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的謬誤－從廣播恐慌事件看現今網路的極化現象（二）／涂敏編譯
不過，即便處在資訊的無政府狀態之中，仍存在著資訊分類排序的權威。Facebook和Google現今定義了多數人的網路經驗，並在多種面向上扮演管制者的角色，就在美國總統大選後的幾星期內，Facebook和Google面臨排山倒海的批評，被指責為未能制止假新聞和錯誤資訊的散佈。這些問題不只是出在人們有了散佈謊言的能力，更在於這些數位平台的「分享」按鍵讓謊言在網路上四處流竄，比事實確認系統揭穿他們假面具的速度還快。據稱是中立的平台，根據精準的使用者偏好數據模型，透過個人化的演算法餵食使用者資訊，將我們困在一個個「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中，削弱了我們的批判性思考，也增加了極化現象。由於媒體的守門人角色已讓渡給由只在乎最低收益底線的私人公司所設計的演算法系統，假新聞的威脅日漸加重。
不久之前，商業壓力與公共利益間的拉扯會是由網路解決的諸多事物之一。從2000年開始，正值Web 2.0迅速發展，美國傳播學者Henry Jenkins宣稱網路正在創造一種「參與式文化」，讓貪婪媒體公司的垂直式霸權，被網路空間中民主交換各種資訊的業餘「創用者」所形成的水平式網絡所取代。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陷於一種矛盾的守門人狀態，他們定位自身為中立的平台，同時又賦權使用者以解放網路的民主潛質。Twitter平台是由民主支持者經營，Google上百萬個公共圖書館的知識都能免費獲取，這些私人公司將會演變成如科技專家Jeff Jarvis所說的，「根本的公共公司」，更像在營運公共事業，大於私人企業。
但是，思想最開放的觀察家們卻逐漸認為，這些平台極高的開放性是與公共利益牴觸的，阿拉伯之春起義者使用Twitter挑戰專制獨裁者的形象，在公眾想像中已被ISIS宣傳者透過YouTube影片和Facebook聊天室吸引西方弱勢青少年的情形給取代。開放性原先被認將帶來民主革命，如今反而撕裂了社會結構一道口，線上的錯誤資訊、仇恨言論與宣傳活動被視為反動性民粹主義高漲，威脅到自由民主的前線。曾為民主制度所控制的「髒東西」，如今因科技公司的卸責，從數位缺口流洩而出，止住假新聞洪流已成為數位巨頭能否恪守民主承諾的試金石，大眾傳媒已重蹈過去廣播角色覆徹的爭論，也死灰復燃。
在《世界大戰》時期的廣播爭論，同樣是因爲從烏托邦般的希望墜落到反烏托邦的恐懼而引發的。雖然廣播可能看似不是什麼起眼的媒介—不過就是蓋過最無聊的日常的聲音壁紙—歷史學家David Goodman的作品《廣播的公民野心：1930年代美國廣播與民主》（Radio’s Civic Ambition: American Broadcasting and Democracy in the 1930s）就清楚載明，廣播的誕生帶來不下於網路的傳播革命。早期廣播先鋒者想像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前所未有的界線消融，可能將打造一種超脫時空的論壇，從城市貧民窟到偏僻的蒙大拿牧場主人，都可參與，從而使國家進步；John Dewey則稱廣播是「史無前例最強的社會教育工具」。民粹革命者要求，應以一般電信公司的標準要求廣播，讓付費者享有一定的節目播出時間，若真的如此實行，將會非常類似早期的網路佈告欄系統，陌生人可以聚在一起，任何路過的訪客都可留言，然而，在20、30年代，商業性廣播網勝出。
企業廣播網是由廣告收益支持，許多進步主義者所勾勒的民主論壇理想逐漸扭曲為時代廣場，聚集眾多肥皂和咖啡廣告，比起提高公眾意見的聲量，廣告主更善於操縱公眾意見。誰也可能行使這種操縱技巧呢？許多人發現了國內廣播廣告的之興旺與法西斯獨裁者如希特勒的崛起互有關聯。Tim Wu引用批評家Max Lerner的哀歎：「獨裁政權重挫民主制度最致命的一擊，就是他們在接收並完美化我們看重的說服技巧，以及我們不信邪大眾容易受騙的根本輕蔑上，所給予我們的讚美」。
在這些憂慮中，廣播者備感壓力，想要顯示他們沒有將聽眾轉變為殭屍化的大眾，並淪為法西斯的俎上肉。廣播者的回應是，套用Goodman所說的一個詞彙，「公民的典範」：廣播將創造積極、理性、包容的聽眾，換句話說，就是民主社會的理想公民。深受進步主義教育者的啟發，廣播網主持「論壇」節目，歡迎各路公民討論一天的事務，旨在鼓勵包容之心與政治參與。其中一個這類型的節目「美國空中城鎮會議」（America’s Town Meeting of the Air）就在第1集節目上，各邀請一位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民主主義者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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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rian Chen
編譯：涂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