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井觀天？──台灣媒體中的國際新聞」座談會紀實
陳世敏：
接下來進行第二階段「台灣媒體中的國際新聞」。主辦單位所定的題目也是長久以來很多人共同的心聲。我們看到國際新聞的版面逐漸縮小，原有國際新聞的時段也慢慢減少。問題在哪裡？藉這個機會，請大家討論一下。
郭崇倫（中國時報副總編輯）：
我在中國時報負責國際新聞，我先講目前社會上對於國際新聞的兩個看法。一個是國際新聞做得不好：說是媒體太忽略國際新聞，國際新聞處理篇幅不夠多、深度不夠深。這個反應很多是來自於本身就掌握了另外一種語言的人，這些人不需要靠報紙或是電視的國際新聞，就能夠瞭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偶爾看到台灣媒體自然有這樣子的批評。這些批評當然是對的，那問題是如何達到國際上媒體處理國際新聞的標準，跟台灣的現況有很大的落差。
第二，國際新聞在台灣新聞界一直被視為「偏房」的角色，也就是說，國內新聞為主，尤其是國內政治新聞掛帥，政治季一到，國際新聞往往就被擠到角落，甚至只剩半個版或放到第二落去。這是在處理國際新聞時常常看到的，讀者也不會抗議或抱怨。
最近還出現另一種傾向，就是國際新聞軟性化處理，而且開始受到讀者的重視。《蘋果日報》率先開始用大篇幅處理國際新聞，尤其是圖文比大幅增加。《蘋果》剛出刊時，可以花到三至四個版面，甚至是五個版來做國際新聞。最近自由時報，每天也有一個彩色照片版來處理國際新聞，相對提高了大家對於國際新聞的興趣。我認為這是正面的事情，沒有任何貶低國際新聞的意思。但是，國際新聞在目前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我的工作時間大概要從下午兩點半開始，有同仁負責看外電，外電來源主要是幾個國際通訊社，我自己幾乎要過濾所有主要的報紙。從美國到英國，英文媒體大概都要看。還要跟海外的特派員在電話上聯繫。他們填稿單來，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就不聯絡，有特別重要的再進行討論。
目前中國時報大概有八九位海外特派員，不過不可能每位每天都通電話。我每天晚上至少有三個會議，工作壓力其實滿大的，中國時報的作法是編採合一，換言之，從決定要做什麼新聞之後，等到看到稿子，決定標題，到最後完成大樣，我才能夠離開。不同報社的作法不一樣，中時的作法是比較能夠維持原來的初衷，但花的時間會非常的多。
工作型態牽涉到我要談的下一個問題，國際新聞如何取材？國際新聞不像國內新聞，沒有所謂漏新聞的問題，重要的是你如何選擇新聞。你要選什麼？你要把哪一則新聞做大？你把哪一則新聞的各角度做完全，這個會反映在第二天報紙上所呈現的風格。各家媒體選材有時很類似，也有的時候第二天翻開報紙，發現大家做的南轅北轍。現在大家做得不一樣的情況越來越多，主要是因為新聞管道越來越多，讀者需求也越來越多元。
第二個是觀點的問題，這也是最難的部分。大家常常批評台灣的國際新聞太受國外主要通訊社的影響，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有點過去式。現在的新聞來源非常多，但未必代表有自己的觀點，最難的是我們怎樣找到國際新聞跟自己的關聯性。比如，李家同先生有一段時間一直批評台灣沒有處理Darfur（蘇丹達佛地區）的事情，問題是，Darfur的情況要怎麼樣跟台灣能夠relate起來？這是國際新聞很大的挑戰，光做新聞事件本身，讀者絕對不會想看的，做個兩天可能總編輯就開始批評：「你做這個幹什麼？」換言之，這個是一個你怎樣找國際上大家關心的事情而且跟自己能夠相連的問題。
