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遇到這樣的對待，然後事實上這也是我進而認識Maya Vidon，Karine Barzegar和Aida Alami的主要原因。我也是一個自由新聞工作者，主要駐紮於以色列特拉維夫，我在那裡主要作為記者和製作人為不同媒體工作。
當2015年10月最新的巴勒斯坦暴動爆發的時候，我提案一則關於猶太人及穆斯林之間相關的緊張關係及與耶路撒冷聖地聖殿山關係的文章給Vice。有一名Vice的的編輯委託我這個故事，我們同意了文稿字數計算方式及其薪酬。而在之後的日子，我在預定的期限內繳交了這項故事。這位編輯給予我一些相當模糊的反饋，而我在隔天又繳交了修正版給他，而這時候這位編輯也同時消失了。再經過幾天無回覆的電話及郵件後，這位編輯出現了，並解釋因為她家中發生一些急事而不便回覆。所以，因為時效的關係，這篇故事不再有效，所以他支付我75美元，只有當初我們約定好的金額的15%。
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聞工作者，我的薪資來自於我寫的故事，而我只花了三了整天撰寫這個故事。我曾為多數出版業者撰寫過文章，包含時代週刊（The New York Times），新聞週刊（Newsweek）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待遇。就像任何一個自由工作者，我通常需要等待一到兩個月來獲得我的薪資，或是必須時時提醒跟進合作的編輯直到我收到我的薪酬，但我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感覺完全被利用。過了一個月後，我感覺到自己受騙並感覺很委屈，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分享我這樣的經驗給其他新聞工作者來作為一個警示。
我發了一封群發信給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國際校友們，信件包含所有事件發生的細節。標題名為：警告所有可能會替Vice工作的自由工作者。 而在短短的幾分鐘內，我的信箱充滿其他新聞工作者為Vice工作者所遇到的慘事的郵件。多數故事比我所遭遇的還要慘。
並非在這篇文章說所提到的新聞工作者都是透過這個方式所接觸的。但在聽過從Vice前員工或是相關自由工作者所遭遇的負面事情後，我企圖找尋其他可能有與Vice工作的良好經驗的可能。我在臉書發起徵求，並且利用我在新聞界的關係來詢問曾與Vice一起工作的自由工作者或者聯絡朋友的朋友，只要誰知道她/他曾與Vice合作，並且與他們聯絡，並請他們分享相關經驗，不管是好的或壞的經驗。在與我談話過，郵件來往過或是透過臉書聯絡的二十五位相關人士，有三位表示他們與Vice有良好的合作經驗。但這三位的聯絡內容並未被紀錄，因為他們還想要持續為Vice工作並提供稿件。其他一位描述的她的經驗表示，她在繳交他的稿件的兩個月後，並且提醒相關進度三次後收到她的薪酬。另一位則表示他寫給Vice的稿件從來沒有被付低於約定的金額。
我也與我一位長期固定為Vice撰寫的文章的朋友聊過，但她並不想被記名在這個故事上，因為她不想破壞與Vice之間的合作關係。她說她與Vice一同工作的時候她很開心，但她認為主要是因為她的一位好朋友是Vice的編輯，所以這也可能是他們對待她比起對待其他人較公平些。Vice公司的聯絡部門的主管也聯繫我關於三位與Vice有良好合作關係的自由工作者來提供他們的故事。
Vice的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Shane Smith出席第74屆皮博迪獎典禮
有一位在歐洲的曾經獲獎的新聞工作者，因為害怕反彈而要求匿名，他告訴我Vice計劃在他的所在城市開立一個新的分支公司，並曾經答應在那裡提供給他正式工作。他們要求他撰寫許多故事，而全部他所撰寫的故事都已經發佈。Vice的管理階層向他保證一旦他們新公司成立後，他是他們的第一人選。但在發表他的文章以後，接下來幾週他都沒有聽到來自Vice的消息。他的薪資也沒有任何回覆，只有在他撥打幾通電話以後，他終於收到他該收到的薪資的一半的金額。他並不想要催促這個過程，因為他想說他們可能還在處理他的工作職缺問題。而在超過一年後，那些關於成立新公司的計畫從來沒有實現，而他也沒有獲得另外一半的薪酬。
另外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曾為Vice工作超過兩年，然後被公司要求轉移到另外一個州的公司當正式員工，但是他們拒絕支付有關搬遷所花費的費用。在他移動至另一份工作的同時，Vice就解僱他了。事發當事人因為與公司簽訂嚴格的保密條款的關係拒絕與我談論這個故事，但是這個故事被幾位Vice的前員工所證實。
Susana Ferreiera，另一外也曾獲獎的新聞工作者，說她對於她將Maya Vidon推薦給Vice的事情感到很糟糕。而她個人也在事後幾乎遭遇到一樣的情況，當她在海地駐紮時，有另一位Vice的製作人要求她幫忙他的團隊來完成一個在海地的紀錄片。而在她詢問相關的薪酬以後，他們再也沒有與她聯繫。
Ferreiera透過郵件告訴我：我一再聽到（甚至是來自前員工）這是Vice的標準作業方式。
這個公司建立在他們內部人員是『冷酷的』且比其他人更重要觀念。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未支付薪酬給外部人員而感到負罪感是荒謬的。
