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保護委員會於1981年，由一群美國派駐海外記者，因其受駐地的威權政府壓迫以及不平等待遇，為維護新聞自由與獨立，而成立的全球非營利之倡議團體。紐約設於總部，目前有二十三位全職員工，包括全球各大洲媒體專家，並在各地都有合作組織，以統合相關資訊。三十五位新聞資深同業組成的董事會負責監督委員會營運。在資金方面，接受個人、企業與基金會捐款，但強調「不接受政府資金」。

　　委員會認為「新聞自由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其致力促進民主、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成立以來，影響力足跡遍佈世界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尤以正歷經壓迫式政權、內戰等地區，更是工作重點。在實際行動方面，對於面臨實質受害的新聞工作者，委員會主要利用組織抗議遊行，以及循正式外交管道改變現況；同時也透過論述（發表文章、新聞、報告，以及普查性統計）加強力量。

　　一名記者假使受到威脅，隨時能以電話等聯繫委員會，其有一套照會政府、媒體、人權組織的機制。另外，也可作為給記者的顧問。比如，記者需前往戰地等高危險度地區工作時，應注意事項；或新聞報導遭受壓迫時，應有之對策。此外，也有一小型的支援計畫，主要提供醫療協助。每年也舉行頒獎典禮表揚優秀新聞工作者。委員會行動事實上在許多國家皆獲得官方承諾，如今年五月會晤巴基斯坦總統。

　　只要任何人在任何媒體發佈訊息者，皆視為新聞社群的一份子。而新聞社群因其報導內容，可能面臨的傷害有：綁架（被非政府團體所挾持）、攻擊（比如非正當理由器材遭到搜索、破壞，以及侮辱等）、政府監控、驅逐出境、騷擾（包括政治迫害、親友家人）、監禁（被政府監禁四十八小時以上）、殺害、法律訴訟、失蹤、威脅（人身安全）。

　　在亞洲，委員會針對中國在新聞自由方面的表現，指摘不少，包括西藏問題、未實踐京奧問題允諾媒體採訪等。亞洲研究員Madeline Earp在今年六月三日演講中指出，中國在過去（算至2007年）為「監禁新聞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多為網路上發表之自由記者。在維權人士劉曉波於去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箝制媒體新聞自由情況與法律制度卻更甚以往。但調查也指出，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是在加強管制與放鬆管制週期變化的環境中工作」；其同樣關注新聞自由在台灣發展的情形，包括2000年的前副總統呂秀蓮控告《新新聞》一案、2005年東森S台的撤照事件等，都發表相關聲明。在這些聲明中，多傾向對政府的手段與姿勢有所譴責，認為將對新聞自由帶來負面影響。

　　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林淇瀁教授（向陽）於2001年針對記者保護委員會之年度報告，即撰專文表示，新聞自由是否為絕對之概念，在美國皆有爭議。林教授認為委員會以「絕對論」檢視各國表現，有失公允，但也許是一種高標準的期待。

　　一國的媒體制度與環境深受政治體制影響，以中國與台灣來看，政治開放程度處於光譜不同端，媒體功能也各自面臨不同問題。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但新聞自由卻程度有別，媒體握有社會權力，或說是社會「公器」，無論由積極面或消極面觀之，的確如委員會所陳，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對於程度遠不及之地，應積極倡議，但新聞自由不是絕對，但並非無所限制而成為金鐘罩，僅是「媒體自律」也足以成為自由奔放、但能成就良好社會功能的媒體，唯一的答案。


講者簡介：保護記者委員會資深亞洲項目研究員艾德琳
參考資料：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對台灣新聞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