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血淚漁場報導(上)/吳淑鈴


 
    「不誇張,一、兩分鐘前收到最新消息,香港的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剛公布今年的卓越新聞獎入圍名單,〈血淚漁場〉入圍了調查報導獎。」《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率先向大家發布這個消息,現場隨即響起熱烈掌聲。


 
    四位共同執行〈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的記者-李雪莉、林佑恩、蔣宜婷和鄭涵文,於5月16日舉行台北新書分享會,與上百名讀者分享他們花費半年完成的年度調查報導。


  
〈血淚漁場〉引起執政者關注    獲獎肯定報導


 
  《報導者》總主筆李雪莉表示,去年12月19日他們授權《蘋果日報》刊出〈血淚漁場〉的精華內容,立即引起屏東地檢署宣布重啟調查,同時行政院長要求嚴格執法,須落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當時的農委會主委曹啟鴻也公開表示,本案讓農委會難以啟齒、讓台灣丟臉。


 
  除了官方層面的連鎖效應,此報導也獲得相關專業新聞組織的肯定。由另一組團隊吳政達、林佑恩、蔣宜婷、王珣沛結合照片、影片、圖表等元素,製作的多媒體作品〈離岸之前──印尼漁工的台灣夢〉,已獲得今(2017)年度「人權新聞獎」(該獎項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舉辦,是亞洲區域人權新聞報導的最高榮譽)。


 
    李雪莉認為,報導能引起官方重視和新聞界肯定,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採訪過程中克服三個環節,以及突破三個關鍵點。在三個環節方面,首先是他們看到冰山一角時,不堅持原本的敘事方式。其次是他們找到關鍵的利益關係人,最後的重要環節則是和印尼調查媒體《Tempo Magazine》跨國聯手合作。至於三個關鍵點,關係著能否以具體有力的證據支撐報導。分別是獲得觀察員的訪談內容和一手資訊,接觸到仲介並獲得深入內幕,以及取得Supriyanto案件的翻譯文件。
 


敘事轉向:從生命史轉進難以窺視的幽暗


 
  〈血淚漁場〉採訪團隊整理出台灣遠洋漁業的三種敘事。首先是像《踏浪千行》一書,以史詩般的語調呈現台灣遠洋漁業如何在大國中崛起,成為全球最大的艦隊。第二種主要是商業媒體的論述方式,譬如以新奇的角度介紹觀察員這項職業。第三種以台灣首部關注遠洋漁業的紀錄片《海上情書》為例,該片用國際化的角度呈現討海人在海上的漁撈生活等。「這三種都有一個共通點,都是展現遠洋漁業的光亮面。」李雪莉說。


 
  「我們要堅持原本的敘事模式、輕鬆過關,還是進入調查報導的歷程?」李雪莉表示,一開始他們設定的敘事是呈現觀察員的生命史,但實際和觀察員訪談後,「我們進入了道德的兩難!」報導團隊在訪談中聽到遠洋漁業充滿了許多欺騙、貪婪、造假,以及行政推諉等現象,於是「我們四個人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讓大家看到遠洋漁業的黑暗部分。」她解釋,台灣的遠洋漁業是一個既國際又封閉的產業,雖然極具競爭力,卻是藉著人口仲介、剝削、造假等卑劣行為建立而成的。


 
解構黑暗世界的三大關鍵:觀察員、仲介、Supriyanto個案

 

李雪莉(右)指出,鄭涵文畫的圖(左圖),界定了所有利益關係人。


 
  界定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釐清複雜體系,找到關鍵受訪者。李雪莉說,「這個過程非常辛苦,因為遠洋漁業的遊戲規則很複雜。」遠洋漁業的任何一艘船,進入到任何一個洋區,用什麼漁法釣目標魚種、有多少配額等,都有相關的管理辦法,「所以我們必須要釐清國內外所有政策,包括國際漁業組織的所有規範,」李雪莉說。此外,採訪團隊蒐集大量資料之後,鄭涵文畫的圖鎖定了所有遠洋漁業的利益關係人,包括觀察員、漁工、幹部、船東、仲介、政府相關單位等。


 
    「我們突破三個關鍵點,所以算能成功的引起政策改變。」李雪莉表示,一開始他們向觀察員聯繫和訪談時,有些人會用很直接的情緒告訴他們,「漁業署很黑,你們不敢寫」、「漁業署是一個很沒有正義感的單位」等。她認為,這代表內部一定有一些問題,加上「觀察員在船上是第三隻眼,他們往往能目睹船上虐待漁工和造假的情形,只是沒有公權力。」於是採訪團隊透過不斷地電話聯繫、獲取觀察員的信任,取得觀察員的訪談報告、電子報表、訴訟檔案等,因為採訪團隊掌握了足夠的第一線資料,才讓他們向官員求證時,不會被對方的草率官話敷衍。


 
  仲介是第二個重要的關鍵點。李雪莉表示,這個黑暗深淵裡最難突破的是仲介,當時在機緣巧合下,團隊中的記者蔣宜婷透過友人牽線,認識了仲介W小姐,也因此有機會實際紀錄漁工抵台的程序和過程。拍攝這一過程的攝影記者林佑恩認為,對仲介來說,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不覺得處置過程有問題,所以才會不假思索地答應讓他陪同拍攝。「但幾次訪談下來,仲介也開始意識到這樣是不對的,所以後來他們還主動打電話來給我們更多線索,這是在過程中很大的收穫。」林佑恩說。


 
    最後一個突破點是印尼漁工Supriyanto案件中,採訪團隊拿到監察院的翻譯內容。李雪莉解釋,監察院和屏東地檢署的翻譯出現明顯落差,屏東地檢署因為沒有找到適當的翻譯人才,讓事件草草結案,但監察院的翻譯資料卻明顯說明了Supriyanto在船上受到虐待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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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調查報導工作坊將邀請〈血淚漁場〉報導者團隊與印尼調查報導團隊Tempo Magazine,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報名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