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宜（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今天座談會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份是有關新書發表，那第二個部分是國際新聞的座談。今天是由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跟商周出版社，還有我們的贊助單位民主基金會，一起在這邊來介紹《別對我撒謊》本書給社會，同時進行我們國際新聞座談會，先請蕭新煌董事長進行opening，然後由基金會董事陳世敏老師主持。謝謝！

蕭新煌（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各位貴賓，我想我的開場白非常簡單，第一是謝謝所有推薦人來推薦這本書。推薦其實就是肯定我們基金會做對事情，找對了一本很重要的書來出版。也謝謝商周出版社跟我們合作，更應該謝謝閻先生翻譯這本書。這本書出版之後，事實上不只是讓讀者分享到什麼叫做調查報導，對我們基金會也有一個啟示。這幾天我在想，我們更應該去鼓勵這樣的investigatory journalism reporting，真正深入言人所未能言、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以及調查報導出應該關心但被忽略的。在這本書的24篇報導當中，我們看到了很多都是震撼性的大事件，不外乎壞事，調查報告是不是都要針對弊案或醜聞？我認為應該不是，應該Human concern，有長遠意義的社會事件或者現象，都值得我們去深入的報導。這本書收錄的報導，從1945年到2003年，橫跨半個世紀以上，過去半個世紀的台灣同樣有太多事件可以深入調查研究，讓我們能夠一窺真相。

這本書能夠出版，首先感謝我們董事會支持、商周出版社的支持，以及譯者花這麼多時間翻譯，也要謝謝台灣民主基金會贊助部分的支出，今天董副執行長也親自與會支持。excellent journalism絕對是有助於台灣民主，至少是民主的品質，我們希望台灣民主基金會考慮將來可不可以多共襄盛舉。我們第二階段的座談會更是重要。每次看國際新聞就覺得選擇性實在太偏、太窄、太小兒科了，平面有平面的問題，電子有電子的問題，下一階段可以來討論。我的話就到此為止。

董立文（台灣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

今天我代表台灣民主基金會恭喜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能夠把這本書順利地翻譯出版，為催生台灣的優質新聞及培養優秀記者，樹立清楚的參考學習榜樣。

　　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宗旨是推動台灣的民主深化跟民主鞏固，推動社會的開放跟保障言論自由。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覺得做得還不夠多，也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協助此書的翻譯出版工作。這24篇的調查導，我覺得所呈現的不只是文筆的生動或故事的精采，很多報導改變了歷史事件、改變了人心。這24篇的報導其實是伸張正義跟保障人權的真實紀錄。

　　台灣的媒體環境，假如從台灣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可以放在轉型正義這個範圍來討論。我認為媒體的問題集中在媒體的政黨化，跟媒體喪失專業跟客觀，越來越多的裸體跟屍體，而問題的根源可能跟台灣的媒體結構有關。台灣地方小，媒體太多，無論是平面媒體或電子媒體，新聞媒體有太多家分屬不同的企業或是財團，以致於利潤少，或者根本就虧本。媒體企業或財團其實都在壓低成本撐著。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辦法投注更多的成本去培養好的記者或是製作好的新聞，我覺得這是結構問題。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覺得這個問題如果是靠市場的自由競爭機制，或者是靠政府的干預，其實都是兩難。

　　最後還是非常恭喜也非常感謝蕭董事長，今天能夠把書順利地出版，也希望有助於我們台灣媒體環境的改善，謝謝！

陳世敏（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

　　今天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來講，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日子，雖然我們在此之前就出版了幾本書，不過就宏觀面來講，今天的意義特別顯著。當然，我們也很感謝民主基金會的贊助，站在一個小小的民間基金會──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來辦理卓越新聞獎這件事情，能夠得到民間團體財力上的支持，當然是很高興的事。而且這兩個單位事實上有它的共同目標存在，再次感謝台灣民主基金會。

　　《別對我撒謊》這本書能夠出版，當然也非常感謝商周出版社，負責編輯的方佳俊先生也在，非常感謝你。那麼，最辛苦的當然是翻譯的閻紀宇先生，他現在任職於中國時報。剛才董立文先生也提到這本書的翻譯，在各方面非常的傑出。我想，這麼一本鉅著翻譯完之後，翻譯人總有一些話要講，所以我們就先請閰先生講幾句話。

