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求知應是一項自然而然的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s）–因為，人類有耳、有眼、有鼻、有腦、有感覺、有思想、有經驗和傳遞我見、我思、我感本能。了解環境、了解境況、了解當前、了解他人，更是老祖宗遺留下來的過生活、求生存的生存機制，也是傳播行為之初態，新聞（消息）飢渴（news hungry）之所由生。此之所以蘇格蘭心理學家認為，八卦新聞其實古已有之―想知其他種族動向，以利自己生存，或劫掠。
知，既是人類生活、生存要件，故即使在封建、獨裁古代社會中，思想家們也呼籲帝王要尊重百姓的知；否則，便是愚民，損民而不利統治。例如，孔子就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第八〉不同的斷句，本句雖有不同解釋，但照此版本來說，孔子的確認為，若人民對施政無異議，就放手去做吧；但若怨聲載道，則一定要加強宣導，讓人民充分了解、理解和諒解之後，再推行、尊重民意。
不管是人民自動求知、抑或管治者的因勢利導提供百姓他們所「設計」之知，「人民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know），也就是了解「發生甚麼事」（What’s going on）的知情權，實已成為人類一種共識，雖然有泛道德者認為，社會大眾只需知道「甚麼是對的」（to know what’s right）。而在今天，除了人人自主性地去求知之外，從正統的理論上來講，知的內容蒐集和處理，社會上就有一群理應是專業的工作者―記者和編輯；而知的載體，則是在社會共識上，被賦于「社會公器」？（public institutes）美名的大眾媒介。所以，除非明確地觸及新聞道德或法律問題，受到法律、專業守則或輿論批判，而另當別論之外，記者蒐集資訊的採訪自由，媒介出版自由，也就是傳播權（the right to communication），是容不得權勢者絲毫侵犯的―因為，這才能保障民眾日常知的權利，履行第四部門（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的監督政府施政神聖責任，有益于市民大眾及社會（for the public good）。當新聞業萌芽之時，當媒介功能被體認之時，當媒體分佈在社會之時，當有媒介工作者出現、成行成業之時，當社會大眾體認傳媒行業必須是良心事業之時，這種理所當然的潛在共識，已經凝聚而存在。
進步而言，人民知的權利，雖未明確見諸法律，但它情理上的重要性實優于法律；而且，社會愈複雜，國家機器運轉得愈快速，人民方得賴此而去洞悉政府施政種種，從而「協助」政府決策，打造良好社會，自己也得過質優政治生活，固不應、也不能以法源依據或制度合法性問題而忽視之，須知「法隨世轉則治，治與時宜則功」，人民知的權利，正式貫徹法治與時宜的主軸。而縱然人民知的權利並未有明確的、實質內容界定，但若人類會思考，就會致良知，即使是模模糊糊，心裡總自有那一把尺，去量度這是甚麼樣的權利？而退一步來說，如果社會大眾不要求這個權利，管治者忽視人民這個權利，則這會是一個怎樣的人生？甚麼樣的社會和國家？
倘若說人民接近（access to）政府資訊權利，被看似合法性藉口所限制，公眾根本無完全知悉政府背後的黑箱行為，那正是人民知的權利不彰的結果。苟如是，則代議式政制也必將徒具虛名，民主倒退，斯劫大矣哉！像本篇案例，社區大眾，實在有權力，有必要了解校董會為何必要立刻開革一位教師？開革一位教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教師，在那裡都茲事體大。而擔任這項工作者正是記者，發佈這一事件的載體是媒介，校董會當局有何理由、有何權力阻止記者採訪？不許媒介刊登？踏踐社區民眾知的權利？
Dennies認為人民已無權知悉政府之事，是以反常為正常論，詞、理皆欠周詳；反而Merrill的觀點，則是正確的，祇是理據有待補強，否則亦理強詞弱，未能真摯人心。其實，口號既然叫得出來，則人民知的權利就不是有與沒有的問題，也不是成文法、不成文法或就是如此這般的問題，更不是誰有資格來爭取，誰又是這項權利的守護神問題；而是主要在它的範圍界定問題，或者是誰來界定和如何界定的問題，以及落實執行時，道德性問題。不過，這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