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疫苗引起國內很多疑慮和議論，政府和學者專家幾乎砲口一致的指責是媒體惹禍，都是媒體片面渲染意外導致民眾恐慌。另一方面，自馬總統就職以來，也常聽到公共政策執行遇到阻礙時，總統說是因為溝通不夠。官員以怪罪媒體來卸責固不可取，但仔細想想，在台灣，媒體真的只能扮演亂源嗎？政府已經花了很多錢宣導政策，為什麼還會溝通不夠？這兩種現象是不是還要一直不斷重複下去？有無可能改善一些？這讓我想起在荷蘭收集論文資料時所看到的例子，或有啟示。
荷蘭公視開放平檯 民眾與官員即席問答
荷蘭一如其他西北歐國家，電視媒體發展先有公共電視，多年後才陸續有商業電視。迄今還有約半數民眾以收看公共電視為主。過去幾年，荷蘭的老人節目為了讓更多觀眾認識相關政策，並促進雙向溝通，讓民眾的疑問得到答案，每一年都會選擇適當的時機邀請衛生部長於節目時段詳細的介紹政策，回答觀眾問題。這種節目並非常常有，也不必一天到晚有，可是事前會預知大眾，大眾可以預先提問，以便調整預備資料。公共電視並且會與報紙合作，於節目播出的第二天，刊載前一天的談話內容。有的時候公共電視的廣播節目還會有一次機會讓部長繼續討論意猶味盡的問題（我在英國BBC實習時還看過首長上兒童電視新聞節目解說資訊政策）。
這種公共媒體與平面媒體的合作，讓習於接觸報紙的和電視的民眾都有機會用不同形式理解官員的解說。在這種互動模式中，官員通常不會拒絕公共電視，因為公共電視是大眾繳稅的媒體，官員也必須有相當程度的口才，不能老是說別人聽不懂，官員也要有誠意以尊重民眾的態度回答民眾的問題。也許有些問題在國會不見得議員會提出，公共媒體正好可以彌補議員只為政治利益和作秀質詢的缺失，這時媒體不僅是監督的第四權，也是彌補溝通的橋樑。觀眾事前都知道部長就要上電視，所以大家有想問的都可以準備，這和只有電視台製作人觀察局勢，突然決定邀請部長而民眾只有打開電視才知道的節目規劃溝通效果是不一樣的。而且這種節目也和各媒體即席問答再剪接為一分多鐘的新聞報導不同，被曲解的機會相對較低。
善用公視資源 建立良性政策溝通管道
過去這幾個月，我們衛生署長楊志良也上過好幾個節目，但個人觀察，商業台的邏輯是藉節目爭取最大收視為先，這和促進雙向溝通提昇科普素養及理解政策未必完全交集，這有賴公共電視扮演客觀理性溝通的角色。早年在台灣，官員上節目溝通有的很中立客觀又誠意，也有的因為政府控制電視而形同記者只是假提問，真要問些想問的可能有很多限制，甚至怕官員不悅而有力量影響媒體人事。但是現在整個社會民主素養已經進步很多，公共媒體能本專業提問和提供大眾與官員真實對話的機會也大為增加，所以以公共媒體進行這種定期重要議題對話相當可行。當然，官員和製作單位都要充分準備才能使內容充實，尤其是提問記者的在官員回答之後的第二輪提問，很容易看得出水準。
衛生署長只有一個，公務繁忙，要他一直上媒體也不合理，但是台灣現在好像有種趨勢，就是每一種政策只有最頂上的主管大家信得過，其下的不是沒自信就是躲遠遠，或者做面子給長官，才把署長累死。但一年有一兩次事前預知的機會不嫌多亦數必要。一方面政府官員應藉公共媒體有更好的與民溝通，另一方面，台灣也應該有更多有專業自信和擔當的署長以下官員勇於在媒體解釋和回應政策。這樣不管是誰出面，總可以讓民眾覺得有在好好的面對大家。公衛知識和公衛政策怎能變成懸案或者宗教，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地步呢？我們社會除了批評一切誤解恐慌都是來自媒體，是不是也可以一起促成媒體對健康促進和其他重要議題對話有更多貢獻？尤其是公共媒體。
荷蘭的例子也讓我們看到，政府和媒體合作未必就是黑手伸入媒體，尤其在當前社會變化很快，流行病、暖化、移民、高齡等幾乎都是不斷變動而且全球性的議題，這其中有很多觀念、對策的溝通一如以往傳播理論所關切的新事物傳播，需要善用媒體也需要考量不同觀眾知識背景精心設計節目，讓大家跟上社會腳步，不必用過時的思維爭辯內耗。與其到了疫情造成重大災情才考慮徵用媒體，為何不平時就計畫性的營造政策、官員與大眾藉由公共媒體對話的傳統，讓社會疑慮有夠品質的管道當出口，讓大眾累積常識，讓大家營造共識？這裡指的共識不是要叫民眾都聽官員的，而是更多的對話。這是反「反智」、「理盲」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