舉例來說，歐盟一直在發展，日前羅馬尼亞等國加入，現在德國總理梅克爾擔任EU主席，這些新聞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沒有意義的話，你要不要做它，怎麼選擇它？這些都是我們每天會碰到要做的決定。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做sensational的議題，永遠不會錯，像英國皇室，做一些可怕的社會現象，特別是兇殺案，這絕對有人看。但是如此一來，你就失去了respective，你的vision在哪裡？例如，明天的國際新聞會碰到一個挑戰，就是小布希的伊拉克政策可能會轉向，你要怎麼處理它？是不處理呢？處理一點點呢？還是大篇幅處理呢？如果大幅處理，究竟他的價值在哪裡？這是我們每天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中國時報這兩年開始做國家專題，一種新的嘗試。我們派人出去採訪，希望從自己的觀點瞭解那個國家的情況，用密集的方式把一個國家的現況很快地呈現出來。結果可能褒貶不一，韓國跟愛爾蘭專題獲得的迴響還滿大的，印度比較exhaustive的地方，讀者也很有興趣。但是接下來要做什麼地方呢？有點無以為繼。我們想要突破的時候，也會碰到一些問題。
我們在海外的特派員是一個資產，但有些時候也可能是liability，關鍵在於如何motivate他們做一些事情。海外特派員跟台灣脫節的情況有時會相當嚴重。像中央社有輪派制度，能夠保持他的新鮮感，但是在一般媒體很難有輪派制度。久而久之，這些人跟台灣就會有些脫節，不知道台灣讀者想要看什麼樣的新聞。加上現在媒體的整合作業趨勢，對特派員的要求就會增加。比如說，有人提出「背包記者」，將來文字記者還要拍照片，要帶攝影機，能用internet傳真footage，這些工作將來都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不僅是海外特派員會遇到這個挑戰，地方記者也是。上述都是國際新聞會碰到的一些問題。謝謝！
楊樺（TVBS國際新聞中心主任）：
今天座談會的題目其實就是我每天都在思考的問題，我代表TVBS這個純商業電視台來討論國際新聞，我想很多的議題跟點是可以做一些擴展的。
我過去在國內跑新聞，然後大概有兩三年時間在國外採訪，之後回到了目前行政的職位，再面對國際新聞的時候，已經要面臨在目前的商業競爭環境之下做國際新聞的困難跟挑戰。
這個困難我稱之為R&B－Rating and Budget，我想這兩點基本上是電視台必須面對。就像剛才郭崇倫講的，在需要你的時候，永遠嫌你少；平常沒事的時候，嫌你人多。目前還在國際新聞領域繼續堅持的，基本上都是有理想的。這幾年媒體環境變動，國際新聞這塊很容易被當作形象在打，但是真正的資源並沒有投入。目前國際新聞的處境恐怕連坐井觀天都談不上，而是是坐井觀水。電視的國際新聞其實某些部分跟平面很像，我們必須跟國內的政治新聞、社會新聞做競爭，尤其現在SNG一開，哇，一個兩個小時連線，國際新聞可能排12點新聞、18點新聞都播不到，然後，在「十點不一樣」開播之前，可能連22點新聞也播不到，所以觀眾可能在隔天早上看到前天的國際新聞，所以我們連版面都沒有，我們完全跟時間在競爭。幸運的是，TVBS新聞團隊比較勇於爭取國際新聞的時段。
另外一點，剛剛郭崇倫也提到，就是所謂台灣的國際新聞，跟真正的國際新聞的差別。老總會問，這則國際新聞跟台灣有沒有關係？那我會說，這個世界並不只有台灣啦，很多事情是有共通性，為什麼一定要跟台灣有關係的、跟台商有關的、跟陳總統有關的、跟台灣的外交有關的，我認為沒這個必要。台灣目前對國際新聞的認知，是跟台灣有關的國際新聞，才叫國際新聞，才上得了版面；而上得了版面之後，才叫做新聞，這個邏輯是這樣子推的。在這個標準下，新聞的選擇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所以在Darfur發生的事情，對電視來講，可能永遠都不會被播出，因為真的是離太遠。在國際新聞的定義上，我們面對很大的挑戰。
電視跟平面最大的差異在於，電視的語言是畫面我們必須要有畫面，反過來講，公司會認為有畫面的才叫好新聞。但是有些新聞只是訊息、有些是議題、有些有內容、有些只是標題，往往沒有畫面就成不了新聞。
還有剛剛提到的rating跟budget。除了收視率，做國際新聞最大的限制在於預算。國際新聞可說是最花錢的單位，每次一出差可能就要上百萬。Rating的反應通常要看事件的發展而定，所以公司在排定你的新聞的priority的時候，直接面對的就是budget的問題。Budget還牽扯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國際新聞的「業務性」越來越多，包含廠商招待，或者廠商support你的budget才可能出去採訪。就TVBS而言，我們慢慢會走向公司自己的budget來做自己的國際新聞採訪， R&B對國際新聞來講，是最大的壓力。
