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昨日的我（上）／楊艾俐
去年，有部賣座電影上演《我想念我自己》（講述一位哥倫比亞女教授患失智症的心路歷程），我在全球化、網路化、iPhone化、Facebook化、Google化下已經失去初心，失去了閒情，今日的我總是急匆匆翻閱資訊，做事不會一次完成，很多時候，我著實懷念昨日的我。
昨日的我，沒有很多朋友，但是每個朋友都是從小一起長大，有些是同學12年，甚至16年的，有些是剛開始當記者時的朋友，打個電話就能道委屈，說長短，給建議。現在臉書上一千多位朋友，沒有一人有如此友誼狀態。Facebook上的朋友應該只是同道而已，虛擬的友誼哪經得起測試。遑論，周華健的《朋友》一曲裡的「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單過」的朋友，如何可得。
改變我今日的面貌
網路、社交媒體已經改變我做為媒體人、做為社會人、做為老師的一切面貌。昨日的我在天下雜誌工作，由資深編輯到總主筆期間，平均花一個月寫一篇4000字的文章，字字精雕細琢，事實、立論、觀點，都要經過核稿人一再檢查，因為我們的讀者連標點符號錯了，都會來信指正，遑論年代錯誤、人名錯誤，語意不同，因為這是他們吸取新知識的泉源。現在，我寫錯字、寫錯年代、寫錯人名大部分是我自己發現，因為編輯少有時間檢查，作業時間壓縮得緊。
我想念以前的讀者文摘作業的嚴謹。我記得有篇文章為讀者文摘轉載，那是無比的光榮，讀者文摘編輯群的仔細、挑剔，令人欽佩，但也令人不耐，我不但要提供他們所採訪的人名單，他們一一打電話去查證，是否真有講這話，連不願具名的新聞來源，都要問到底是誰講的、是否能確定這是他講的；所有查證記錄還要翻成英文，給總部看。
在網路力量摧枯拉朽下，再好的媒體也無可躲避，《讀者文摘》在1922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創刊號印刷了5000本，靠者嚴謹精神及可信度，到了1935年，《讀者文摘》發行量已達到一百萬冊。戰後發行了近四十個版本，最輝煌時每月銷售1800萬本，等於台灣2/3人口每人每月手拿讀者文摘，這樣嚴謹的雜誌卻在2009年申請破產，真是替它叫屈。
只能寫一千字
現在邀我寫稿的每家媒體都說，專欄只能一千到一千兩百字，多一字都不行，我說，以前寫作一千字還沒開始正題呢？但是大趨勢下，我得遵從，未來可能還越來越短。看臉書po文，一段話的發帖最受歡迎。於是今日的我，不免隨俗，只能寫短文，事實查證一定要，醞釀時間也一定要，但知道讀者不會仔細看，所以文筆不必如此講究，不必安排場景，段落不必起伏，組織不必如此有序，讀者輕輕地看，作者也不必如此嘔心瀝血。
以前一篇文章讓我成長甚多，雖然一篇文章花一個月寫，但是也沒有閒著，一天有三、四個採訪，當時的採訪對象，我們通常至少花上一小時做專訪，甚至三小時，或者隨身專訪，彼此徹底溝通觀點，這樣建立的信任關係，是無可取代的。這不是只有報導、被報導的功利關係，而是有更深層的人際連接，甚至對他的經營管理都有助益，友達集團董事長李錕耀有次在我拷問三小時後，對我說：「謝謝你的採訪，讓我重新整理我的思考、我的邏輯，更能說服客戶和部屬。」
就是這些一個一個的採訪，打下堅實採訪寫作的基礎，又因為吸收多，吐出（寫成稿）少，累積了一些知識以及少許智慧。我對政治、經濟、社會乃至人性的認識就是這樣一點一滴打下來，可以受用一生，知識及智慧的形成通常有階段，分為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知識（knowledge），最後才是智慧（wisdom），如果只吸收資料或資訊，對累積知識及智慧助益甚少。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