三位Vice專門負責聯繫自由工作者的前員工，在訪談中表示這些經驗是正確且無誤的顯現公司的態度。一位在HBO的Vice的前副製作人拒絕被記名於此故事表示：這個公司建立在他們內部人員是『冷酷的』且比其他人更重要觀念。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對於未支付薪酬給外部人員而感到負罪感是荒謬的。
另一位也 要求匿名的Vice前員工辭職因為道德認同問題，她表示不管這些人是否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他們都應當得到公平的對待。她說：這是公司文化的問題。
在多數的情況，她負責拍攝，並且他們需要當地新聞業者的固定的協助。其中兩個案例是，他們在十分危險的情況下進行拍攝。其中一位業者在數月後仍未收到薪酬，而另外一位則是協助處理Vice未支付的飯店費用。
這位前員工表示：這個地方並不珍惜人才。所有外面的人都認為Vice很棒。所以當我辭職的時候，他們都認為我瘋了。
我對於這些經驗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我誤以為這個公司的獨立性可以更加尊重每個獨立的自由工作者。多數與我談過這些故事的新聞工作者說他們相信Vice利用他的名聲，並且以此濫用自由工作者。
如果我才23歲，而我極力爭取於在Vice工作並且想在該公司萌芽，我可能需要殺了我自己才能達成公司想要的。而這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根據法國的新聞工作者Karine Barzegar被Vice要求安排與在巴黎的前伊斯蘭國(ISIS)成員的面談，而未被支付任何薪水的故事。
當你是一位40歲且具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而有某人因為此而聯絡你，你理解到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才23歲，而我極力爭取於在Vice工作並且想在該公司萌芽，我可能需要殺了我自己才能達成公司想要的。而這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另外三位自由新聞工作者則告知不同的故事。
新在紐約駐扎的新聞工作者—Brian Moylan從2012年作為Vice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工作，且也替衛報（The Guardian），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及時代週刊（Time）工作。Moylan提供相當正面與Vice的合作經驗，特別是他的對口編輯，總是鼓勵他去爭求更多資源來平衡他的報導，以使報導公正，並鞭策他成為更好的新聞工作者。Moylan說Vice總是合理的支付他的薪酬，此外，我對於Vice及其他新聞媒體皆沒有什麼不滿抱怨。
Stan Donaldson 作為底特律自由報（The Detroit Free Press） 及克利夫蘭誠懇家日報（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前記者，從2015年作為Vice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工作，最近主要固定紀錄克利夫蘭的連環殺手。Donaldson告訴我Vice員工對他特別好，並且合理支付他在這個專案的工作薪酬。
但對於多數其他人，並不是相同的案例。
2016年3月，1994於蒙特婁成立的加拿大媒體協會徵求關於加拿大新聞工作者與Vice工作的經驗。Karen Wirsig—在CMG的Vice規劃專員聽到加拿大同事述說關於自由工作者被自家公司不公平待遇的經驗。有許多新聞工作者與Wirsig聯繫，並詳細述說各種不同的經驗，多數都與他們被支付異常低於水準的薪酬相關。有一位新聞工作者表示，他們花了七個月對於他的一篇文章支付六十美元。但她最感到震驚的是，有這麼多人曾作為自由工作者為Vice工作。
Wirsig說：我想人們對於Vice有許多期待。它擁有名聲—或是說他們透過關心民眾的內容及鋒利的評論來掠奪名聲。但是根本的問題是他沒有在委託工作上作出任何承諾，並且不感謝這些為他們所工作的人經歷的風險。而這並不是新潮，而是十分的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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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故事：Yardena Schwartz是一位自由新聞工作者，駐紮於以色列特拉維夫，並曾被艾美獎提名。她的文章曾被發表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新聞週刊（Newsweek），時代週刊（Times），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希伯來國土報（Haaretz），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全國廣播公司（NBC News）及微軟國家廣播公司（MSNBC）。先前，Yardena曾是紐約哥碖比亞廣播公司的製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