我剛提到TVBS現在有一個「十點不一樣」新聞，盡量嘗試把國際新聞放在一個比較好的時段，這個跟R&B也有關。第一，晚上十點之後是屬於白領、收入比較高、對國際新聞比較容易理解的人的時段，所以，包括像「文茜二重奏」選在2130到2230，那我們2200到2300，這都是經過公司R&B考量的。就rating而言結果也還不錯，「十點不一樣」雖然沒有三立大話新聞好，但是收視率在0.5到0.7中間，甚至到1，也就是說台灣還是有人看國際新聞，只是我們做得不夠多、不夠好。
從跑新聞到行政職，我一直對台灣的觀眾是有信心的，只是我們自己做的不夠好。就像我剛剛講，我們現在跟李四端副總每天開會，不斷地挑戰自己，有些議題像昨天日本防衛廳升格，一般來說這個議題是不會出現在商業電視台的，但是我們把它做出來了。還有最近歐普拉她講到她自己在南非的開一所學校，幫助孤苦無依的小孩，我們也放在2200新聞來做。以目前我們在ＴＶＢＳ的策劃跟執行，我相信台灣是有國際新聞的空間，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必須跟公司抗爭。現在我們的組織也慢慢重視國際新聞的內容，我們在「十點不一樣」已經做過一年了，今年還會在繼續做下去。同時我們預計在週末開闢一個國際新聞的節目， 這兩天就會開會討論。我相信台灣是有國際新聞空間的，只是我們做得不夠好，需要繼續努力。
另外一點我想簡單講一下個人工作情況，這可以反映一下目前國際新聞的現況。早上上班之後，我們必須先review Reuters、Associated Press、NHK、CNN這些國際性的媒體，供應中午、晚上新聞時段的需要。開完會之後，我們必須到晚上的「十點不一樣」之後，才能把整個新聞完全做出來。所以我們的上班時間，幾乎是12到14個小時壓縮。就像剛剛郭崇倫講的，大家一直批評除了路透社、美聯社、NHK、CNN之外，沒有別的新聞來源嗎？其實現在新聞來源很多，包括YouTube，很多freelancer是把東西放YouTube上面，也發揮了一些影響力。我想台灣最缺就是所謂的獨立製作人，我自己以前常去外面買片，跟一些freelancer接觸，在西方國家freelancer是很正常的，甚至有association，他們自己互相交換。加上電腦資訊的進步，其實每個個人都可能是個freelancer。以前需要攝影機及cameraman，現在人人會拍既會做，所以台灣欠缺的是一個環境。曾經有人鼓勵我出去當一個freelancer，去國外採訪，但是經費還是蠻大的挑戰，但是我覺得環境是可以培養的，這是媒體自己要去反省的。
最後，我的建議是可以考慮設立調查採訪的獎項，如果有個獎，電視台就會去爭取，自然會有質跟量的改變，以卓新獎為例我想是很明顯，我們現在國際新聞的採訪也是以卓新獎做為目標，得不得獎是一回事，但是我們設立以此為目標。如果有一類似個調查報導的獎，或者鼓勵freelancer走出來，特別在我們比較少注重的歐洲、非洲，能夠做一些觀光之外的新聞接觸，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陳世敏：
謝謝楊樺。我接觸到的一些外面非新聞領域的人，總是在抱怨說，他們想看國際新聞但是沒有，不曉得在什麼地方。今天很高興聽到楊樺說，「十點不一樣」開始重視國際新聞。我個人建議一個小小技術性上的問題，就是要多做宣傳。因為在這麼多的頻道當中，一般人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他要的東西。你們經過這麼長期奮鬥，在公司裡面能夠給「十點不一樣」保持一塊土地，就要讓人家知道。否則，一般觀眾會認為不過就是個有線電視的新聞。公視也有一個完整的國際新聞節目，我們請余佳璋先生來談一下。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製作人）：
楊樺剛提到說，編輯台主管常常會問，國際新聞跟台灣有沒有什麼關聯？今天我就擠出了一個跟台灣有關聯的國際新聞，泰國股市下跌跌得很嚴重，昨天晚上泰國臨時政府出了一個新的外資投資比例的限制法案，下午我打電話到泰國去採訪，發現台灣在泰國的台商全部都受影響，情況非常慘，所以我們今天晚上決定要大做這條新聞。這就是有點連結。
