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身為前古蘭關係人的土耳其記者穆斯塔法．阿克約爾（Mustafa Akyol），於8月2日投書中東新聞網站Al Monitor的專欄，指出針對土耳其媒體的政治行動不僅只由政府方面展開，愛爾多安的對手們同樣有所行動。在一年多之前，阿克約爾與古蘭決裂，隨後便被支持古蘭的電視台解雇，他相信此舉是出於政治動機。「AKP（愛爾多安所屬的政黨）的人仍然仇視這種世俗主義者，但是古蘭支持者更加激進。他們還是喜歡我，但他們不喜歡我對他們的批評。不久之後，我就不能再繼續上支持古蘭的電視頻道Kanalturk的一個全國性節目了。」他寫道。
　
　　雖然因為身為外國人，陷入政治風暴的風險較小，但是像維斯這樣的駐外記者需要擔心的是每年必須更新的工作簽證。「大家都認為，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被驅逐出境。」
　
　　直到上周，可能面臨的風險都還只是理論上的。西班牙人余貝羅是保守派的西班牙日報La Razon和俄羅斯新聞頻道RT的特約通訊員和兼職人員，不是像維斯和澤納洛夫這樣的駐外記者。她是以完成博士學位的名義，持學生簽證留在土耳其的。她在土耳其法律上不被認為是長期在該國居留的記者。
　
　　然而，她描述上星期五上午在她於安卡拉租住的公寓逮捕她的官員是「兩個反恐警察」，而不是移民單位的官員。
　
　　她說，那兩個官員把她帶到了加齊（Gazi）大學體育場，那是一個體育綜合大樓，現在作為一個監禁愛爾多安大批對手的監獄。余貝羅聲稱她要求詳閱對她的指控，但官員拒絕她的要求，並在接下來的36個小時沒有對她解釋任何事情。「我知道我們處於緊急狀態，所以我選擇合作，」她說：「但我被帶到體育場，被斷絕通訊，直到晚上7點。」她身上「只有我穿的褲子，而我的手機被他們拿走。」（她說手機後來有被歸還給她）。
　
　　余貝羅說，在長達一個小時的審訊期間，她被問及是否與古蘭運動或伊朗政府有關係、被威脅要被送往「靠近敘利亞邊境附近的一個移民拘留中心」監禁，並被指控與恐怖主義有牽連。星期六晚上，她被移交給移民單位官員，被送往安卡拉的機場，並在星期六午夜搭上飛往馬德里的航班。
　
　　雖然情勢未明，年輕的自由工作者似乎很容易被抓走。荷蘭—土耳其雙國籍記者恩布盧•烏瑪（Ebru Umar）在土耳其海岸度假期間被捕，據稱是因在推特上發表反政府的言論。她的護照被扣押、被禁止在接下來近三個星期的時間裡離開該國，並受到誹謗指控的威脅。第二位荷蘭記者和德國政治批評家也在過去一年被控告詆毀愛爾多安的政府，儘管後者在德國工作。在5月初，政變前兩個月，土耳其調查記者兼備受尊敬的共和報（Cumhuriyet）編輯肯．當達（Can Dundar）在法庭上面對非法揭露國家機密的指控時驚險地逃過了暗殺。該指控是針對他所報導的土耳其在敘利亞進行武器交易的內容。
　
　　他活了下來，但是被判處五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
　
　　這一切都發生在政變之前。
　
　　自政變以來，土耳其對記者的迫害行動在受害人數上相當於該國職業足球聯盟的裁判和行政人員人數。「在這個大型計畫中，被針對的記者人數是最少的。真正的整肅發生在司法機構、警察機關和其他國家機構，」德國自由工作者維斯說。「而古蘭派的記者並不像他們自己所描繪的那樣無辜。他們在國家媒體內部率先動手。」
　

德國聯邦外交部國務秘書馬庫斯．埃德雷爾 （Markus Ederer）在7月15日軍事政變失敗後的2016年8月8日於安卡拉訪問遭到破壞的土耳其國民大議會之後，代替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伊斯坦布爾的代表穆斯塔法．伊能洛格魯（Mustafa Yeneroglu）接受記者提問。
　
　　土耳其的警察和司法系統雖然比媒體工作者的人數多得多，但在政變後的幾個星期卻被減縮，據報告有2745名法官和檢察官被撤職。上週二，土耳其司法部長比凱爾．伯茲達格（Bekir Bozdag）向國家新聞社Anadolu透露，根據土耳其國家媒體的多份英文報告，有16,000人因為政變而被起訴，另有6,000人的案件正在處理中，另有8,000人正在被積極調查中。根據Reporters Sans Frontiers的摘要，似乎會有數以百計的記者被起訴，其中包括該國的幾個具有領導地位的記者。
　
　　澤納洛夫現在住在華盛頓DC特區，因為他在推特上記錄下了被捕的土耳其記者名單，他看到了他的個人檔案紀錄。但即使是他，也不認為新聞界遭受的打壓是這整件事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開除一個記者，如果你對一個記者施壓，這會對他們的職業生涯有好處，」他說。「愛爾多安控告我煽動仇恨，但我還在做我的工作。」
　
　　「對警察而言，他們無能為力。」他說。
 
原作者：Marc Herman
原文網址：http://www.cjr.org/watchdog/turkey_journalism_coup_crackdown.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