主事者的「命」–這是何等箭豬式反應！工會見體制內改革無望，只好往外發展，透過產總媒委會結合其他媒體共同遊說政府、國會、工商界，支援改善媒體環境與品質的努力。
談到政治派系對台灣國家通訊社的超大影響，前一陣子最夯的蔡英文批評中央社為朱立倫競選事件，批評國有公器不該淪為某黨工具固然有理，民進黨也該想想，當年他們入主該社時，排擠了多少本領不錯的「藍色」記者和主管，引進同色主管和記者編輯，自己又中立專業客觀到哪兒了？今後他們再度執政，對此，請問有何改善計畫？
央廣、公視等其他公營媒體，因工會壯大，工會理監事也較敢言，基層員工較有發聲管道，上述中央社弊病較淺，仍不免政治任命負作用。
公營媒體喪失自我改革動力，若無外界刺激，似乎只能繼續自腐下去。商營媒體在利潤、收視率和金主「使命感」主導下，不惜犧牲行業尊嚴與專業功能的種種劣行敗跡，大家耳熟能詳，此處不述，僅論改善之道。
惡性競爭之毒雖深 應想方設法找解藥
在下曾建議，譬如政府的「即時新聞」，除非十分十分重要如颱風警報、旅遊警示等即刻影響人命安全的消息，就交給中央社跑政府部門的記者，忠實、客觀、快速的報導，各民營媒體則集中精力找不同角度分析、檢視，該批評就批評，可讚揚就讚揚又何妨？少捕風捉影、少血腥八卦、少煽動撩撥，少造謠生事，少揭人隱私，少報瑣屑、低俗、弱智新聞，會死嗎？真會「趕走讀者閱聽眾」？各媒體主事者要不要試驗一段時間？
各國媒體都主動訂閱最大通信社的新聞，或逕組「合作社」成為會員，分工合作採訪分析各類新聞，這種合作文化，在中小企業寧為雞首心態盛行的台灣或許不可能生根，但至少朝著提升效率方向的分工合作，難道考慮都不考慮？
更重要的，業界和政府必須正視「內容產製業」被科技界拿來當搖錢樹，只分一杯羹甚至無肉殘湯的腦力剝削問題。法國政府早就和谷歌談定，初期要谷歌拿出3900萬歐元補助被網路科技界「不當侵占」的智慧財產權損失。德國國會也在制定出版文化界(包括新聞界)和網路科技界公平分配文化產品生產和載具傳播業之間的收益。市場收入不足，最好由政府補助公營媒體的內容產製以及商營媒體收入被「不當侵占」部分。否則，任由市場原則主導台灣媒體營運，羶色腥之風恐難改。
在改革計畫見諸行動之前，請考慮幾項至少防止加速沉淪的作法：
一、重振或強化新聞評議會的功能，讓真正好新聞有專業嚴肅推揚的機會，也讓爛新聞遭受公評、專業、良心的批評，讓消費者採買消費之際，有評鑑根據。此事，公信力當然最重要了。
二、媒改社等民間社團與媒體合作，靈活調度學院與業界資源，推廣媒體識讀教育，提升民眾的消費者品味，擴大好新聞的市場，同時打擊爛新聞的市場和影響力。
三、強化媒體工會的功能，沒有工會的鼓勵贊助支持成立，已有工會但人數嫌少如中央社工會，鼓勵其領導幹部擴大招兵買馬，支援其勞動權教育及正當組織活動，擴大工會對媒體營運的輔助共榮或遏阻沉淪功能。
四、集體說服政府，第四權對國家的功能及重要，強化NCC等規範媒體營運的機構的正面作用。增加對公營媒體的投資，效益請專家鑑算，增訂鼓勵優良媒體發展的獎勵政策，甚至消費政策(如法國訂報給高中生看，增設高初中年齡總編輯，引發參與感及認同感。)
五、對中國大陸及兩岸新聞，不要老是陷入文化部、陸委會等官僚機構「整體評估」拖延戰術，永遠議(甚至不議)而不決困境，早點拿出辦法讓兩岸記者互相長駐，增進雙方互相了解。因為，兩岸關係對台灣的生存發展，不論經濟、政治、社會，甚至國族認同涉及憲法基本定義等層面，都太重要了。
想做事者會拿出辦法來
上述幾點有關政府部門也好，媒體本身也好，請參考一句管理界的名言：想做事的人會拿出辦法，不想做事的會找理由。
只要消費者品味提升了，不良產品的市場一定萎縮，可是誰敢保證消費者品味一定會提升？大家只能努力與希望。若新聞界本身自立自強功夫下得深，站住腳了還救不了這個社會，那就要回過頭來檢討台灣名言：政媒是台灣兩大亂源。屆時，就如目前，筆者還是膽敢稍為幫媒體脫罪，將之排序為「第二大亂源」，把最大亂源實至名歸給政客及官僚：他們掌有公權力及公帑(公共資源)，媒體的基層建設該是他們的責任，因為市場小，把媒體逼得銷價競爭，競推劣質產品，那媒體就負產品不良之責。沒錢沒權的媒體，在總體環境沉淪、國家競爭力衰退中的責任，怎會大過有錢有權的政客及官僚？
要掌錢掌權的公部門負責，不只建立優質媒體產業發展環境，幾乎所有公部門管轄得到的領域—除了你的私生活和腦袋瓜之外—都可歸責給官爺們(包括民選官員民代或立委)。也因此，請大家具備「政治市場消費者」的自主意識，不符市場標準的行政首長及議員候選人，絕對不要投他一票。
資訊消費市場和政治消費市場兩大市場的從業員們，加油，你們分別在提升國民知識領域和管理眾人之事領域，負有重大專業責任，請不要自殺或被自殺。你們過得好，國民腦袋才不致殘疾，眾人之事才得條理井然，山河大地才不會天搖地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