台灣電視新聞當中的國際新聞，一直是處於貧民窟的現象。什麼叫貧民窟現象？它是新聞部裡面的貧民窟，它就是存在在那裡，你平常不會去關心它，但是一死了人，凍了50個人，餓死了，你會覺得它很重要，因為是國際大事。道德上公司會想給它資源，實際上給它的幫助又太少。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個貧民窟升格成為國宅？這真的需要每個電視台去努力，因為像楊樺講的，國際新聞很花錢。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國內的電視新聞硬度不足，但是我還是相信很多人願意看非洲的、歐洲的、南美洲的新聞。我曾經收過一封高中生的e-mail，說謝謝我提供他一則非洲的什麼新聞，他說他常常在看我們的節目，不是要應付老師的作業，而是因為他想知道。觀眾想知道，我們做為公共媒體就有責任應該要繼續播出。所以像剛剛郭副總提到Darfur地區的問題，其實公視播過不只三、四十次了。包括衣索比亞跟索馬利亞的戰爭，這幾天我們一直在播，這是我們的責任之一。
第二個我想講，現在還是有很多頻道，像TVBS、東森、中天也都努力在做，儘量不要把國際新聞侷限在光怪陸離、煽色腥，或者偏重趣味娛樂，大家都試圖改變，只是改變的速度可能還是不大夠，這個部分牽涉到編輯台的政策跟主管的意願。此外，我認為國內的電視新聞需要很謹慎地注意新聞的內容，包括語法。我們常在無意中，就在一個編輯翻譯的內容中提到：政府軍、叛軍。真的是叛軍嗎？萬一哪天它上台了怎麼辦？我們要用什麼角度去對待它？我們應該用美國人的觀點來看待這個新聞？還是我們應該去除這個訊息來源？不管是CNN、路透、BBC給我們的那種主觀的意識，應該用一種比較國際村的村民的概念來看，這也是我們要努力的。
第四點我想講的就是，電視的國際新聞有其獨特的重要性，例如明天布希要講話，他的語氣是怎樣，他的態度是怎麼樣，你還是要從電視上去感受那個情境；伊拉克現在到底是怎麼樣，你還是要從畫面上看到這個情境。電視國際新聞的責任在於將觀眾帶到新聞現場，去看那裡的氛圍跟內容，然後再來思考這個新聞對我們有什麼樣的意義。就像剛才楊樺所提到的，電視新聞還是需要長期去耕耘，假設我們有更多資源可以出去採訪，即使到了很重大的新聞事件現場，因為準備不足，或是不是長期在耕耘這塊領域，採訪的深度還是有限。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派出去的地方儘可能面向可以廣一點。當然成本的部分也要稍微計算一下，這可能是我們要關心的。
最後我想講的是，電視國際新聞未來的趨勢，以及可能面臨的衝擊跟變化。例如，現在進行的數位化跟網路化，讓我們的國際新聞能夠點選網路收看，不再受限於十點看「十點不一樣」，七點看「全球現場」。從去年八月份開始，全球現場退出九點戰場，移到沙漠地帶的晚上七點，這個時段大概沒有人要看國際新聞。為什麼要經營這個沙漠地帶，我們的想法除了試試看之外，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網路化，所以也許你在路上看不到，但坐計程車可能會看得到，因為現在計程車有數位的行動接收，我看過計程車司機在晚上七點鐘看五個無線台的新聞，這是access方式的改變。所以未來如果國際新聞再進一步網路化，克服版權的問題之後，那觀眾可以在半夜看國際新聞，早上看國際新聞，下午看國際新聞，不再受限於時段，這也許是作法上可能的突破。不過，如此一來，收視率可能就反映不出來。我很希望改變我們對待電視的國際新聞的方式，相信還是有人願意看國際新聞，那我們自己從業人員就要多努力一點，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卜大中（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第三屆卓新獎評審）：
