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報導的臨淵羨魚與退而結網／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讀這本書，階級鬥爭、帝國肆虐、發死人財、州長公然協助兄長「竊據總統」而號稱敵視政府如虎的美國傳媒不動聲色… 的故事，通通生動地浮現人們的眼前。
作為一種新聞文類，「調查報導」在西方世界行有多年，儼然自成傳統。從事調查報導已經四十多年的皮爾格（John Pilger）以其鷹眼，蒐集了過去六十年來的 部份秀異作品，成就本書。在各篇之前，皮爾格還加入了導讀，對於讀者掌握作品的來龍去脈，幫助相當的大。
根據流行的說法，這是輕薄短小的年代，這是所謂公民新聞學盛行的年代，這是業餘的使用者創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年代，這是愈來愈多的專業的、全職的記者，可棲之樹已然愈來愈少的年代。簡單一句話，在六年前的泡沫後，網際網路如今不但早就已經捲土重來，更是召喚出了科技決定論的老生常談，於是從報紙至電視等固有傳媒的減色或消失，紛紛找到了諉過的對象，彷彿一切都是網路造成。
但是，實際的情況遠比表面的現象，更為複雜。調查報導以其存在與生機盎然，對於決定論的說法，提出了有力的反証。調查報導需要記者投入更多的時間、力氣與金錢，調查報導需要讀者、聽眾與觀眾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其互動。假使網際網路致令人們遠離報紙或電視，我們就很難想像，何以二十一世紀以來，花費更多資源的「調查報導的記者隊伍在擴大」（如，英國的公營第四頻道在美英入侵伊拉克之後，增加了一億多台幣於調查）；何以調查報導還能有所進展，以致於它的「語言和形式越來越新穎，更傾向於寓教於樂」；何以官方仍然認定傳媒是其喉舌的中國大陸，會有論者認為，「你簡直不能想像一家沒有調查性報導的媒體」；何以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自2001年起每年舉辦的輿論監督（其中必涉及調查報導）會議，吸引眾多目光；何以南方的汕頭大學不讓北青專美於前，也在2004 年舉辦「紀實報導國際電視節」。
論者觀察到的這些發展，原因為何，仍待考察。確知的是，科技是死的，人是活的；科技靜止無語，人力轉動社會。假使有人認定，調查報導的前述發展，只是西方傳媒的迴光返照、只是西方傳媒對於重大事件的短期反應、只是西方傳媒取悅閱聽人所作的改變，那麼，與其說這些說法是洞見，不如說它們是失敗論者或犬儒份子的臆測。假使有人認定，許多中國大陸傳媒從事於調查報導，只是這些傳媒苟延於喉舌與商業底下，僅存的殘喘空間，不如說這些事例顯示，追求公正平等與真相的普遍意志，同樣存在於中國傳媒記者的認知與行動之中。
調查報導與例行的路線新聞，可說是支撐傳媒的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兩種文體的差異，除了篇幅、規模不一與所受時間約制不同，其根源是從事於斯的兩種記者，得到傳媒機構的制度支持，兩不相同；雖然兩種記者的日常工作，不一定涇渭分明，而有可能交叉從事。
更重要的是，例行新聞與評論及調查報導，另有相通之處。本書「洛克比空難」一文的作者福特（Paul Foot）於2004年夏日辭世後， <<經濟學人>>（例行新聞 與評論居多，調查報導較少）寫了訃文，給予極高評價，從中透露了兩種文類的共同要求。
福特與經濟學人的世界觀，南轅北轍，但二者的新聞寫作，都很精彩；平實而力求客觀，卻又自有見解，並且不憚於直陳看法。在雙方筆下，新聞與意見有了很好的結合。究竟是客觀平衡地報導，還是僅止於有聞必錄的便宜編採，二者的分際，在經濟學人的筆下，清楚明白；究竟是邏輯井然而言必有據的評論，還是顛三倒四且信口開河的胡說，二者的界線從不含糊，福特知前不知後。