閻紀宇（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撰述委員、本書譯者）：

　　今天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場合，我雖然譯過不少書，參加新書發表會還是頭一遭。今天在座的都是新聞界圈內人，大概只有我是大家可能聽過名字，但覺得臉孔陌生的人，跟各位比起來，我真的是新聞界一個新兵、一個新鮮人。我本身經歷也稍微不太典型，我是台大中文系、台大中文研究所畢業的，民國89年的時候才踏進新聞界。會踏進新聞界是因為原本在做翻譯的工作，然後跨了一道界線到國際新聞。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這本書，這本書的編者John Pilger，在台灣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過去相關的作品在也沒有在台灣發表過，他是一位出身澳洲的記者，1939年生，現年67歲，他在新聞界，從事新聞工作超過50年。除了新聞報導，也拍了50幾部紀錄片，一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多產。他最新一部作品《The war on democracy》（民主的戰爭）大概在未來幾個月就會上映。John Pilger在英國是一位相當重量級的調查新聞記者，用最刻板印象的分法，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左派理想主義者。他的政治立場從他常常被別人quote的名言，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全世界哪個國家訓練恐怖的份子最多？就是美國。」第二句名言是說，他知道怎樣判定喬治‧布希什麼時候開始撒謊，就是布希嘴巴開始動的時候。從這兩句話，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立場。

　　《別對我撒謊》這本書的選材角度，不管在時間或空間都非常廣，從二次大戰1945到2003年，將近60年的時間。地理背景從歐洲、到中東、到東南亞。整個選材取向及特色，我覺得倒是可以借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資深記者出版計畫先前所出版的兩本書的標題，做一個概括，就是「衝進新聞第一線」及「媒體突圍」。這本書的基本精神或許可以從這兩個標題來看。

　　這裡面很多都是記者的親身經歷，親身的現場報導。二次大戰後的德國還是一片焦土，一位德國女記者就飛到納粹集中營去採訪。我們也看到一位記者在二次大戰日本投降之後到日本去採訪，其他記者都趕去美國戰艦密蘇里號去採訪麥帥受降的儀式，但是他一個人從東京，帶著一本日語的小冊子，坐一個小時的火車，到廣島做第一手的報導。這樣的精神在今天，像我這樣的一個desktop的桌面新聞者工作來看，真的是欽佩到無以復加。其他譬如在伊拉克的戰場上、在巴勒斯坦、在加薩走廊中的槍林彈雨中所做的報導，裡面很多都親身、第一手的現場報導。

　　第二個精神是媒體突圍。這本書的英文名字叫《Tell Me No lies》，這句話當然是對特定對象說的。哪些對象？John Pilger講得非常清楚，就是國家、政府，或是跟聯合國同等級的龐大權力機構，還有像企業、製藥業。裡面有一篇我們沒有獲得授權的《速食國度》，就是針對麥當勞。另外一個，John Pilger可能最念茲在茲的，他要誰不要對我撒謊？就是媒體。媒體不要受到國家政府這種既得利益體制以及企業的宰制而有意或無意地對資訊有所扭曲掩飾，這樣就是沒有盡到媒體工作者應盡的天職。這些話聽起來非常的理想主義，可是我們看到全世界有無數的新聞工作者在默默耕耘。他們背後沒有財團支持，可能一個人帶著一箱行李、帶著Notebook，就跑到戰地去，跟著伊拉克人民開救護車，躲火箭彈。還是有這些傻瓜在做這些事，想辦法把他們的聲音表達出來，做一次又一次非常漂亮的突圍。當然，在這期間，他們也做了很多犧牲。

　　注意國際新聞的人都知道，2006年10月7號，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下午4點半的時候發生一場命案。有位48歲的女性，她身中四槍，三槍打中身體，最後一槍瞄準頭部，典型所謂execute suicide，行刑式處決。那位記者叫Anna Politkovskaya（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婭）。她正好是這本書裡面第14篇報導的作者，她是專門報導俄羅斯與車臣的戰爭。安娜等於為自己的新聞專業跟新聞良知，做了最崇高、最誠實的奉獻。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一個記者因報導公眾事件而遭到暗殺，其實就是對她的報導專業的另一種形式的禮讚。

　　這部書的內容相當豐富，今天時間有限，只能做一些浮光掠影式的介紹。大家回去拜讀之後，對於內容翻譯部分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歡迎隨時給我指導，謝謝大家！

陳世敏：

　　謝謝閰先生對於這本書的翻譯過程的一些說明，閰先生在報社裡頭，擔任第二線的工作，跟第一線的記者一樣，每天面對很多新聞事件，從剛才閰先生短短的補充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新聞工作方面的專業及知識經驗的廣博。我想這也是閰先生能夠成功翻譯這本書的原因。非常感謝閰先生。

　　接下來我們有幾位推薦者，雖然我們都已經讀過他們的推薦序了，不過在這個場還可以簡短地再說明一下。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主任）：