我不覺得國際觀有什麼了不起，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到美國去看看，美國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沒有國際觀，連西伯利亞不知道在哪裡，更不要說台灣。國際觀只對每一個國家的菁英份子重要。我在荷蘭、比利時也碰到一些老百姓，他也不知道Taiwan，他們還以為是泰國。這些國家的人民過自己的生活，不太關心國際，所以台灣的國際觀其實已經算不錯了。曾經有個奧地利的女記者到過大陸採訪，又到了台灣，新聞局請她吃飯，找我們做陪。她起來第一句話說，她說：「我已經在台灣一個禮拜了，我很驚訝你們有這麼高比例的人在國外拿到學位，有這麼高比例的人曾經去國外旅遊過。在奧地利沒有這樣子，老百姓沒有這樣的機會跟程度。」，她對此非常驚訝。所以你說台灣的國際觀高不高，其實我覺得已經很高了，如果以平均人口來看的話，這是我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個關於媒體的國際觀，我覺得背後有所謂的後殖民主義的一個心態及罪惡感在裡面：我們的國際觀是不是都copy美國？我們是不是copycat？所以一定要說得跟美國不一樣，美國說阿富汗沒問題了，我們一定要說阿富汗是下一個伊拉克，馬上要打內戰了。伊拉克戰爭開打時，美國說打伊拉克幾乎得勝了，快打下巴格達，我們偏要說，巴格達是一個陷阱，已經準備好打巷戰，美國軍隊陷入巴格達之後就會慘敗，但事實上並非這樣。結果變成，你如果聽美國的，照美國的話來登，你就落入copycat。如果你非要跟美國不一樣，你就落入了另一個對待。國際新聞主要分兩類來講，一個是報導，一個是評論。報導部分，你選擇什麼新聞？你從哪裡選擇？從美國選擇，從英國選擇，那是西方觀點；你從半島電視台選擇，是中東觀點；從北京的觀點來看世界也可以。那這麼多觀點你怎麼辦？為了反美國，所以選擇北京觀點，那還是別人的觀點，也不是台灣觀點。影響世界最大的力量還是美國，所以為什麼有些反美觀點的國際評論常常出錯，因為是美國在控制這個世界，你不根據它的觀點來看問題就容易會錯，因為她按照她的作法做而且做到了，那你的觀點就錯了。
蘋果日報每隔一段時間會做一次讀者意見focus groups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國際新聞看的人在第一落新聞裡面是最少的，只有知識程度比較高的人會看，一般人是不看的，所以是不是一定要觀點的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要為此煩惱。以全球化為例，有人主張世界是平的，我們應該搞全球化；有人主張全球化的結果造成貧富差距拉大，所以反對全球化。導致媒體在這個問題上非常矛盾，為什麼會矛盾？因為焦慮：我是不是被美國牽著鼻子走，我是不是被美國欺騙了……這樣的一個焦慮。但是我們又沒有能力找一大堆記者去發現真相，發現跟美國傳播的不一樣的真相，所以焦慮就變得更嚴重，就是你找不到反對美國觀點的事實，來對抗美國。不過，我現在發現有個好現象，就是台灣有越來越多的媒體，引用歐洲或阿拉伯世界媒體的觀點或新聞，這樣也許很好，但還是沒有台灣觀點。不過，我覺得媒體沒有義務也沒有責任提供觀點，媒體的責任就是提供事實，即使事實有可能是美國說的事實，或者阿拉伯說的事實，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所以我認為大家應該把觀點的焦慮放下，我看到很多媒體在方面的矛盾、焦慮，我今天把這個焦慮講出來，抒發我很久沒有發出的怨氣。謝謝！
這的確是件很困難的問題，每位新聞工作者在做新聞選擇的時候，究竟要不要有觀點？如果有，是哪一種觀點？這總是一個天人交戰的時刻。中央社的駐外特派員特別多，國際新聞也一向是重點，現在我們請蘇董事長來談一下。
蘇正平：
就這個台灣人到底有沒有國際觀這個問題，我的觀點跟大中比較接近，台灣因為地方不大，外國的資訊進來的速度快，台灣人又喜歡旅行，相對於其他國家，例如德國，平均台灣人的國際知識都比他們高。我相信很多住在美國的人大概也有類似的感覺。不過假如從對於國家社會影響比較大的菁英份子階層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國際資訊或許並不缺乏，但是對於國家社會發展重要的知識、訊息或討論，我覺得卻是相對不足的，而這個部分包括政治人物及媒體。
這一方面的不足，其實有其客觀的環境存在。因為台灣在國際社會或國際政治是非常孤立的，導致我們所關心的事物或新聞，還是在於跟自己有點關聯的，所以大家會問這條新聞跟台灣有沒有相關。我們在國際場合很少出現，在重要的國際新聞上被排除在外，所以就比較少去處理國際新聞。這是國際新聞面臨的限制。
