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到2014年之間，雖然離我們不遠，卻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一個沒有正義的時代。」在轉型正義崛起之際，台灣改革儼然變成革命起義，如何追循司法上、政治上的正義，成為台灣當前所面臨的狀況。對於過去幾年的公民運動，透過紀錄片《進擊之路》，追蹤台灣幕後的律師英雄，導演蘇哲賢用鏡頭拍下一部為社會正義發聲的台灣紀錄片，以及對台灣社會近年不公不義事件的省思。「哲學星期五」邀請《進擊之路》導演蘇哲賢，分享紀錄片拍攝的過程，以及如何透過影像記錄律師的社會運動參與，讓觀眾接觸到台灣不被看見的正義。
如何用紀錄片伸張正義？提到同樣以追尋法律正義的《島國殺人紀事》，正因為透過此系列的拍攝，使得本案在尚未得到定讞前，讓紀錄片變成一種行動，不只探討司法程序的瑕疵，也讓觀眾看見國家制度和結構的問題，進而成為工具性紀錄片。而在當今2016年，司法本身已成為案例分析（Case Study）、單純地法律執行面，於是導演蘇哲賢藉由「關廠工人辯護案」、「太陽花學運」、「洪仲丘下士之死案」、「鄭性澤冤獄案」、「鄭傑事件」五個台灣案件，以律師的作為中介者的行動，探討面對眼前的事件，我們還能做些什麼？片中隨著上述的人權案件，同時追蹤了幕後的律師英雄們，如：曾威凱、邱顯智、劉繼蔚等人，藉由跟拍和訪問來看他們如何實踐台灣人權。
2013年一名單親媽媽朝總統馬英九丟鞋陳情事件，而後被總統提告在台引發軒然大波，當時一名律師主動表示願意幫這位單親媽媽辯護，更說出「當你丟出鞋子的那一刻，已經付了我律師費。」而原本在國外工作的蘇哲賢，深深地被這則新聞震撼，毅然決然地回國也促成拍攝紀錄片《進擊之路》。
「被害者總有一天會變成加害者。」蘇哲賢提到軍隊中的正義早已被漠視多年，直到洪仲丘事件才得以被重視。另外，舉例德國的史塔西監獄，是東德時期的秘密警察機構，主要目的為消滅國家異見。而後建立的史塔西博物館，更是將其當時的參與人員所有的姓名與照片，掛置與標示於館內甚至完整的紀錄片，不對加害者鞭打，而是以平穩的角度直視惡。相較於台灣，蘇哲賢認為這正是台灣轉型正義只做一半的原因，當眾人渴望了解受害者的苦，卻忘了思考其運作的流程。「直視惡性，以及將過往的惡當成自己的一部份，才有辦法做公平的裁定。」蘇哲賢認為這是台灣轉型正義面對到最大的問題，並非一蹴可幾就達成，最根本的來自於其中的思辨和哲學。
創作多年的蘇哲賢導演，對於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以及紀錄片的本質產生疑問，有如在真實影像中堆積出的幻象，以及創作者事後的編輯。「我們應該脫離觀看他人痛苦的紀錄片，作為一個可以被閱讀的媒體，我希望能夠脫離情感，以現代性作為訴求。」蘇哲賢在拍攝時，發現到我們對於台灣的理解，不是靠不夠近，而是靠太近才看不清事物的真貌。透過時間的連結有所反動，但是電影本身的確需要編輯和思考，而非大量單純地文本和影像。
拍攝《進擊之路》時，蘇哲賢表示一天不拍超過五個鏡頭，鄭性澤入獄十四年間，除了監視錄影帶外沒有任何其他影像，而洪仲丘案也是如此，這也是拍攝紀錄片時必定會面對的某種「缺席」，但也能讓自己思考如何藉由其他影像，讓觀眾能以想像的方式看見其空缺。「作為電影，少說一點就會清楚。」這是蘇哲賢認識的剪接師，影響他很深的一句話。
先有思想才有電影，紀錄片並非只是單純地鏡頭錄像，如何切入事件也是關鍵。蘇哲賢舉例在拍攝三一八事件時，面對警察執法過當和公民不服從之間的矛盾，必須讓觀眾了解這是思想上的革命，「因為主張憲法自由，所以我要上街」，將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讓暴力充滿紀錄片。在不同的篇章，擁有不同的主張，正是導演對紀錄片的堅持，在資訊爆炸世代，就算你沒有拍到，也要讓觀眾看見螢幕之外。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這句話成為在三一八事件，引人省思的一句話。同時，這也是蘇哲賢期望以紀錄片的行動成為眾人的思想，在看過《進擊之路》後了解自己所存在的價值，而非只是理解案件或是他人的苦痛。蘇哲賢也提到，三一八學運作為一個思想運動，他特別使用直接電影（直接拍攝的證實）、真實電影（跟著律師的行動拍）、詩畫電影（事後的解構，呈現全體的樣貌），藉由三種不同的拍攝方式，讓觀眾更能夠從中看見、省思不同的樣貌。以人權律師的角度拍攝公民運動，《進擊之路》不同一般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蘇哲賢希望能以深入的方式接觸正義和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