　　首先當然是很感謝閰先生翻譯這本書，我個人不僅希望一般讀者讀了之後，可以有更寬廣的國際視野，也希望新聞傳播科系的教師，能夠將這本書做為教材，除了拓展視野之外，也可以認識到新聞寫作上，一個客觀跟意見之間很好的結合。

　　香港的資深記者張翠容一個人跑到中東做採訪，寫了書，是馬可孛羅出版的，在台灣的銷售量還不錯並且再版，也就是說，台灣其實還是有這類讀者的，只是長期以來沒有媒體或記者去嘗試。這幾年媒體受到社會很多批評，教書的人當然有必要反省這個問題。比如說像調查報導應該是可以讓有心投入新聞工作的人，得到很大滿足跟成就感的工作方式。對媒體來講，也是民主社會需要媒體之所在，及媒體對民主社會有貢獻的一個很好發揮的場地。

　　但是，對個別記者、對媒體應該都有很重要意義的調查報導，只能偶爾看到，沒有形成常態，我就難免要檢討反省為什麼會這個樣子，以及有沒有一個可能性來打破比較不好的狀態。我想到的是，從我們媒體工作的朋友的角度來看，可能有兩點，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來讓大家去觀察跟討論。

　　第一點，記者當然反對政府、監督政府，這是責無旁貸，這是記者天生的使命。我們不能假設它會做好事，一定假設它會做壞事，要監督它。這民主的一種認知，基本上並沒有錯誤，也是很正當的。可是，如果政府只是這個樣子的話，那顯然我們應該都變成無政府主義者，或是說應該是無政府狀態比較恰當，因為政府如果都是做壞事，做不了好事的，那顯然我們是應該都要主張無政府才對。不管是不是這樣，政府總是在這裡，所以就牽涉到政府的雙重性，這個雙重性我們所感受到的，可能是沒有效率、壞的一面，媒體的感受也許特別深，所以在找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時，就把政府排除掉。我覺得這樣很可惜，因為政府其實應該做很多事情，對政府國家這個體制，有批評當然是好事情，不過這個批評可能又來自於兩方面，如果我們能區分一下，可能會更恰當。一個對政府的批評是說，它的實際表現面是很有問題，例如力霸淘空案，以前力霸經營有問題的時候，在亞太固網股條的時候，五鬼搬運可能已經開始，為什麼這麼多年之後才爆發，還讓王又曾從從容容地出境，顯然政府這方面的表現是有問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一些媒體的表現，如果沒有政府好好做傳播生態的政策規劃，你很難期待這個生態會自動的變好。

　  學界會拿美國，跟日本、跟韓國、跟歐洲來對比；在英國，我們會拿英國跟歐陸來對比；在歐陸，你會拿北歐跟南歐做對比。在不同國家對比之後，會發現傳播政策執行地越有效率越好的國度，通常媒體的表現越好，以及提供給記者發揮的空間會越明顯。但是我們台灣的記者或從業人員，通常覺得解決問題是記者個人的事，包括這裡面我們看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記者個人努力的結果，可是個人層次如何跟體制的層次做好配合、發揮作用，同樣重要，否則就會出現一個每一個人都是好人卻是有問題的社會；有道德的個人卻不道德的社會，這個問題可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

　　第二個就是惡性競爭的問題，不過一講說怎麼樣結束競爭，大家又會回到社會責任或個人層次的自我節制，這方面當然重要，但是個人層次的自我節制也要配合合理的市場秩序，而市場秩序也需要有合理的公部門權力去調整，這同樣重要。可惜這一方面的構想跟長程規劃，在我們媒體上的討論是消失的。看不到的原因一部份來自我們國家確實從來沒有做好媒體傳播政策的規劃，所以大家沒有信心。可是實際上做得不好，跟它應不應該這樣做，應該切割開來。如果這一個環結沒有合理地澄清或討論，然後想出一些辦法，那麼不管是調查報導這樣的文類，或其他我們很希望看到的雅俗共賞的娛樂，在我們這樣的社會，大概出現的機會就會比較少。謝謝！

 