中央社是由政府設立的財團法人，所以相對地在國際新聞方面投注相當多的人力。從台灣派出去的海外特派員有23位，再加上一些freelancer，共有35位左右。中央社的國際新聞基本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國外記者發回來的新聞，另外一部分就是國內編譯人員所編譯的的國外新聞。就國內編譯的國際新聞來講，我認為中央社跟國內的媒體可以有更好的分工合作。就我瞭解，最充份利用中央社所編譯的國際新聞大概就是蘋果日報（陳世敏補充：花蓮更生日報也是）。
據我瞭解，國內的報紙早期營運的情況滿好的，所以可以養一批相當多的編譯人才，而當時他們對中央社所翻譯的新聞也不太放心。所以自然會希望自己翻譯外電，然後在自己的版面擺上自己的翻譯出來的新聞。這一方面，我認為可以有更好的、更有效率的處理方式。當然，中央社翻譯出來的新聞足不足夠、取材好不好，都還可以跟客戶之間更好的溝通。報紙可以訓練一批自己的staff，但不是翻譯新聞，而是去組合翻譯出來的資訊，甚至自己做採訪，來報導國際事物。這麼做的好處是，比較能夠克服這些資訊跟台灣是否有關的問題。例如，從台灣所關注的議題出發，去找相關的國際新聞，從相關性切入，這樣才有辦法引起讀者的興趣。這個部分，光是外電沒有辦法滿足你的需求，如果有一群staff去處理當然會比較好。
國外的特派員本來必須扮演這樣角色，中央社在這方面跟幾個報社的特派員相較起來並沒有更強。特派員在當地時間長的好處是對當地的語言非常精熟，對當地的人跟事非常瞭解，而壞處是容易跟台灣脫節，對台灣關心的議題，或是對台灣長期發展的過程，也沒有適當的appreciation，所以會脫節。不過，中央社長期以來訓練記者去處理spot news，所以針對某些issue能夠做長期追蹤、寫比較好的背景分析或追蹤報導的能力，坦白來講是相對地比較弱。中央社的海外記者平均大概三到五年就要輪調，假如這三到五年剛好只處理我們哪一個部長去訪問，當然非常不值得，是浪費資源。所以這幾年我們強烈要求海外記者必須要有自己的報導。而新聞切入的角度不一定跟台灣有直接相關，可是是台灣民眾關心的議題，從這個角度出發處理當地的國際新聞。
國外的通訊社如果有類似的稿子常常會被報紙引用，因為國外有非常多的regional newspaper，通常沒有很強的國際部門，所以會直接引用通訊社類似的特稿。在台灣，重視國際新聞的大報比較不願意用中央社的稿子，而是希望用自己的記者的稿子。我們一方面希望中央社的記者多處理一些相關議題，另一方面這些稿子又沒有explosion的機會。為了處理這個狀況，所以中央社從兩年多前開始發行《新聞大舞台》，說一方面考慮到台灣對於國際資訊及議題需要更多的關心；另一方面也是給中央社駐外人員操兵，提供explosion的機會。
我們一方面希望中央社的國際新聞可以發揮得更好，另一方面，做為國內媒體新聞的提供者，也希望未來大家有更好的合作，如此一來對台灣的整體國際新聞的環境也可以有一些幫助。
閻紀宇：
作為國際新聞的第一線或第二線的工作者，有時在社交場合被介紹是中國時報翻譯國際新聞時，對方的反應通常都是：「那你英文一定很好。」這時我心裡面就會有兩聲吶喊，第一聲：我是在報導國際新聞，不是在翻譯國際新聞；第二聲：我好的絕對不只是英文而已。
國際新聞的工作者，不管是編譯或撰述委員，每個報紙的職稱不同，其實有很多種。最簡單的一種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長官給你一篇稿子說七百字解決，那就像推土機劈嚦啪啦推下去，按一下字數計算鈕，正好七百字到，就交出去，讓核稿人去傷腦筋。但如果對這個工作還有點熱情或興趣，應該像剛才蘇董事長說的，其實是可以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新聞。當某個重大事件發生時，能不能立刻掌握事件的意義？歷史脈絡是什麼？重要性在哪裡？能夠衍生出哪些跟台灣的相關性？舉個例子，去年12月30號Suddam Hasan哈珊被絞刑處死，當天上午我先看了CNN，再回頭看國內的電視台，某一家電視台即時的反應是介紹哈珊的情婦出了回憶錄，提到哈珊會寫小說，喜歡寫詩，對美國教父情節倒背如流等。這種human interest的東西當然是可以做，也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但是在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當下，一個新聞媒體如果只能做這種角度，真的是失焦，有點可惜。
