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則兩岸「新聞」，謂兩位年未過三十，專業為英語及英美文化的四川姑娘，年紀雖輕，卻能挾其對《易經》解釋的才華，勇闖上海灘，成為銀行、商界諮詢顧問師。江山代有才人出，後生可畏，誠令人佩服──因為，古今中外，研習《易經》的才智之士，實在不可勝數，但若說到能登堂入室，一窺奧祕者，則少之如鳳毛麟角，就拿距《易經》演繹者周文王最近的孔聖人，對學《易經》的看法來說好了（「自周公卒，五百歲而生孔」【〈太史公自序〉】）。

　　孔子絕對是個好學之人，他說：「吾十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第二》），「發憤忘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第七〉），「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第八〉），「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十五〉）。孔子自認「非生而知之者」他的學習方法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他對他的學習態度和方法，是充滿信心的，他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和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第五〉）。孔子最大的學術著作，是重寫《春秋經》（註一）；不過弔詭的是，他却是以群弟子筆記他的語錄──《論語》，而名垂千古的。研習《春秋經》的人，歷代都不太多，大概《論語》比較生活化，易讀和易懂吧！不過《春秋經》地位崇高，晚孔子五百年生的史馬遷，就有很高的評價，他說（〈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夏禹、商湯、周文王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是于治仁。」「《春秋》以道義。撥亂反正，莫近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旨）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是故有國、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因為，「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太宗也。」「《春秋》采（採）善貶惡推（夏、商、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孔子有志于學之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第二〉）；但是講到《易經》，他就心虛的說：「加（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第七〉），晚年讀《易》，更加緯編（穿竹簡之綫）三絕（斷了三次）。被歷代視為俟命之書的《易經》，真的是那麼的難嗎？

　　太史公在〈自序〉中介沿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易以道化」－－你說難不難呢？孔子栖栖遑遑，希望遇到聖明君主，他曾感概的說，「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河圖），吾已矣夫（我想推行的道理，也沒有希望了）」，正是此意（〈子罕第九〉），但却一直受人誤解，他向老子請益，老子却對他說：「去子之驕志與多欲，無能與自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太史公自序〉）；在石門（魯城外門），一個晨門（早班守門更夫）粗魯地問他是不是那位「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就是：您省省吧的意思）」（〈憲問第十四〉）在衛國擊磬，有荷蕢者（挑草筐的人）經過門口，聽見磬聲就說：「有心哉（真想救世嗎）？擊磬乎（這位擊磬的先生）！」既而曰：「鄙哉（臭脾氣呀）！硜硜乎（你看磬打得多麼的死硬），莫已知也（打定主意有甚麼用，世人不賞識呀），斯已而已矣（這就算了，何必栖栖遑遑）！（《詩經》不是說過），「深則厲（涉河時若水太深，就脫不脫衣服都無所謂了［因為反正會濕身的〕），淺則揭（但若河水不深的時候，涉河時，當然要撩起衣裳［以免弄濕〕）；故人要知道權宜之變呀」，說得孔子只好說：「果哉（這樣的嗎）！末之難矣（真不容易同你說話呀）！」（〈憲問第十四〉）

　　孔子將適楚，有位大嘴巴（楚狂）叫接輿的人，一面唱歌，一面走到孔子面前說：「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怎麼頭腦不清楚）？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收山啦）！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難為啊）！（〈微子第十八〉）孔子從楚國到蔡國，使子路問津（渡口），剛巧長沮和桀溺兩人在田裡耕作。長沮知道問路的是孔子弟子，便譏諷說，「孔子應該知道渡口在哪阿！」桀溺更趁機高談濶論的說：「陷之者，天下皆是也（天下到處都亂糟糟），而誰以易（誰能改變這一現狀）？而且還勸子路，與其從辟人也（跟從躲避壞人的人），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倒不如跟我們這些逃避亂世的人在一起呢）（〈微子第十八〉）。

　　所以，孔子要學《易》，以期無大過（註二）；他戹陳、蔡而作《春秋》，故對周文王因為被紂王軟禁于羑里而推演《周易》，以解心頭憂鬱做法，而有著一番特殊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以孔子這樣的背景、遭遇和年智去讀《周易》，還誠惶誠恐──所謂學《易》匪易，悟《易》尤難；那麼，三千多年以後的我們去讀《易經》，真的可以輕而易舉地超越前人嗎？這也正是《易經》迷人之處。有謂「大《易》不言卜」，孔子其實也並沒有視《易經》為占卜之書，因為他「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第七〉），子罕言利（益）、與命（運）與仁（德）（〈子罕第九〉），正如程子顥所說，因（為）命之理微也；但若《易經》洗抹了世俗卜易的色彩，而純留在學院蛋頭的「研究」裡，一本幾千年前留下來、又不是那麼易理解的書，恐怕就沒有現在那麼「風光」了！

　　的確，若稍為了解一點中國文化、古老傳統，有那麼一點閒餘，一杯咖啡或香茶，「閒坐西窗讀《周易》，的確是件賞心樂事。雖然任何這類哲理、卜易之書，都是「初學三年，天下可去，在學三年，寸步難行」的，但儘管《周易》六十四的卦象和爻辭，大多晦澀難解，但是他的卦辭却在經過歷代解釋之後，充滿可以隨人想象的哲理，而且──生活化；而易就是變易之意（英文繙譯成＂the Book of Change”）其爻可變，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遠給人忠告，永遠給人希望，讀來令人心平氣和，通體舒暢；而就讀我國古籍來說，不識《易經》，則無法讀通《左傳》。

　　就科學來說，在太空科技已可遊星探月的今天，人定勝天似是可以期待的，而在現實環境中，天災多源于人禍，源于地球對自然環境之破壞，導致大地之無聲反撲，人，恐怕得更尊重天；而在人事上，就中華民族來說，雖則時移世易，但五千年文化─—-尤其是天人合一（互動）的生活體驗，仍然充滿了「模糊的神祕」感；而九十年前五四運動大力褒揚德先生（science）以來，西學之風大熾，我人對自我民俗文化之認識，在變動不羈的變遷中，相對地日漸淺薄—-一旦有人口舌便給，去講解古老文化，令人聽來有理動聽，那麼，那種存在于血液裡的那種文化「模糊神秘」感，便可能被挑動，就連高等知識份子，因為這方面知識的空間留白待補，也會對之附會驚慕。近年來興起各種占卜術之風，風水尋找和《易》學研究之類「忽然」湧現，恐怕都可能與此有關。

　　同為中華民族一員，自是希望有高明者去研發《易經》，使之能跳脫時空，成為世世代代、各方面都可以應用的「生活《易》」、「實用《易》」和「萬能《易》」；也實在應該高興先賢留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的說法（已經六、七個五百年了），如果這兩位年未而立的大陸姑娘，在世俗氛圍下能對《易學》的解說，超越前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而非一招半式闖江湖的話，的確是不得了的成就；而刊登此則「新聞」的媒介，縱然破壞「媒介不應導人迷信」的專業倫理，但在「人情趣味」的大帽子下──倒也無妨了。

註一：《春秋》在孔子以前，本屬「舊法世傳之史」，古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就是《春秋》（見《漢書‧藝文志》），至戰國末期，才把詩、書、易、禮樂和春秋稱為經。

註二：孔子要研究的是《易經》的義理和人生哲理上的意義，是要從爻辭中尋求道德訓誡，而非占卜之事。《論語‧子路十三》有說：「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易經》卦上說）「不恆其德（人若不堅持其德），或承之羞（恥辱可能就隨之而來）。」孔子說：「（無恆心之人）不占而已（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他的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