陳雅琳（三立新聞部總編輯）：

　　身為電視媒體，我常常覺得在這樣的場合可能會成為主要被檢討的對象。為這一本書寫序，對我個人來講，不管在寫作或創作，很少要愣那麼久的。為什麼寫不出來，因為一看到書：哇！這麼深度的調查報導，做為新聞從業人員，就會覺得很汗顏。然後呢，看到這樣的一些，過去那麼長的時間的一些報導，它做了這麼深入的調查報導，讓我回想到在念大學時候的理想：畢業以後，深入新聞第一現場，我要怎樣做一個優秀的資深記者。可是檢視過去這15年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還是因為進到非常商業化的媒體市場以後，這些理想已經慢慢地磨掉了？所以覺得很汗顏。後來是因為編輯告訴我，他覺得我們的「福爾摩沙事件簿」節目，回顧台灣歷史上的事件並且再做一些真相調查，以及在某些事情發生之後，去監督政府是不是記取教訓做一些改善等，那也算是對歷史事件做一個反思跟更新的調查。他的鼓勵讓我開始有一點信心。

　　這在媒體商業市場，尤其是電視新聞，每天都在追逐收視率，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那即使我到三立擔任總編輯之後，能跟資方談說我想做一些什麼節目，即使像是「福爾摩沙事件簿」這樣的節目，我還是要提出我的保證。所謂的保證是：我不會讓它收視率不好看。那我要怎樣維持收視率又要把節目做得有意義？所以必須要在製作手法上、畫面上、後製上、處理上、寫稿上下很多功夫，所以經常做到三更半夜。節目推出之後，果然會有一點點反饋。

我相信台灣的觀眾是想要好節目的，不只是越來越多的裸體跟屍體而已，這一塊市場我們還是再努力。這個節目後來在媒體圈也有一點小小的帶領作用，大家開始推出類似節目。即使是這樣，我還是只能給我的資深記者兩個禮拜的作業時間，而且我必須擔保它的收視率。

　　所以，我覺得調查報導在媒體的實際運作上有其困難，例如：有沒有辦法在一個新聞上投注那麼長的時間，有的一做就好幾年？對資方來說可能接受嗎？短期之內，我還能運用人力調配的方式去跟資方爭取，長期呢？前一陣子，我另外一個節目「台灣亮起來」，去做中國大陸的賣血導致愛滋風暴十年來所引發的孤兒潮。中國官方當然也不讓我們做，所以要偷偷進去做，這個議題雖然有意義，但是對台灣民眾來說是遠的，所以要把台灣的相關議題再拉進來，完成之後，我還是擔心收視率不會好，所以就要再去跟我的長官說：「我拜託你，讓我們忍受一次收視率。」我說，我們這個新聞專題可以替電視台做點形象，做一點新聞界標竿的事。我必須要做說服的工作：為什麼要做這個？我們必須忍受什麼？

　　所以，要做調查報導的人必須忍受非主流，而且忍受孤寂。而且除非得到資方的support，才有辦法做長期的調查報導。可是在台灣現在商業媒體的市場，幾乎沒有辦法看到這種可能性。有哪一個主流媒體願意讓你花個三年，拗在一個地方，而且是一個離台灣那麼遙遠，非親近性的外國，去做一個調查報導。也許公共電視還有這個可能性，但是在商業媒體真的很難。

所以，寫序的過程我一直在反思，並且回想到念大學時候的理想。包括看到德國的華萊夫，透過偽裝身份才有辦法探究到新聞內幕，也讓我回想起自己偽裝採訪的經驗。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媒體環境這麼糟，尤其是商業媒體，如何落實調查報導的精神呢？也許像照真在序裡面提到的，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設立一個可以讓大家共同努力的指標，最起碼有引導性的作用。以上是我的想法。

陳世敏：

　　我想台灣媒體環境的結構性問題是阻止調查報導一個滿重要的原因。我們的從業人員個別而言都非常優秀，像陳雅琳小姐這幾年所做的一些努力。但是，就如剛才馮主任所說的，如果沒有一個結構性、體制性支持的話，個人可能也很難發揮作用。

項國寧（聯合晚報社長）：

　　我非常高興看到這本書能出版，基於很多原因，我們新聞界一直缺乏調查報導的傳統。把歷史往前拉一點，從梁啟超辦報、孫中山辦報，當時報紙的角色主要是表達立場，而不是做所謂紥實的、西方的新聞報導的角色。然後我們進入威權時代，再進入到轉型時代。對於新聞媒體的角色到底應該怎麼樣子扮演，我們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不見得能夠落實。