回歸本業來說，國際新聞的品質其實是看個人要求，可以做到不只是翻譯而已。我個人的習慣是，早上給我一篇稿子，我會立刻去搜尋相關的各式各樣資料，不管是網路上的，或者是自己平常收集儲備的資料，我會先弄清楚歷史脈絡，並且設想讀者需要哪些background 知識，能不能在報導中帶到一點，讓讀者能更完整地瞭解，甚至讓他產生興趣。再者，這篇報導能切合事件本身的意義，並且讓文章多一點可讀性，除了交代5個W跟一個H之外，能不能讓讀者讀得津津有味。就平面媒體的編譯而言，這是可以給自己的一個要求。尤其重要的是絕對不能對外電照單全收，所謂外電，不管是AP、AFP或Reuters，其實也就是用英文寫的新聞，也是一樣有犯錯的可能性，所以我是不喜歡只用一家外電消息就報導整個事件，要儘量想辦法去參照其他新聞。尤其，科技新聞的外電特別特別容易出錯，因為牽涉到天南地北、上山下海各種不一樣的專業知識領域，就算大報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照樣會出錯。
國際新聞工作者既不是生物科技的專家，也不是遺傳醫學的專家，所以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想辦法找到第一手資料、第一手報導。這一篇論文是在哪篇期刊上發表的，就想辦法上去看一看，看不到全文，就看一下摘要。第二，研究機構在推出重要研究成果時，一定會發新聞稿，這就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所以一個國際新聞工作者真的有很多可以自我要求做得更好的空間。尤其是網際網路這麼發達，跟《別對我撒謊》這本書所呈現的時代已經很不同，因為資料來源太多，未必真的要身歷其境、在現場on spot，才能寫出事件的全貌。在某一個層面上真的能做到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而關鍵在於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麼大量的資訊，有沒有能力search and find，有沒有偵別、鑑選的能力？我認為這是台灣所有國際新聞工作者可以更加努力的方向。謝謝大家！
邱家宜：
我覺得一本好書，如果沒有好的翻譯的話，實在是很可惜，真是暴殄天物。 我們當初要選譯者時，因為我看過閻先生之前翻譯的書。我知道他是專業編譯，而且可以處理一些知識性強的議題，令人印象深刻。再者，他的綜合外電報導，看得出來都經過研究。所以，雖然是素味平生，還是請他來翻譯，並且很高興能獲得大家的肯定。
陳世敏：
閰先生剛才說明外電工作者已經不是像過去純粹的編譯而已，而是一種報導，雖然是兩個字的改變，其實是觀念上能不能改變。閰先生認為要對外電加以判斷，甚至加以改寫，某種程度也回答了剛才卜先生所說的觀點問題，不是純粹被CNN、AP牽著鼻子走，而是要加以改寫，考慮到各種的因素，包括讀者的興趣等等。
這樣看來，國際新聞報導已經不再是特派員的專利，國內編譯也在做國際新聞報導，我覺得這觀念滿重要的。
項國寧：
我認為國際新聞的處理，一方面比以前更容易，一方面也比以前更困難。容易的地方是來源跟觀點比以前豐富很多，以前大概就是把幾家通訊社的稿子譯出來，而且儘量忠於原作，在訊頭上面標明路透、美聯，一條稿子很快就做出來。現在新聞來源非常豐富，除了主要通訊社，還有其他可以取用的來源，所以不管是海外記者或是國內編譯，必須要整理跟扒梳的能力，能夠把故事說清楚，這是現在的國際新聞比以前更大的挑戰。
另一個挑戰是，市場跟品質之間的抉擇。每次我們做報紙版面的民調，國際新聞都是排在後面，閱讀率如此，收視率也是如此，一碰到國際新聞就往下面掉；碰到國內打殺搶的時候，收視率就往上面跑。在收視率跟閱報率的抉擇之下，國際新聞往往是第一個被犧牲掉的。
