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指路的星星／王健壯（中國時報副社長兼總編輯）
台灣現在還能令我尊敬的人少之又少，林懷民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他剛回國，在政大教「小說選讀」，我慕名旁聽，跟著他讀沈從文的「蕭蕭」，讀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當年聽課情景，歷歷在目。他雖然祇比我大幾歲，但因為旁聽過他的課，所以每次見他，我總稱他老師──當然，私底下談到他時，我一向是「老林」來「老林」去的。
最近跟他見面，師徒二人各據餐桌一角，我一五一十向他陳述編報想法，其中有的他同意，有些卻不以為然。
他同意我說的是：「我這個世代的記者像是在黑夜裡尋路的人，一路跌跌撞撞，摸不清方向，好不容易抬頭看到天上一顆星星，就興奮得不得了，拔腿就朝星星的方向狂奔而去」。我講的「黑夜」指的是當年形格勢禁的時代環境，「星星」指的是典範，活著的或死去的那些媒體人物典範。
但當我繼續說：「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卻活在朗朗乾坤下，他們不必摸黑找路，不必看星星找方向，而且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得要抬頭」。對我的形容，他雖然感到趣味，但卻不以為然：「你怎麼知道他們不以為自己也活在黑夜，另一種黑夜裡？」
這是莊子「秋水篇」式的大哉問，讓我為之一愣。我一向的認知是：我這個年代的記者，戒嚴年代的記者，簡直是一貧如洗，沒有開放民主，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專業，也沒有新聞尊嚴。雖然每天嘴裡喊著「不信東風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一副捨我其誰的樣子；但年復一年，東風始終杳無消息，青史轉眼灰飛煙滅。
唯一聊堪安慰的是，當年「風雨江湖，星夜有酒」，少數三五好友常常借酒壯志，也常在醉眼矇矓中抬頭找星星──眼前醉且當歌的那個相識多年的好友，一個從未謀面但聽過無數次名字的老報人，都可能是當時替我們指路的星星。
但現在這個年代的記者，後解嚴年代的記者，有民主，有自由，有專業，有尊嚴，什麼都有，樣樣俱全。而且，戒嚴的黑幕消失了，大紅太陽高高掛在他們的頭頂上，以前的人靠星星指路，在月明星稀的暗夜裡一步一顛簸；但他們卻有烈日照路，路在哪裡，敵人同志在何處，哪裡有荊棘陷阱，何處是禁地，他們看得一清二楚，不必再摸索，也不該再撞得頭破血流。
兩個不同世代的記者，因為貧富差距如此之大，所以我常以妒羨的語氣對年輕記者說：「你們真是幸福啊！」
更具體說：我那個世代的記者，三大張報紙年代的記者，文網比魚網還密的年代的記者，祇要能在新聞的字裡行間，偷偷埋下一、兩顆自以為有顛覆效果的小地雷，而沒被編輯台的老編發現挖除，就覺得幸福；能在一、兩個禮拜內寫篇掛名的短短五、六百字的小特稿，就覺得幸福；如果能有幸被指派寫篇兩、三千字的大專欄，那更是幸福到以為自己儼然已是今之張季鸞。
荒謬嗎？可笑吧？以今論古，那是當然。但戒嚴年代的記者，尤其政治記者，處境際遇大抵都是如此。不管是自己爭取來的，或別人「特許」的，祇要擁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機會，就呵之護之養之壯大之，唯恐不及。深怕一眨眼、一疏忽間一切都成泡影，從此又變得一窮二白，又要「與爾同銷萬古愁」。一部戒嚴年代的新聞史，其中有許多篇章就是這樣一句一頁寫下來的，喜怒哀樂盡在曲筆中。
今昔相比，現在這個世代的記者，不再曲筆為文，不再恐懼老大哥，不再忍耐老闆老編的耳提面命，套句流行的政治術語，他們的「主體性」比前人高得太多太多──有主體性的記者焉不幸福？
但這個世代的記者或許會質疑：朗朗乾坤下難道沒有陰暗所在？形式上的新聞自由似乎有了，但實質上呢？有了新聞自由，就等同於有了新聞專業與新聞尊嚴？以前的記者靠勇氣，現在的記者靠智慧，但在統派獨派媒體標籤滿天飛舞的年代，在不選邊就可能落單的年代，勇氣難道已是過氣的價值？
除了疑問，他們或許還有沮喪：台灣媒體與台灣政治這幾年同步「極化」，有勇氣仍然留在中間地帶的人不多，留下來而不虛無又不犬儒者更是幾希；站在兩極位置的人，相濡以沫者有之，相互催眠者更多；留在中間位置的人，闌干拍遍者有之，無語問蒼天者更多。被何榮幸引為學習榜樣、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Kent MacDougall，可以在「美帝」、「資本主義」象徵的「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工作二十多年，而自覺功成名就，但如果他在台灣當記者，他的命運不問可知。
何榮幸說他無法與MacDougall類比，其實他比這位美國記者的際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是同世代記者中少數已有公眾影響力的人，他可以寫小社論、大社論，可以寫政治專欄，偶爾還可以越界寫點運動文章，又可以自主性地規劃寫一些路線記者求之而不可得的調查採訪報導，MacDougall如果有這樣的際遇，他晚年大概也不會想去大學教書了。當然，像我這種戒嚴年代的記者更是做夢也夢不到這樣的際遇。
但際遇是一回事，怎麼掌握際遇是另一回事。像何榮幸這個世代這樣際遇的記者，或許（當然也應該）常常自問：一個想追求進步理念的記者，要如何拿捏「中立型」與「鼓吹型」兩種分歧性角色的分際？一個想累積思想高度的政治記者，要如何擺脫掉唯政治論的手銬腳鐐的束縛，而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一個有公民意識而非選民意識的自由主義者，要怎麼飛越（或勇於飛越）政治的迷霧，而不至於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無奈無力感？更重要的是，一個看盡江湖風雨的老記者，要怎樣才能回到初為記者的那個原點？
何榮幸說他想回到原點，表示他確實有這些那些的疑問，也證明他一直在替這些那些的疑問尋找答案。
但原點是什麼？站在原點、擺出起跑姿勢的那個年輕記者，他的心理狀態應該是：滿腔溢滿著熊熊的熱情，素樸的正義，最簡單定義的是非，沒有邊界的想像力，以及比貓還敏銳的好奇心。
然而，這樣的原點是回不去的。老夫老妻回不去初次牽手的原點，手握大權的政客回不去初嘗勝選的原點，有錢的財閥回不去胼手胝足的原點，天下事本皆如此。更何況，回到原點也徒增惘然淒然；你能想像甚至忍受這樣的畫面：兩個彼得潘，一個天真無邪，一個世故練達，卻在時空交錯的原點上相遇？
原點既然回不去，唯一能做該做的，也祇剩下時時提醒自己不忘頻頻回首，並且在每一次回首時，跟那個隱隱約約站在起跑點上的年輕自己對話，問一問初衷是什麼。如果這個世代的記者確實活在林懷民所說的另一種黑夜裡的話，對何榮幸這樣的記者來說，佇立在地平線盡頭的那顆年輕的靈魂，或許也是一顆指路的星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