　　媒體要擔負監督政府或公權力的角色，我想調查報導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可是，很遺憾的是，過去這麼多年，不管在學校或是實務界，我們很難找到幾篇真的符合，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傳統的調查報導作品。我覺得缺乏傳統、缺乏典範，是原因之一。當然，剛才前面有很多先進談到了市場競爭。市場競爭當然也是因素之一，不過即便我們有心想要做一些報導，是不是有這樣的技術？我們的資源是不是在手上？有了資源到底會不會做？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是我為什麼講說典範其實滿重要的。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林照真出版《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大聲疾呼調查報導的重要性。照真的觀點，我們都深有同感。可是仍然缺乏一些實際的例子，告訴我們說，調查報導到底是什麼？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我很高興能夠看到《別對我撒謊》出版。它用一些非常實際的例子，告訴我們調查報導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可以發揮什麼效果。這本書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標作用。如果新聞是一種專業的話，到底它專業在什麼地方？如果我們說它是一種practice的話，到底它那個practice的精神到底在哪裡？以及它的craft技術到底在哪裡？我覺得調查報導是最能夠驗證一個媒體以及從業人員，有沒有專業craft的非常重要的指標。從這個的角度來講，我們其實需要更多這樣子的書、更多實際案例，來告訴我們，現在從事這門工作的人，可以往這樣的方向走，可以做這樣子的程度。

　　我大概把這本書歸納一下，一種做的是國際的報導，不管它的現場是在Dachau(達豪)、Hiroshiama(廣島)、美萊村，或者在Cambodia(柬埔寨)；一種是在本國境內的報導，關於礦工、關於沙利竇邁、或者是車臣，或者是佛羅里達選總統的。我覺得國內的部分，更值得我們記者當作重要的參考。國際的部分要做到書上所收錄的經典報導，對國內的記者來講是不容易的，可是至少國內的部分可以先起步。

　　調查報導必須具備一些基本能力，比如說，我們的記者懂不懂看上市公司的財報？我們的記者懂不懂看立法院的預算書？我們的記者懂不懂得看法庭的公文書，或者是解密的檔案？是不是能從裡面找到一些線索？然後從那些線索裡面去追踪。

　　我在學校兼了一門課，每年普立茲獎出爐時，我都會請同學做一件事情，請他們去讀每一年普利茲public interest的得獎作品。我請他們做一件手工的事情，就是列出這個得獎報導裡面所有的消息來源。結果每一次統計下來，每一篇報導消息來源至少都在50個以上。我們回頭看看自己國內，就算是得獎的作品，有哪一篇能夠做到這樣子的程度？國外媒體投入的資源、動用的人力、看過的document、interview的對象，相較起來，我們在調查報導上面的瞭解跟努力，實在連起步都還談不上。這本書的重要性所在，除了閱讀它裡面的方向之外，還有讓我們的同業知道，這些報導是如何做到的。

　　本書有好幾種不同的文體。比如說，Seymour Hersh（西摩‧赫許）用比較全知的觀點，來寫這個美萊村的事情，我們恐怕還要經過一些分析跟解讀，才知道他所寫的這些東西是經過什麼樣的過程得到的。而這個過程是記者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跟討論的教材。這本書讓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我們在這方面所投入的資源實在太少，而且還有一段很長的學習過程。謝謝！

陳世敏：

　　我們永遠的支持者，蘇董事長，要不要就這本書先講幾句。特別是中央通訊社前一陣子出版了一本有關國際方面的雜誌，，我想你對這一方面應該有些想法，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蘇正平（中央通訊社董事長，第五屆卓新獎評審）：

　　這個階段我只講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說，當時我們鼓勵推動卓越新聞獎的時候，沒有想到會結出今天這個後果，呵呵（笑）。卓越新聞獎結合各種力量來促進台灣的新聞專業，包括出版這樣一本好書，是超出我們當時推動這個基金會時沒有想像到的一個好的成果。第二個就是，卓越新聞獎的下一部本書，不曉得有沒有辦法出一個有關台灣的調查報導，一本個台灣版的《別對我說謊》。我想假如卓越新聞獎有辦法出一本有關台灣的調查報導書籍，那這個時候，台灣的新聞專業水準，應該是已經一個達到大家所能認可的階段。

陳世敏：

　　感謝蘇董事長的期許，我們應該努力朝這個方向做。我非常同意你的最後一句話，假如能夠出這樣的一本書的話，表示台灣的新聞專業水準，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肯定。畢竟調查報導對新聞專業貢獻很大，但也是一種蠻受爭議的文體。剛剛大家已經或多或少談到，特別我們把它搬到台灣這個土地的時候，我們調查報導要做到什麼程度，真的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地方，就像剛才項國寧項社長所談的。

　　那麼，今天我們第一個階段的新書發表就到這個地方結束，在座的貴賓們在第一階段已經提出很多話題，包括如何鼓勵新聞工作者開始調查報導的第一步、體制上如何來支持調查報導，也包括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是不是也應該設立「調查報導獎」等等，非常感謝大家。在第二個階段，如果對於前面談的幾個問題還有意見的，也歡迎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