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忽視的真相：印度記者謀殺案（上）／賴昀編譯
記者蓋麗•蘭凱什之死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毫不意外——而且警示著一個巨大的問題。
印度記者蓋麗•蘭凱什（Gauri Lankesh）的姊姊卡薇莎•蘭凱什（Kavitha Lankesh）被帶往位於邦加羅爾的拉文德拉•卡拉克謝拉文化中心（Ravindra Kalakshetra cultural centre）並由一位親戚安慰。
不湊巧地，我不太熟悉卡納達語和英語記者蓋麗•蘭凱什（Gauri Lankesh）的工作內容，但當9月5日那天，爆出她在家門外遭到槍殺的新聞時，這件事令我感到相當不陌生；它感覺有點像是我過去兩年所追查的類似事件。很多時候，當你所談論的事情如預期的那般發生，但親眼見到一切猜想被證實之時，你未能感到一絲欣喜，反之，只能感到胃裡沉甸甸的。這就是我當時的感受。
九月十九日，就在蘭凱什被殺之後不到兩個星期，一名叫山塔奴•包米克（Shantanu Bhowmik）的電視記者他報導了警察和當地住民的政治代表之間的衝突之後，在特里普拉邦被毆打致死。過去兩年來，印度是記者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2016年，印度發生五起記者謀殺案，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因而將印度列為第八大記者危險國家，2015年，有9名記者遇難，無國界記者將印度列為記者死亡數目第六多的國家。
記者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在其2016年全球有罪不罰指數中指出，印度在過去十年中並沒有解決任何一起記者謀殺案，這些記者中大多數是小城鎮的獨立記者，在他們家附近被槍殺，就像蘭凱什一樣；2015年夏天發生的嘉吉達•辛格（Jagendra Singh）謀殺案尤其殘酷——據當地警方稱，他在自家被人燒死。
蓋麗•蘭凱什的葬禮。
我一直在追踪這些謀殺案，或許因為我本身是獨立記者。今年早些時候，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了一起在加爾各答造成26人死亡的橋樑倒塌事件，國家行政部門關閉了通訊渠道，我花了數週的時間等待，加上相當不錯的運氣，才透過《資訊權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獲得了一些資料。該篇報導見報後，我因為時間上的延遲而感到放心，我幾天之內就要到德國去進行交流，當時我對每個來自未知號碼的電話都保持警惕；今年早些時候，一名名叫桑亞•拉維沙卡（Sandhya Ravishankar）的記者也因為對非法採砂的深入調查而受到威脅。
不是每個人都感受到不安的氛圍。今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和一批駐德印度記者進行了一次談話，「但是你沒有收到任何電話威脅！」一些同事這麼說，「而且印度人口這麼多，所以在任何方面印度都註定會進入前十的名單。」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考慮死亡人數與人口的比例，那麼這個情況並不令人擔憂。
如果只把謀殺記者當作一種預示，這些事件看起來似乎是有一些邏輯，印度正在上演著對新聞業的謀殺，無情的襲擊事件不斷——一位編輯被開除、一個電視節目突然取消、一個電視頻道被斷電，大多數為私人公司所有的傳統媒體已經將自身與政府掛鉤。莫迪當選印度總理之後的2014年7月，該國首富穆克什•阿巴尼（Mukesh Ambani）收購了Network 18——該公司擁有27個新聞頻道，是該國第三大上市媒體集團，多家媒體機構也撤換了「不合作」的編輯。
我很困惑，我的同時代人竟對此視而不見。難道當一個政權狠狠地對你發動攻擊時，你會對此感到羞恥或是罪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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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賴昀
原作者：SOHINI CHATTOPADHYAY
原文網址：http://www.scmp.com/week-asia/opinion/article/2112486/inconvenient-truths-murder-journalism-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