經濟學人不吝讚賞福特，來自惺惺相惜，並無人死為大的場面話。經濟學人轉述，「福特一人的努力遠多於其他人，許許多多英國的販夫走卒，得以免除冤獄，重獲自由。」福特寫各種文章也出版書籍，但他最持久的動力，在於「調查報導」專欄的日夜以繼，長年進行。福特「找、再辛苦地找與研究，而不是出諸偏見，也不徒託義憤或論戰的發動」。
確實如此，但讓人擊節者，又豈只是福特？本書沒有一篇不是佳作，沒有一位作者不激動人心。不妨再以本書編者皮爾格為例。他彷彿是以一人的頑強，成為他的國人、召集跨國律師於紐約密謀大計而在1985年全面擊潰倫敦報業工會、技巧地在11年間賺進六百多億卻逃稅一百多億台幣（經濟學人1999年的報導）的傳媒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之對立面。
兩人都出生於1930年代的澳洲。梅鐸是豪門世家，祖業傳媒，於1960 年代從澳洲再往英格蘭，買下英國總工會的<<每日前鋒報>> （日銷量百萬份，廣告仍不足，無法存活），轉為煽情的<<太陽報>>，從此發跡至今， 2005年夏還投入約兩百億台幣，蒐購MySpace網站。皮爾格不滿二十歲就在雪梨開始了編採工作，從事約五年後，他於1963年來到了倫敦，成為特派員，通過英國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的報紙當中，唯一稍傾向勞工的<<每日鏡報>> ，經年累月地投入調查，曝露西方外交政策的不仁。
到了本世紀，七十多歲的梅鐸繼續站在美國總統小布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代表的立場，佈署他的產業；將近七十的皮爾格也是奮鬥不懈，通過網路Znet作為媒材，頻繁發佈觀察報告，企圖鬆動資本的統治。
從西方至中國大陸，都有調查報導的表現園地。我們的台灣，又將如何？
自從四年前有家刊物說台灣的傳媒是「弱智媒體」以來，更多更多的記者彷彿對號入座，以親身的行為提供了證據，坐實了這個「稱號」。但是，這是事實嗎？若事實，是在什麼情境下形成的？假使傳媒弱智，民主淪喪、公民無權、消費者受害，歡呼者權力集團而已。如同從事調查報導的記者，若真能有丁點成就，除了個人的勤勞，更重要的支持，必須來自機構；因此，記者若真弱智，除個人有些責任（包括不能有效連結其他記者，集體互保或彼此提攜），更大的困境還是機構無法給予經常的、具有積累意義的支持。假使機構並未支持，這是機構不肯擔當，還是傳播環境出了問題，或者，二者各有不同比例的責任？假使記者與傳媒無法從這些困境突圍，傳播政策與記者的養成教育機構，是不是也有一部份的責任？
通過這些層層的檢視與反省，我們再來閱讀韋伯（Max Weber）將近九十年前所發表的講演，應該就更有收穫。
一九一九年三月，韋伯對德國大學生演說，講題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其中，韋伯以相當篇幅談及了記者的處境與救贖之道。韋伯說，記者「每天或者每週都必隨『市場』的需求，對任何一件事、對生活中任何可以想像到的問題，迅速（回應）…這是會有不堪卒賭的後果的。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到頭來在人性方面完全失敗，喪失一切價值，也就不足為異。」韋伯接著還說，面對影響力的旁落、社會地位的尷尬與工作情境的不堪，「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這條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的。性格薄弱的人，絕對不能走這條路，特別是那些只有在安定的地位才能維持心靈平衡的人。」（錢永祥譯文）
這個觀察入裡的見識，一方面透露了新聞事業的艱難、相當弔詭地照亮了當代記記者的情境，另一方面，韋伯的說法也是不足的。這是因為，與其論說相符，韋伯既然將衝破科層牢籠的希望，寄託在某種具有奇里斯馬（charisma）的人之身上，他也將記者這個行業的救贖重擔，安置在某種擁抱、試煉存在主義新聞倫理的英雄之肩膀（「可貴的、道地的人」）。