不過，我們可能得再問問自己是不是一定這樣？國際新聞到底做得夠不夠好看？有沒有可能讓國際新聞更好看一些，使得它的收視率閱報率不至於跌得那麼慘，並且保持基本的編輯政策，在新聞的content維持一定比率的國際新聞。平常時候，或許篇幅多寡及取材都比較無所謂，可是發生重要事件的時候還是給讀者一個完整的picture。讀者其實跟我們的編譯一樣，有很多access，但有可能是片段的，媒體的功能就是編輯的功能，經過編輯的手法使一個重要的事件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呈現，不但完整而且好看、故事性強，我想這是現在處理國際新聞最重要的一個挑戰。在重要的國際事件上，媒體不應該缺席，至少可以給讀者一個比較完整的交代。
關於駐外記者，我們過去曾經有一個理想，可是從來沒有實現過。我們希望有國際新聞的部門，就像外交部一樣有area desk，最好是世界幾大重要都市都有人，並且有輪調的制度，最後能夠調回國內，成為整個編輯部人才培養的一個很重要的階段。能夠出去國外看一看，比較深入瞭解國外的情況，然後回到國內把所看到的東西轉換成提高編輯品質的很重要基礎。這裡面牽涉到的經費是很高的，不但要考慮到記者本人，還要考慮他的家眷、教育、食衣住行的問題，所以你派一個人出去的成本要比在國內聘用一個人要高出很多倍。
這是一個很理想的作法，但始終沒有辦法完全落實，除了成本高，第二個原因是，現在國際資訊access越多，海外記者越難表現。國外記者有時候受命就一個重要的國際新聞寫出台灣的角度，其實台灣的角度也沒那麼多，如果是整理的工作，國內的編譯也可以做，而且相對成本比較低，就短期的利益來講，外派記者往往就被犧牲掉。我們的輪調也沒有落實，往往一個記者在一個地方一待就是2、30年，最後在當地退休，也沒有說真的能夠再調回總部來做什麼事情。這些現實的問題使得一個我們覺得應該是重要的人才培育的過程，或者提高品質的過程一直沒有發生。現在派出去國外的記者有時候自己都覺得滿尷尬的，到底他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一個正常媒體應該有的國際部門，在台灣就是始終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健全、完整的體質，短期來看，似乎也難有改善的空間，讓我們覺得若有汗顏。
陳世敏：
我想國際新聞在新聞界的確滿冷門的，所以存在已久的問題都沒有被討論，包括學術界也國際新聞很少碰觸，今天難得有這個小規模座談會，而且在場的都是負責國際新聞的朋友，也算是一種工作意見交換，很難得。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可以互相分享的？
邱家宜：
剛剛大家講的都非常精采，有的從理論面，有的從實務面。我的問題是有沒有什麼可能性突破，我們面臨結構性的問題，雖然有很多個人不斷地努力，可是個人力量又顯得微薄。除了像李四端的「十點不一樣」，或是佳璋在公視、崇倫兄在中國時報繼續經營自己份內的場域之外，短期之內在結構上有沒有變動的可能性，或者真的像項社長所言，短期的未來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得到一個灰色的結果，會有一些discouragement。
項國寧：
我補充說明，我所謂的灰色是想要做到我剛才講的那樣一個理想的情況：國內的分工、國外特派員的佈點、輪調，然後再調回來，完成整個人才培育階段，同時也加強國際新聞。我想要做到這個地步，短期內是不大可能的。不過如何讓國際新聞變得好看，還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間。比如蘋果日報，用很多圖片吸引讀者對國際新聞的興趣，做很多動物的、氣象的、災害的新聞，而至少吸引了一部分人，或許它不是那麼全面，不過它至少吸引一部分人的目光。
其實很多國際新聞是有趣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它，如何讓一個重要的事件有完整的故事及背景，脈絡、層次清楚。這個部分是做國際新聞的人自己應該努力的，這裡有很大改善的空間，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
陳世敏：