英雄固然讓人引領企盼，台灣當然也有許多優秀的記者，林照真的近作（副標題是「調查報導的構想與實現」）是一盞明燈，書中提及了不少本地的記者（包括調查報導的從事者），可作佐證。事實上，許多年來，本地各種或大或小的新聞獎項，無非也是希望藉由對於優秀記者的肯定，激勵更多現在的與未來的從業人員，戮力投入於民主社會所不能缺少的新聞事業。
但個人之外，新聞機構呢？假使沒有機構的支持，個別記者的努力就有了限制，優秀的傳統就難以形成，新聞事業就不容易與社會一起成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台灣傳媒曾有「兩報三台」之說。長達二十或三十餘年期間，這些傳媒擁有超高利潤，假使兩報三台尾隨已在西方發端的新聞文類，撥定部份盈餘與編制人手，從事於調查報導，從中提高其傳媒形象之餘，必然也能產生培育讀者群眾的效果。1970年代中後期以降，報導文學假借<<中國時報 >>的「人間副刊」而勃興，如果當年的報業主及其經營管理階層更進一步，調撥本身充裕的人力於調查報導，固定從事，而不是守株待兔般等候一年一度的作品，那麼，另一家報紙基於競爭，應當也會開設這個欄目；彼時若已如此，則十多年後的1990年代，讀者習慣或許多能養成，於是進入報業市場的新單位也就更可能跟進，從而閱讀調查報導這種新聞文類的讀者群，穩健擴大的機會，不能不大了許多。
歷史畢竟無法「假使」，臨淵羨慕西方的調查報導也於事無補，如今只能退而結網，先行想像與寄望，紙上談兵台灣的調查報導。
試從記者說起。前文所引述的林照真之書籍，書名就是「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她的反叛，是指在例行新聞之外，從事調查報導。林用心建構台灣的相關傳承，她特別提醒我們，<送報伕>、 <壓不扁的玫瑰>與< 鵝媽媽出嫁>的作家、1949年因寫「和平宣言」而入獄（一生監禁12回）的楊逵，早在日殖民晚期於台中<<大眾時報>>擔任記者時，就開始探討雖然有別於調查報導，但仍有精神同盟關係的報導文學之定義。
楊逵與林照真之間，另有許許多多的有心人（中間最知名者，當然就是陳映真等人於1985年底創辦、經營四年的<<人間 >>雜誌），投身於報導文學或調查報導， 並且隨技術變化，已經從文字進展至影音，其間，匱乏的是新聞機構的支持，學院也少見開設相關課程以作奧援。
如今，新聞傳媒的厚利年代已經不再復返、學院的主流似乎更為主動或被動地遠離了社會。所以，既然從前不曾或少見，那麼，情境更不利之下，未來的新聞機構與學院，更難有助於調查報導的扎根了？
絕處逢生的機會從來不至於消失、總是有些機運等待創造。雖然主流的想像可能志不在此，但學院仍有空間或餘裕，能夠容納，有心的記者可以到學院講演或授課，也可以彼此結合、激盪與共同建構有心的新世代。再者，例行新聞既然相去無幾，其內容也大致相同（特別是電視新聞），那麼，不妨抽調若干人出來，讓部份人採寫、部份人分享，但分享者就有責任將節省自例行採訪的時間，轉而投入於明察暗訪，然後通過網際網路，流通查訪得來的報導。更好一點的作法是，新聞機構何不勻撥適當的篇幅或時段，分享與共用這些調查報導，特別是，多少年來傳媒的形象並不是很理想，假使業界聯合實驗（比如，三年），將這些據說因為比較有益社會，以致於居然較少商業價值的內容，放入版面與螢幕輪番印行與播放，不也等於投入不多，卻能使用精湛的調查報導材料，這樣不是很好嗎？既能開始養成喜讀樂見調查報導的閱聽人，也能共同提昇傳媒行業的社會形象以及地位。
創意的漏洞經常多於新穎，創意的執行從來也不是那麼容易。既有人的認知有待溝通，也有權力關係必須疏理，更有具體及細部的方案還得討論與擬定。但是，真誠關注新聞事業與民主社會前途的人，無論是記者、傳媒、學院人或是任何願意捐輸想法與資源於斯的人或工商行號，別無選擇，只能不斷地發想與實驗，為推進調查報導的萌芽、生根與茁壯而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